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溥仪《亲笔回忆录》丨中国嘉德2021春拍
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
亲笔回忆录
纸本（一冊四十九页）
1956年作
26.5×19.5 cm
说明：本手稿含一册四十九页，两万五千余言。详情请参考本公司单行本《溥仪亲笔回忆录》。
估价待询
爱新觉罗·溥仪《亲笔回忆录》，是群众出版社《我的前半生》一书成书之前，由溥仪亲笔撰写的唯一完整写本，是后续一系列书籍最早最根本的源头。后来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与其一脉相承、接续嬗递，构成这部名著奇书的次生成稿链。
如果说《我的前半生》是精美绝伦的瓷器，它以前的各个版本便是烧制程度不同的半成品，而这部溥仪《亲笔回忆录》则是泥胎，最本源的开端。这部可遇而不可求的珍贵史料，为《我的前半生》的出版研究、溥仪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到了“9.18”，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后，日寇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便来天津见我，要求我赴东北主持一切，并用“尊重领土主权，一切由我自主”的甜言蜜语施行了诱惑。而这个无有一些民族气节的我，竟昏头昏脑地认为这乃是“恢复清室祖业”的千载难逢“好机会“，于是就完全答应了土肥原的要求。
由于我的封建主义、利己主义的思想占了上风，所以我不论遇到什么事情，首先总是把我个人的利害放在第一位，我是非常的害怕自己的地位动摇和我个人生命的危险，所以才会这样全无一点民族气节，唯唯听从着日寇的吩咐。
我感到新中国的一切伟大政策，就好像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的大熔炉一个样，不论是什么顽铁、怎么杂质的恶矿石，只要一进入其中，没有不能熔化的东西，使我真是没有法子可以说明我对党和毛主席并祖国人民政府的感激心情。
上次曾有英国的记者来问我：“你是个中国历史上的最后末一个君主，你对你现在的处境，不觉得悲惨么？”我答道：“不对。我有着和这正相反的见解：我今天在人民新中国，正是我平生最为幸福的日子，而过去在清朝和伪满时代，才是我最悲惨的日子呢！”
《我的前半生》
最早的源头找到了
文/孟向荣（节选）
（前略）“死不死、饶不饶、放不放”，一直是被关押改造的末代皇帝心中无法卸掉的包袱。他不断地观测“气象”，找寻对自己有利的蛛丝马迹。“好运”终于露出征兆了。1956年春节刚过，“所长召集了全体战犯，报告国内的建设情况时”，宣布“政府决定，不久要组织你们到社会上去参观……”，溥仪开始“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又表示“至少感激是真实的。这个安全信号是来得多么受欢迎啊”！“安全信号”对于“不相信人民会对我宽大”的溥仪来说，犹如旱壤逢甘霖。
1956年3月5日至7日，末代皇帝等伪满战犯由抚顺战犯管理所组织参观了抚顺地区。他在平顶山煤矿接受了在一次日寇大屠杀中仅存的五岁小女孩─共产党员、幼儿园所长方素荣的忆苦思甜教育，了解了一些他当儿皇帝时所不知道的日本军国主义对东北人民犯下的血腥、残暴罪行，以及方素荣呈现出的“你们既然放下武器认了罪，我可以不提起那些……”的宽大胸怀。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谈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时，他以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为鉴戒，提出了对战争罪犯“一个不杀”的主张，并点名说：“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也不杀。”7月2日，溥仪在沈阳为审判日本战犯出庭作证。他在作证时，产生了履行“光荣任务”（《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语）的责任感。
8月18日，英国路透社记者漆德卫第一个作为西方人获准采访溥仪，此后，法国记者、加拿大记者纷至沓来。据抚顺战犯管理所《加拿大记者来管理所访问溥仪情况报告》所载，末代皇帝接受采访时说：“我认识了我的罪恶，是应该受到祖国严惩的……多年来政府没有立即惩处，并在各个方面给以宽大，这是我想不到的事……”此时，末代皇帝的心里是踏实的。
所有春风化雨的征兆和末代皇帝的及时感受，都指向他将走向新生。然而，溥仪可以通过认罪材料坦白自己在伪满十四年的汉奸罪行，而全面彻底地梳理自己的前半生，他就有了种种的思想顾虑。
对于从《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到《灰皮本》的中间环节，笔者稍加揣测：溥仪于1956年9月完成了这部手稿，所方以及溥杰、其他伪满战犯等都认真地阅读了《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经所方安排，溥杰等人开始搜集材料（笔者按，前文所引李福生文章曾叙述了所方为撰写《灰皮本》创造的各种条件），1957年夏天，正式搦笔和墨，创作这部后来震撼世界的名著奇书《我的前半生》第一个图书版本《灰皮本》。
《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和《灰皮本》是一奶哺育的血亲。以下举例加以说明。从文本框架结构上看，这部手稿不同于一般的认罪材料，它具有史传体例的断限、标目和编次，亦具有时间、地点、人物等史传要素，并且初塑了后来产生的《灰皮本》的纪传骨骼。
