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从善如流，虚心纳谏，在历史上是有定评的——我们或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能够像他这样对于来自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表现出无比宽容、虚心接受的态度的，没有第二个。但让人非常遗憾的是，在他的晚年，他虽然对进谏者的宽容一如既往，可在虚心接受方面却严重打了折扣。唐人吴兢的《贞观政要·卷九·论征伐》中记录了这样两件发生在同一年的事：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打算讨伐高丽，房玄龄已经病危但为了国家利益，依然上表劝止。唐太宗看到此表后叹息道：“此人病重到了这样的地步，还能为国家分忧！”尽管最终他没有听从房玄龄的意见，但他认为这是好的建议。还是这一年，朝廷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又大兴土木，老百姓不堪重负，宫中女官徐氏上疏加以劝谏，太宗非常赞赏这些意见，特地厚加赏赐，但是，同样的，他征伐与大兴土木也没有因此停止。唐太宗晚年对高丽发动的讨伐，备受诟病。而更早一些时候，其实，他对于类似的做法是持坚决反对态度的。举例说，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主管大臣报告唐太宗说，南方的林邑国，上疏的言辞不恭顺，请陛下发兵讨伐他们。唐太宗说，出兵讨伐破坏性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采用。因此，最终没有对林邑国用兵。同样的，在登基之初，唐太宗厉行节约，反对奢侈浪费。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有臣下奏请在皇宫中建一间暖阁，以改善夏日有哮喘病的唐太宗的生活质量，但唐太宗认为这会浪费许多人力物力，以致奏请再三，依然不许。为什么十多年前唐太宗坚决反对的做法——对外用兵与大兴土木，十多年后，即便是臣子们力谏，他也依然故我，甚至于成为他热衷之事？这或许与这样三个因素有关：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唐太宗的想法悄然发生了变化——更热衷于做成些什么与享受生活；二是唐太宗最为信任的谏臣魏征这时已经辞世，因此，臣下进谏的力度和影响急剧下降；三是在封建社会中，帝王之人的意志，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动摇、改变。贞观初年，唐太宗还只是刚刚登基，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危机感，一心想着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搞上去，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自己能够做一个流芳百世的明君。因此，他力主休兵息战，发展生产。什么扩张版图，什么个人享受等等，都被他所排斥。而与此同时，诸如魏征这样善于进谏也勇于进谏的忠臣与诤臣的存在，也对他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太宗或许已经感觉到了衰老正在到来，尽情享受生活因此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而没有了魏征，唐太宗的个人意志便失去了一个能够有效制约的因素。因此，早年不会发生的事儿，在他晚年发生了。这其实是封建制度“胎”中带来的毛病：权力的高度集中，没有真正能够制约的制度性的力量。当唐太宗们头脑还算比较清醒，又有魏征这样的臣子的存在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肆意妄为会少一些；而当他们失去了理智——通常表现为年事已高、自觉属于自己的日子越来越少，急于做成些什么的时候，荒唐之事就有可能一桩接一桩，从而将整个国家带入危险的境地，让老百姓遭受厄运与痛苦。因此，唐太宗的“叹而不从”真的值得我们很好地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