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道惊城《一读就上瘾的明朝史》锦衣卫和南北榜

在处死蓝玉之后，朱元璋虽然宣布不再追究“胡蓝”两案，但朝堂上大多数人心里恐怕是不敢信的：皇位宝座上的那位爷可是出了名的喜怒无常，你要是轻信了他的话，恐怕第二天就要全家老小上刑场了。

看着朝臣们唯唯诺诺的样子，朱元璋大概也知道自己的信用早就破产了，所以也没多说什么。在发布了《逆臣录》之后，朱元璋又宣布锦衣卫不再负责内外刑狱，将权力交还给刑部，等于是彻底废除了锦衣卫这一机构。

朱元璋虽然可怕，但历史上的强势帝王并不少见。在客观条件具备的前提下，强势帝王其实比普通君主更好忽悠，因为越是强势的帝王，就越容易刚愎自用。一旦他有了自己的判断，旁人的意见就不太听得进去。所以，只要能小心翼翼地蒙住强势帝王的眼和耳，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君不见秦始皇和隋炀帝，那都是非常强势的帝王，可他们听惯了歌功颂德，逐渐走进了死胡同，当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积重难返，他们的帝国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

锦衣卫就是朱元璋的眼和耳，大家虽然不太敢相信朱元璋说的话，但看他连锦衣卫都废掉了，等于蒙住了自己的眼和耳，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长出一口气：“天总算是亮了。”

哪怕是对明朝历史并不了解的人，对锦衣卫这个名词也不会感到陌生：市面上到处都充斥着以“锦衣卫”命名的电影、歌曲、书籍、游戏、食品和服装等，用现在的话说，“锦衣卫”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IP。可对于当时的官员而言，锦衣卫则一直是“血腥”、“恐怖”、“狡诈”、“狠毒”和“无孔不入”的代名词。

如果我们用一种官方说辞来介绍锦衣卫的话，应该这样说：“锦衣卫的主要职责是保护皇帝、刺探敌情、监视百官、暗访民情，他们是大明的007，也是封建时代的克格勃。”可实际上，锦衣卫的权力比我们所了解的任何特工组织都要大，他们不但有上述各项职能之外，还拥有扣押、审判和处罚的特权。换言之，如果锦衣卫铁了心要整死某位官员，那根本就不用上报其他部门，只要向内部领导通个气就行。

官员最害怕的就是特工。如果皇帝派了特工专门针对某一位或某几位官员，对方肯定会吃不香睡不着的，更别提这伙特工还有自主杀人、便宜行事的权力。

就拿“洪武四大案”来说，其中都有锦衣卫活跃的身影：在“胡惟庸案”中，认定胡惟庸意图谋反并实施抓捕的就是锦衣卫；在“空印案”和“郭桓案”中，拿出官员贪赃枉法罪证，亲手拿下第一批涉案官员的也是锦衣卫；在处置李善长的时候，是锦衣卫亲耳听到李善长说出“你们看着办”的不忠言辞；在“蓝玉案”中，是锦衣卫指挥使蒋瓛实名举报蓝玉谋反，这才有了后来的大狱。

无论锦衣卫提供的罪证是真是假，我们都必须承认一点：当朱元璋与官僚士绅和淮泗功臣们处于僵持阶段的时候，锦衣卫往往能像“惨案开瓶器”那样，为他们的皇帝主子破局。

朱元璋为什么要废掉锦衣卫呢？这可不是老朱欲盖弥彰忽悠人，而是他真的用不着锦衣卫了。皇太孙朱允炆上位，所能倚仗的就是这帮官员和功臣，现在派锦衣卫查他们，等于是给皇太孙拆台，朱元璋并不希望看到这种场景出现。

都说朱元璋权势滔天，想杀谁就杀谁，可他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始终明白应该以大局为重。必要时，哪怕自己受点委屈，哪怕国家暂时性地蒙受一些损失，也不是不能接受的，此时万万不能乱，一切以权力平稳过渡为主。

可“树欲静而风不止”，总有不长眼的人，看朱元璋天天往佛堂钻，就以为他已经改吃素食了，那颗蠢蠢欲动的心终于无法按捺，以至于又搞出了大新闻。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二月，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主持殿试，这二位老兄一共录取了五十一人。单看数字没问题，可这些人全部都是南方学子，北方学子一个都没录取。

二月殿试被称为“春榜”，意即春试名榜。在五十一人名单出来之后，北方学子怒称其为“南榜”，痛斥朝廷不尊重北方人，是分裂亡国之兆。

从古至今，读书人都是惹不起的。北方学子这么一闹，整个南京城立刻谣言满天飞，刘三吾和白信蹈成为漩涡中心：有人说他们收受贿赂，也有人说他们歧视北方学子，还有人说他们意图分裂国家。