从撰著内容上看，《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云：“当我六岁的时候，便由隆裕太后给我物色好毒化我灵魂的工程师启蒙老师，一起初由陆润庠、陈宝琛教我的汉文，伊克坦教我满文，后来又加上朱益藩、徐坊、梁鼎芬教汉文，再以后英国人庄士敦教我英文，我是由六岁起一直念书到了十七岁。”
《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引述儒家学说：“乱臣贼子天下得而诛之”和“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鹘之逐鸟雀也”，《灰皮本》在相应的表述位置，仅仅引述了前句。在行迹上，如溥仪在紫禁城偷出法书名画和善本古籍，在天津做寓公，在大和旅馆受到板垣征四郎的威胁，与日本人签订各种卖国条约，到日本访问接回“天照大神”，等等，两部作品何其相似乃尔。
从撰著风格上看，群众出版社于2011年公开出版的《灰皮本》第一次印刷的“出版说明”云：“……溥仪在'灰皮本’中，以他特有的、淋漓酣畅的反复唾骂自己的'狱中风格’，强烈地表示了一个'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末代皇帝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决心；也坦陈了自己永远听党的话、跟党走，永远忠诚于毛主席的坚定信念……”阅读了《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便清楚，这也是这部手稿的撰著风格。
从语言表达上看，溥仪很喜欢使用的“万死不足以蔽其辜”的成语，从这部手稿到《灰皮本》乃至李文达“另起炉灶”的本子，都存留下来了；而“一起初”“野望”“择尤”等语汇，《灰皮本》尚大量使用，“另起炉灶”以后的本子则绝迹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群众出版社在出版《我的前半生》系列图书（按出版顺序指《我的前半生》1964年版、《我的前半生（全本）》2007年版、《我的前半生（灰皮本）》2011年版、《我的前半生（批校本）》2013年版，还有一部群众出版社编2013版《我的前半生（图录）》）时，如前文所述，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认识：《灰皮本》是《我的前半生》的祖本，即原汁原味的《我的前半生》。《灰皮本》第一次印刷“出版说明”云：“由于溥仪的写作环境、写作时间、写作思想和能力的局限，使得《灰皮本》的质素与'另起炉灶’以后的书稿有很大区别。
《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系列图书，左上起依次为：
1.《我的前半生》题字
2.《我的前半生》早期版本
3.《我的前半生（未定稿）》1962年版
4.《我的前半生》香港文通书店1964年版
5.《我的前半生》1964年版1964年印刷
6.《我的前半生》1964年版1981年印刷
7.《我的前半生》1964年版1982年印刷
8.《我的前半生》1964年版1987年印刷
9.《我的前半生（全本）》2007年版
10.《我的前半生（灰皮本）》2011年版
11.《我的前半生（批校本）》2013年版
12.《我的前半生（图录）》2013年版
但它毕竟是溥仪在监狱里，真实地呈现自己接受改造的精神状貌，为典型的'现在进行时’作品；从文字记录当时就有的评价和后来在成稿链中产生的地位而言，它为在中国乃至世界上宣传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战争罪犯事业的伟大功勋发轫。”这是因为当时并未开掘出新的史料，引用的史料较陈旧，现在由于新史料的发现，证明了以前的结论并不正确，也就不应该在出版《我的前半生》系列图书时仍然坚持旧说。
新的表述不宜推翻旧说，但要对旧说加以补充修正：作为一部原汁原味的《我的前半生》成书之前，还有一部两万五千余言的“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稿子，后来的《灰皮本》与它一脉相承、接续嬗递，构成这部名著奇书的次生成稿链。
也可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我的前半生》是精美绝伦的陶瓷制品，它以前的各个版本是烧制程度不同的半成品，《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则是泥胎。另外，传统的说法是“最早的《我的前半生》的基调，即'我罪恶的前半生’”，因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伪满战犯等，都回顾自己的历史，反省自己的罪恶，撰写“我罪恶的前半生”之类的交代材料，故有人认为《灰皮本》应更名《我罪恶的前半生》，这在政治、历史大局上讲得通，但现在就清楚了，就溥仪个人的撰著经过而言，倘将《灰皮本》更名，宜称《我是怎样由鬼变人的》。自从《我的前半生》1964年公开面世，论家们反复强调在溥仪身上反映出“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道理，现在也清楚了，这句话的源头为溥仪本人的表述。
新史料与旧史料常常是相因相依，可以相互勘补的，使得《我的前半生》的成书史内容更加丰富、更加完善。也因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新史料的出现，新的知识为《我的前半生》的研究和出版、溥仪研究、改造战争罪犯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动力。
原载《中华读书报》2018-0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