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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出法源寺，为何走后门?

北京晚报 | 2021年05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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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延云

　　前年的秋天，笔者在西城区图书馆做了一场讲座，讲座结束后，沿着教子胡同往南信步游走，不知不觉，眼前忽然出现一座寺庙。深秋的日子，庙门前的银杏树林里有许许多多孩子正在捡拾着地上那一片片灿烂的树叶，欢声笑语间映衬得庙宇更显得从容和安详，仿佛是坐在马扎上看孙辈们玩耍的老人。一看庙门上的匾额，原来是大名鼎鼎的法源寺。从小生活在北京，法源寺自然是久已知晓，但我对它的了解却多半出自李敖的那本小说，却从未实地造访过，因此便进去游览了一番。寺里游人稀少，古木参天，偶尔见一两个僧侣扫地，殿宇间飘来袅袅的香气，几声清澈的鸟鸣让四周更显静谧，身处闹市却远离车马之喧，别有一番意境。

　　民国学者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有云：“因念南京寺观于古最多，经乱后能尚存，存者能如法源寺之完好者，殆绝不可得。”事实上，法源寺作为北京最古老的名刹之一，除了历史悠久，所藏佛教名物甚夥之外，其在民间留下的传说，也非常有趣，值得回味。

　　一 两次改名

　　从悯忠寺到法源寺

　　法源寺又名悯忠寺。“悯忠寺者，悯战亡将卒，以蜡封骼胔，为无所知，复借资冥冥，慰其死忠魂魄也”。始建原因与唐太宗李世民有关。据史料记载，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张亮、李世绩为行军大总管，诏亲战高丽，贞观十九年七月，攻安市城不下，诏班师。《帝京景物略》上说：“十月，帝还至营州，诏战亡士卒遗骸集柳城，帝亲为文祭之，临哭尽哀，抵幽州，复作佛寺，以资冥福，赐名悯忠寺。”

　　寺还没建完，李世民就去世了。其子高宗继位后，于上元二年再次下诏建寺，但一直到武则天通天元年才得以落成。《春明梦余录》上记载，悯忠寺有一座高阁，估计这阁楼很有规模，以至于留下了“悯忠高阁，去天一握”的谚语。唐玄宗时，安禄山史思明作乱，两个人相继在悯忠寺的东南角和西南角各自建塔一座。唐武宗时曾经有过一次兴道灭佛的举措，很多寺庙被销毁，“幽燕八州，唯悯忠独存”，这毫无疑问是沾了太宗和高宗的光，毕竟悯忠寺是先祖敕建，武宗不敢将其怎样。

　　辽代是悯忠寺兴盛煊赫的时期，多位帝后曾经在寺内斋僧建道场，并下诏修葺，辽道宗耶律洪基于咸雍六年改名为“大悯忠寺”，当时北宋使臣到燕京，必安排到寺内参观甚至下榻。金灭辽后，又大举入侵北宋，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俘获，连同后宫嫔妃押解北上，途经中都时便将他们拘押于悯忠寺内。此后，悯忠寺历遭地震、火灾而毁坏严重。元代，著名高僧隆安善显在杰出的政治家耶律楚材的邀请下，对悯忠寺“经营缔构，悉复旧观”。而明正统三年，由明英宗倡导，对悯忠寺进行工程浩大的重建：“中建如来宝殿，前天王殿，后观音阁。及法堂、方丈、山门、伽蓝、祖师堂、东西两庑、钟鼓二楼、香积之厨、禅栖之所。次第缮完，以间计者凡一百四十……”正统十年又建起了大藏经阁，明英宗下旨把一部新刊印的《大藏经》赐给寺院，放在藏经阁中。这时的悯忠寺，已经被明英宗改名为“崇福寺”了。

　　“崇福寺”改名为“法源寺”，是雍正皇帝的主意。雍正十二年，他发帑重建寺庙，正式赐名“法源寺”。其子乾隆皇帝后来亲临寺院，赐御书匾额“法海真源”，迄今依然高悬于正殿大雄宝殿之上。另外一位造访法源寺的清代皇帝是光绪，他于光绪五年三月曾到此一游。

德国摄影师海达·莫里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拍摄的法源寺

　　二 四则传说

　　乾隆皇帝封大门

　　也许正是因为清代多位皇帝曾经与法源寺结缘，所以在北京的民间传说中，经常可以看到法源寺与皇帝相关的故事。

　　金受申先生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编辑的《北京民间故事》一书中就有这样两篇。

　　一篇说的是康熙曾经想一度把法源寺取消，把和尚都撵出去，其中有一个老和尚，无论官府给予怎样的压力，就是不肯走，他天天不吃饭，只是念经。康熙的老祖母——这里说的应该是大名鼎鼎的孝庄皇太后——在宫里总是隐隐约约听见有人在念经，觉得很奇怪，找宫女四处查访，到底是谁在宫里念经，却总是找不到人，可是念经的声音还是听得见，于是孝庄皇太后又叫大臣们四处寻找，也一直未果，最后终于查到念经的是法源寺的那个老和尚。孝庄皇太后听说了，觉得非常感动，便叫康熙下旨，恢复法源寺。而雍正又拜这位老和尚做师父，并让自己的替身在法源寺受戒，把法源寺重新修建得更加宏伟，“和尚也一天天增多，每天要用四个又高又大的铜锅来烧饭”。