春榜的南北比例为51比0，这是大明前所未见的奇事，自然也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

最初，朱元璋并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成立了一个十二人组成的调查小组，命他们重新阅卷，酌情增录一些北方学子，争取大事化小。可这个调查小组查来查去，给朱元璋的答复居然是“刘白二人没问题，这五十一名学子全凭真才实学录取，北方学子水平太差，且有许多不敬言辞，根本不足与南方学子争锋。”

看到这个结语，朱元璋当时就火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朕的年纪大了，智商也降低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没了你们，朕的皇太孙就坐不稳江山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没了锦衣卫，朕就拿你们没办法了？

同年五月，朱元璋正式宣布：刘三吾和白蹈信是“蓝玉余党”，刘三吾更在十多年前为胡惟庸鸣冤，是一个潜伏在忠臣之中的反贼，被发配西北。“十二人调查小组”中有一人被杀，九人发配，仅两人幸免于难，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南北榜案”。

后世在谈及“南北榜案”的时候，总是会指责朱元璋滥杀无辜：北方多战乱，江南则是鱼米之乡，两地经济情况不同，北方学子不如南方学子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谎言千遍即成真理，六百多年前官僚们的辩解之词，到了今天居然还能有市场，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在聊“南北榜案”之前，我们首先要简单科普一下大明的科举制度。

大雄是一个读书人，他需要参加的第一次考试叫院试，参加考试的学生叫童生；

院试过关之后，大雄就可以被称为秀才，然后继续参加第二次考试，也就是乡试；

乡试过关之后，大雄就可以被称为举人，然后继续参加第三次考试，也就是会试。

会试需要前往京城赶考，考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通过会试的人还需要参加最后一次考试，那就是殿试。

大家可以看看大明读书人的上升之路，哪一步容易？

如果我们类比一下，院试是小考、乡试是中考，然后全国选出几百个中考精英前往首都，参加由省部级高官主持的高考，最后再参加由领袖亲自出题的殿考。

能走到最后一步的人，哪怕个体上依然有差距，但他们绝对都是同一档次的人才，怎么可能出现北方学子全军覆没的情况呢？辽阔的北方选出几百个学子，难道连一个人才都没有？这根本不符合概率学，也不符合现实逻辑。

都说南北差距极大，可事实真是如此吗？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

“南北榜案”发生于洪武三十年，也就是大明建国三十年之后，而北方的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和陕西等地更是在洪武元年就被明军光复了。随后，朱元璋一直从江南吸血供给北方，这一政策延续了七十年。

从洪武六年开始，移民不断从山西迁往中原各地，人口同样不是问题。我们就算从洪武六年开始算，到洪武三十年的时候，北方也有二十四年的时间安心搞发展，更有来自南方的补助，再差又能差到哪去呢？

要说南北方有差距，这是没问题的，可要说南北方差距极大，以至于北方第一名到南方排不进前五十，这显然是信口雌黄。

更重要的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一篇好文章有大体的标准，但关于多篇文章的排位问题，如果没有事先磋商，是不可能得到统一答案的。

当我们从选秀节目中听到一首好歌时，都恨不得导师立刻按键转身，可有些导师就是不转，你能说导师们不专业吗？并不是，因为审美是多样的，一首好歌无法满足所有导师的要求，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把这个类比具体到文章范畴，答案也是一样的。

“十二人调查小组”中为什么会有两人幸免于难呢？是因为这两人选出了一些可以录取的北方学子文章，但小组长最后给朱元璋的却是那样一个回复，这里面的弯弯绕还用多说吗？

朱元璋组建调查小组的用意已经很明显了：你们说南方学子比北方学子强，朕不想就这个话题跟你们争论。但能走到最后一步的学子，甭管他来自南方人还是北方，那肯定都不会是个混子，肚子里必然也是有墨水的。你们从中挑出几个不那么差的，把这次危机公关做好，朕也就不追究了。

可问题是：南方官僚们抱成一团，非要和朱元璋面对面交锋，这不是找死是什么呢？

朱元璋早就承诺过：以后再不追究“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但在给刘白等人定罪的时候，却依然说他们是“蓝玉余党”，那就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南方官僚们：“你们不是以为朕改口吃素了吗？现在朕继续耍流氓给你们看，玩什么歪招、邪招、怪招，统统放马过来，朕随时奉陪！”

如果是别的事情，朱元璋或许还会看在皇太孙的份上忍让一二，但如果事关科举，朱元璋肯定不会给任何人面子。为什么？我们在大明数据化的那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朱元璋想打造一个数据化的大明，就必须有刚直不阿的人为他跑腿干脏活累活，而朱元璋确定科举成为当官的唯一途径，并将殿试当成最后一关，就是要将决定官员升迁的权力攥在自己手中。

