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 ▏我和武汉中山公园的不解之缘
中山公园老大门仿伦敦皇宫大门。
1949年4月我在解放军北海军分区卫生队当战士，母亲景南奉命南下，经请示，同意我随母亲一同南下。我们从山东黄县出发，一路上步行、坐马车、火车，沿着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留下的断壁残垣，在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扫射下，在国民党残匪的骚扰下，到达郑州，与先前到达的父亲巴南冈会和，后乘汽车随解放大军南下。部队到达漯河时，骑兵在我们后面边追边喊：“快跑啊！武汉解放了，慢了仗就没有打的了。”这时我们才知道武汉解放了。
由于谌家矶大桥被撤退的国民党部队烧毁，我们在黄陂县城等船过府河。进城后，我和母亲还有从旅大和哈尔滨来的王兆廷、薛吉石、蓝蔚、由延春、张玉珍等同志奉命接管中山公园，母亲被仼命为中山公园军管会主任。
我的父亲巴南岡和母亲景南在“冰茹”前。
当时的中山公园周边十分荒凉，除隔壁的协和医院和斜对面的高射炮阵地，几间卖水果的草棚以外，都是稻田和湖塘。门口的一条通向航空路飞机场的狭窄马路也是坑坑洼洼。中山公园也只是一个面积不到现在四分之一的中西结合的小公园。园内除了张公亭、湖心亭、图书馆、游泳池、体育场、四顾轩、假山外，再就是两家私人茶社，一个照相馆，一个动物园。
所谓的图书馆，只是一间一百平米左右的大房子，也沒有多少书刊。动物园也只是靠体育场边上的一条小巷子，摆了些铁笼子，里面只有几只猴子，几条蟒蛇。一只狗熊还是部队在东北捡到的小熊崽子，一路打仗带到南方。熊长大了，天气又热，不能再带了。一位团长牵到公园，找到我母亲，送给了公园。那时的公园不仅景点少，而且年久失修，显得破败凋零。一汪湖水上面飘满了浮萍，水都成了绿色的，散发着腥臭气味。加上满树的乌鸦、鹭鸟随处拉屎，满地都是鸟粪，腥臭刺鼻。每天开业，茶社的工人就不得不用长竹篙驱赶乌鸦，免得把屎拉到游客头上。
我与父母及表姐夫张奋（公园第三任主任，主持1954年大水后扩建公园）及表姐颜文鸳.
当时公园的政治情况也很复杂，国民党的飞机经常来轰炸，隐藏在职工队伍中的国民党特务，反动帮会头目，到处散播谣言，说国民党不久就会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卷土重来，搞得人心惶惶。留用的旧职员对军管会的干部也是心存戒备，不敢过多的接近我们。我们军管会的干部只有几个人，只能充分地依靠留用人员，启发他们的觉悟，打消他们的顾虑。
公园管理处设秘书股，股长是大连来的王兆廷，管理日常行政事务；宣传股，股长是从哈尔滨来的蓝蔚，负责对公园职工和私营人员的宣传教育，及大型活动的组织工作。当时的宣传股网罗了一批艺术家，如：黄勤益、张季友和何去非等，他们后来都成了武汉著名的艺术家。
著名摄影家黄克勤先生2020年3月仙逝，享年86岁。
那时的私营老板多与封建帮会有关联。为了争取工人对军管会工作的支持，宣传股从工人中物色了一些骨干，对他们进行培训，进行阶级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
照相馆的学徒黄克勤同志（后成为武汉著名摄影家），就是我们培养的骨干。同时也抓党团组织的建设，当时协和医院刚从大学毕业的医生顾寄真，积极要求进步，我母亲就隔着围墙发展他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这在当时被传为佳话。以上这些工作，都为以后对公园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良好基础。当时管理公园树木花卉工作的是由园艺股负责，股长是技术干部蒋士敏。
中山公园工作人员，前排右一是我母亲，右二是第二任主任王兆庭（在市委副秘书长任上去世），后排左一是兰蔚（著名文物专家），第六是何去非（著名画家），第七位是薜吉石。
那时汉口体育场归中山公园管，场长是李少廷。因当时政治活动多，大型活动多在体育场举行。十月一日下午，武汉各界人民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就是在汉口体育场举行的，晚上又在中山公园门口举行了盛大的晚会。作为大会的工作人员，我有幸参加了活动的全过程。
