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篆刻学》：篆刻的“款识”
读《篆刻学》接近技法部分的尾声，是款识部分。款识如书法创作之落款，是篆刻创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一个人学会刻印，还不算是一个完备的印人，还得学会刻边款。老办法，还是原文照读，另加解说：署阴文款字之法，刀杆宜直立，纯用单入切刀，使字之波磔自然显露，万不可加以复刀，刻时握刀不动以石就锋，故成一字，其石必旋转多次，而其下刀之次序，则与作书完全相同，与刻印面之“文无顺逆”异。前人署款之佳者，往往似晋唐人小楷，非纯用切刀，不能得此也。
款与识的区别
“款识”的说法，起源于钟鼎器物上的铭文，唐代颜师古注解《汉书.郊祀志》说：“款，刻也，识，记也。”也就是说，其实“款”和“识”不是一回事儿。明代方以智在《通雅》指出：“款是阴字凹入者，识是阳字挺出者。”显然，这就是款与识的区别：“阴文凹入的是款，阳文挺出者是识。”这跟印面有白文（阴文）和朱文（阳文）一样，边款也一样有“款”和“识”的区别。所以，这第一段里说的阴文，就一定是“款”。邓散木先生认为刻阴文“款”，但这里所说的刻法，却不是法则，因为，除了切刀刻款，比如浙派刻款一般是切刀刻款，如图：
冲切的选择，全看风格和用刀习惯，即便成熟的印人，印款用刀也有差异，不可拘泥。邓散木先生所讲的，是自己的制款刀法，有参照意义，但不是不可更改的法则。但其中的“万不可加以复刀，刻时握刀不动以石就锋，故成一字，其石必旋转多次，而其下刀之次序，则与作书完全相同。”一段很有道理：1、刻款时，尽量不复刀；2、刻款时文字用刀顺序尽可能与书写顺序相同，以保证文字的书写性与正确性。
学边款时决定边款好坏的因素
同样，下边的草书款，也一样。草书署款，应紧握刀杆，向身切入，其转折处，并中指无名指之力，互相抵拒，左右推挤。此法全恃指力腕力，初学执刀，腕指之力未充，允宜暂缓。学边款，一定要认识到：决定边款刻制好坏的最重要因素，是印人的书法水平，向某人学习刀法是可行的，但如临帖一样，也同样要有入帖、出帖的过程，最终形成自己的边款风格。没有足够的书法造诣和用刀功力，的确可以“暂缓”。实际上，不管是楷、行、隶、篆、草，各种书体的边款署题刻制的好坏，都全看印人书法水平和用刀熟练程度。因为边款刻成，往往不可、也不能修饰，初一刀、补一刀、多一刀都会影响边款的艺术效果。熟练地刻制边款，可以提高印人刀刃、刀角的落点正确性以及行刀的果断性，还可以锤炼对边款章法的把握能力。印侧刻阳识，刱（chuàng，同“创”）自赵撝叔，杂取六朝字体及武梁祠刻石等字入之，其刻法与治印无异，亦颇为古拙可喜，吴缶庐等偶一效之，亦有佳趣。在印章边侧刻阳识，最早始于赵之谦，两汉六朝造像入款，并刻成阳文，如图：
到了吴昌硕，更以画入款，并且与印跋诗文相结合，融为一体，更加丰富和发展了印章的边款，此后，各种文字、绘画诗文素材、皆能入印了，如图：
显然，以各种书体入印或以绘画入印，决定边款成败的因素主要是印人各体书法水平和绘画水平的高下，以及对刀的控制能力。所以，单独谈方法是不可取的，更重要的，是积累和练习。
边款的定位
署款有一定之面，刻一面者，必在印之左侧，刻两面者，则始于印之前面，而终于左侧，刻三面者，则起于右侧，终于左侧，刻四面者，起于印之后面（即向外之一面），而仍终于左侧，其刻五面者，同刻四面，而终于顶上，亦有署款于顶上者，大抵印材略扁而无纽。关于这段描述，我之前曾有文论及，有“终于左侧”和“起于左侧”两种定位方法。用图片的方式最为清楚，如图：
“终于左侧”的落款方法，即不管款文多寡，最终都收尾在印面左侧，如果是五面款，就收尾在印顶或如下图从印顶开刻，最终仍收尾于左侧。
“起于左侧”则是无论边款内容多寡，都一律从左侧开刻。排列顺序同“终于左侧”的方法一样，都按顺时针方向排布，不再另图说明。相对来说，“终于左侧”更为公认。因为此种方法，相对于印章钤盖者来说，手执印章，印款落款者姓名收尾可历历在目，一目了然，便于定位，保证印蜕位置端正，方向正确。
兽纽印边款的定位
印之有纽者，当先定其印侧各面之前后左右，其法视纽形而定。如瓦纽或鼻纽者，覆斗纽，壇纽等，当以其两穿所在（谓穿带之孔谓之穿）定为左右两面。如为兽纽，则以兽尾所在一面为前面。然古铸印多以兽尾所在为前面，而凿印，则多以兽尾所在为后面，余谓兽纽单印，不妨即以尾所在为前面，如为对印，则兽首相对，而尾相背，是宜以尾之外向者刻白文，内向者刻朱文，白文以尾所在为后面，朱文以尾所在为前面乃合耳。
兽钮印常见，它的定位习惯一般以邓先生所记为准，是谓约定俗成。一对兽钮的对章（一般文人落款印多有对章，夫妇用印也有对章），则依“兽首相对，兽尾相背”的方法定位。两方印里，朱、白也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不能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