现在可倒好，居然有不怕死的人胆敢打教育系统的主意，从人才身上动脑筋，朱元璋怎么可能容忍呢？这是挖大明立国的根基啊！

从性质上来看，“南北榜案”其实远比“洪武四大案”更严重。官僚士绅蛀空国家，杀掉他们换一批就是了；文臣武将威胁皇权，也只是某个或某几个皇帝遭殃，于大明国本无碍。可教育系统一旦出问题，整个国家就会逐渐变成一个歪脖子树，长出来的果子也都是歪的。久而久之，大家都会以“歪”为荣，以“正”为耻，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未来吗？

如果“南北榜案”早几年爆发，那么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就应该是“洪武五大案”了。可朱元璋既然已经打定主意不再兴大狱，就不会随意犯禁。所以他只是从源头斩断了南方官僚们伸出的手，却并没有砍他们的脑袋。

如果“南北榜案”早几年爆发，那么刘三吾和白信蹈就不会只被判处流放了，他们全家老小一个都别想活下来。可朱元璋既然决定给南方官僚们留点面子，自然就不会赶尽杀绝。

除了清理啃食教育系统的蛀虫之外，朱元璋还要考虑团结北方的问题。

回望中国历史，早在西晋末年的“衣冠南渡”时期，南北矛盾就已经是极大的问题了。留下“三定江南”典故的南方士族重要人物周玘甚至在临终前对儿子说：“我就是被那些北方人给逼死的，你如果不能为我报仇，就不是我儿子！”

很多人都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在客观上说明了一个事实：在南北相互歧视的传统背景下，南北分开过日子并不是什么偶然事件。从东汉末年到南宋末年，几乎是一半分裂一半统一。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说过：元廷有“人分四等”的国策，其中北方汉人被列为第三等，而南方汉人则被列为第四等。对于这个结果，南方人一直不服气：“大家都是汉人，凭什么你是三等我是四等，凭什么你是'汉人’，我就只能是'南人’？”南方官僚们发起“南北榜案”，除了欺负朱元璋年老体弱之外，也有把持国家排挤北方官僚的意思。

朱元璋是由南向北统一的天下，他的基本盘就在南方，首都南京更是江南重镇，这事要是干得不好，无异于自掘坟墓。

在“南北榜案”中唯一被处死的人是调查小组的组长张信，他说北方学子水平低，言辞不敬皇帝。

如果张信所言是真，那么问题就严重了：是谁给这些学子秀才和举人身份的？是谁推荐这些学子进京赶考的？这些人的水平如此低劣，你们在这其中有没有不可告人的勾当呢？

朱元璋干脆利落地杀了张信，就是向北方官僚们传递一个信息：“你们推举的人都很好，朕相信这其中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勾当。张信胡说八道污蔑你们，朕现在替你们出气。”

五月份解决掉相关涉案人员之后，朱元璋又在六月份重开殿试，这次他没有委任主考官，而是亲自策问，录取了六十一人，全部都是北方学子，此次殿试被称为“夏榜”或“北榜”。故此，“南北榜案”还有个别名，叫“春夏榜案”。

“南北榜案”就是南方官僚们作死试探朱元璋底牌的行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明初，南方的经济水平明显强于北方，读书人的平均水准自然也要略高一些，这是客观事实。

朱元璋虽然干脆利落地解决了这件事，但他也从中得到了启发。

“南北榜案”之后，朱元璋不再搞统一殿试，而是开始尝试按地区划分考生，不同地区的考生，所做试卷的难度也不一样。

这种划分很难做，自朱元璋起的几位明朝皇帝前后接力，终于在明宣宗朱瞻基（朱元璋重孙子）时期，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划分方式，他把全国学子分为三部分：

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五省，以及南直隶的应天、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徽州、宁国、池州、太平、淮安、扬州和广德州等地的学子为南方学子，做南卷；

山东、山西、河南和陕西四省，以及北直隶的顺天、保定、真定、河间、顺德、大名、永平、广平和延庆州和保安州，外加辽东、大宁、万全三个都司的学子为北方学子，做北卷。

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以及南直隶的庐州、凤阳、安庆、和州、徐州和滁州等地的学子为中部学子，做中卷。

三大地区的学生水平不一样，试卷难度自然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高考制度，就是在全国统考之外，学生综合素质较高的地区需要本省单独出题，以及各学校按地区分配录取名额等措施。论及源头，恐怕还要追溯到朱元璋这里。

节选自　顾道惊城《一读就上瘾明朝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