为了迎接这次庆祝活动，公园的全体职工都被动员了起来，把公园清扫得干干净净的，到处都是彩旗飘扬。当中南局军政委员会和武汉市的党政军领导登上体育场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于今天上午成立了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人们喊着、笑着、哭着，第一次感到人民真正的当家作主了，第一次感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此情此景至今回忆起来，我仍然是激动不已。
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在“落虹桥”下划船，“落虹桥”和“冰茹”都是父亲巴南岡书写。
我和母亲在中山公园的时间不到一年。1950年母亲另有任用，我也上学去了，都离开了中山公园，但中山公园与我以及我的父母，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山公园的改造、建设和发展，亲历了一些在中山公园发生的事，如参与中山公园的军事接管，以及1951的改造，1954年的扩建，“文革”结束后的大发展等。
中山公园双龙桥旧影。
建国初期，中山公园是归文化局管的。作为武汉市文化局局长的父亲十分热爱和关心园林的事业，对中山公园的建设和发展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至今中山公园的一些重要景点，还保留着家父命名和书写的名字，如：“冰茹”、“落虹桥”等等。为了得到各方面领导的支持，家父经常邀请他们到中山公园游览，向他们介绍公园的建设和发展。
当时中南局军政委员会的邓子恢、宣传部长赵毅敏，武汉市的一些领导，都是公园的常客。在当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1951年中山公园的大改造，1954年大洪水后中山公园面积的扩大，都是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才得以实现的。特别是“文革”后期，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家父任市建设局副局长、园林局局长那段时间，为了纠正被“文革”搞乱了的园林建设方针，重建被破坏了的园林设施，他更是功不可没。
赵毅敏（中南局宣传部长，后任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和妻子凌莎（市教育局长，北师大校长）在“冰茹”前合影。
“文革”期间，公园里只能种树不能栽花，种花被批判成资产阶级情调，修正主义路线。花卉盆景被破坏殆尽。一些极名贵的盆景被砸掉，拿去当柴火烧了，公园变成了农场。“四人帮”一粉碎，家父就向当时的市委书记王克文提出：公园不能只栽树不种花，要恢复公园的花卉生产，要增加公园的人文景观，提高公园的人文底蕴，使公园真正成为人们休闲、娱乐、陶冶情操的地方。在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公园很快又恢复了花盆景生产，增加了娱乐设施和场所。在公园举办了各种形式的花卉展览，使公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充满了魅力和活力。
从1972年到1983年，我一直在市城建委员会工作，对这一时期的中山公园的困难处境和发展也是十分关心的。看到被“文革”糟蹋得破烂不堪，我也心疼。看到它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变得越来越美丽，我更是从心底高兴。解放后的六十多年来，中山公园的建设和发展，与我和我的家庭，可说是息息相关的。
中山公园落虹桥
至今，武汉中山公园已近百岁高龄，它的诞生和发展与我们国家的兴衰和发展息息相关。它见证了旧中国我们国家、民族遭受的屈辱，也见证了新中国建立六十多年来的兴盛、发展、繁荣、昌盛。它与我们的国家同呼吸共命运。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公园也将紧随我们祖国的繁荣富强建设得更加美丽。
父亲巴南冈（后排左一）与市领导在公园假山合照，后排右一是时任副市长周季方，二是政府秘书长张雪涛（？），三是市财政局长伍能光（后任副市长），前排四人记不清楚，右一好像是武汉大学校长。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上世纪30年代加彩的中山公园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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