　　这则传说真的只是故事，完全经不起考据。最简单一点，康熙皇帝的父亲顺治帝不仅曾经在法源寺内设戒坛，而且康熙本人还曾赐御书匾额“觉路津梁”和“存诫”，何尝有过拆庙撵僧的举动？

　　另一则传说说的是清朝一个皇帝曾经在法源寺受过戒，受戒的那天，皇帝经过宣武门而来，一路上，道路两旁用黄绸拧成的绳子拦着，意思是不许人随便路过，“现在这黄绸绳还在法源寺里保存着呢”。说起来，这则传说倒还靠谱一些，“受过戒”的皇帝大约指的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曾经在法源寺内设戒坛的顺治帝，而黄绳设置“路障”之事，当然以杜撰居多了。

　　笔者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查尔斯·阿灵顿创作的《古都旧景》一书中，也看到了两则“法源寺传说”。

　　一则说的是雍正的母亲有一天夜里忽然听到了崇福寺里的钟声，这是宫里人第一次听到寺庙的钟声，于是她认为一定是“法源”才能带给她这样的祥福，于是让雍正将崇福寺改名为“法源寺”。

　　另一则说的是，清朝前期，每年的四月初八，法源寺总会举办盛大的集市，寺庙对外开放，但喜欢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有一天来这里拜访，从前门进去，吃了一顿斋饭。斋饭结束时，他没有按照寺规，将筷子轻轻地放在桌前，而是随意地放下，结果被方丈认了出来。方丈觉得虽然你贵为九五之尊，也不能违背寺里的规定，下令关闭前门，乾隆皇帝只好从后门出去。在回宫的路上，他颁旨下令法源寺的前门永远不许打开……

　　尽管这些传说也同样的荒诞不经，而且掺杂着更多因为不了解中国的皇权制度而产生的误解，但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法源寺与皇家的亲密关系。有趣的是，日本学者中野江汉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写成的《北京繁昌记》中，确实提到法源寺正门禁闭，禁止出入，参拜者只能从后门进出，这么说来，那些传说也是其来有自吧。

泰戈尔、林徽因、徐志摩在法源寺

　　三 三者之盛

　　建筑种植和收藏

　　清朝，由于汉官和文人墨客大都寓居城南，所以法源寺便成为达官贵人和文人墨客游览聚会的地方，纪晓岚、姚鼐、洪亮吉、顾炎武、龚自珍都曾经在这里留下过足迹。在春光明媚的五月间，法源寺誉满京城的丁香花竞相开放，吸引得很多人接踵而来。《金石记忆》中有云：早在金元，乃至明清，丁香盛开之时便常在寺内举行以丁香为题的诗会，文人在此赋诗填词，观赏作画，留下了不少名篇佳作。“民国三年丁香诗会举办，湘绮老人王闿运来京，约请在京名流百余人，聚集法源寺，为赏丁香之会，人各赋诗，会后湘绮老人绘《留春图》”。民国十三年四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京，徐志摩陪他到法源寺礼佛，“正当初夏时节，法源寺丁香盛开，香气袭吟唱通夜”，传为佳话。民俗学家邓云乡先生在《燕京乡土记》中曾经记载过他目睹过的丁香花开的盛况：“几百株老丁香，白多于紫，在五月间花事盛时，那庭院中宁静而馥郁的气氛，那淡紫、淡碧的香雾和光芒，那闹哄哄的蜜蜂，在这暖洋洋的花间徘徊过的人，我相信是终生难忘的。”

　　对于中国近代史而言，法源寺别有一番意义。这里曾经是维新派人物聚集活动的重要场所，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经常在此聚会，商议国是。南宋著名诗人谢枋得被元军俘虏后，押至大都，就囚禁在故址悯忠寺里，元世祖忽必烈劝降，被他严词拒绝。谢枋得身体虚弱，奄奄一息之际，看见寺里树立的纪念东晋时的孝女曹娥的石碑，触景生情，哭着说曹娥一个女子尚且如此，我岂能不如她，绝食而亡……想必康有为和谭嗣同在法源寺中为国家面临列强瓜分而悲愤不已、苦思救国之策时，心中一定也想到了谢叠山宁死不降的刚烈吧。

　　北平和平解放之前，法源寺被国民党军队当成兵营占据，一些居民也住进了里面，对寺内文物造成了一定损坏。此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对法源寺进行修葺，对所藏文物严格保护，使这座千年古刹迎来了新生。1955年在法源寺成立了中国佛学院，1979年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后来又接待了鉴真大师坐像回国巡展的活动，参加盛典和参观的人士达数万之众……黄濬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谈及寺庙保护时总结道：“当时寺观，实擅建筑、种植、收藏三者之盛，物为公有，重以信仰大法，又加以戒律护持，故能久存。”从这个角度讲，今天的法源寺，山门宏伟殿宇严整，丁香、牡丹、海棠等奇花异草繁盛，又收藏有经书、古碑和佛像等大量国宝级的珍稀文物，更得到国家的大力保护，不是恰恰印证了这个观点吗？

　　每年到了丁香花开的时节，不妨邀上亲朋好友，到法源寺赏花去。嗅一嗅花香，赏一赏古物，品一品那些令人浮想联翩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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