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新华百货人

《口述宁夏》 讲述宁夏人自己的历史

新华百货的前身—新华街第一百货门市部，那时我们都习惯叫“新华百货一”。尽管那时在平房里的商店不是太大，栏柜间的距离有限，但是只要进到商店里，就会有一种暖洋洋的感觉。

这种感觉来自商店里的售货员。这里的售货员服务态度好，见人面带微笑，哪怕是只花一分钱买一根针，她（他）们都会为你热情的服务，让你“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说到“新华百货一”的售货员，就不能不提到吴菊英。

吴菊英，上海人，58年支宁来到银川，是“新华百货一”的售货员。吴菊英的服务态度好，对人热情，后来是劳动模范，曾被西北局树为标兵。

记得那时门市部里贴有横幅，意思是赶超吴菊英之类。好多人都到门市部去，花一点钱买点儿东西，主要是想看看吴菊英，看看她的服务态度到底好不好。当然，最后的结果都是满意而归。

我的童年是在银川度过的。小时候，我也经常到新华百货一去买东西，也曾去看过标兵吴菊英。

文革中，吴菊英受到冲击。70年代初小吴调到了药材公司（当时药材公司归百货公司领导）。

我就是在药材公司的鼓楼门市部（那时叫药材西一部）认识的吴菊英，并且有幸和她在一班共事。

有几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记得小吴（当时我们都这么称呼她）刚来时，我听说她很特别，是因为她家夏天做饭的炉子烧煤球都是按頓数着数烧的。

那时工资是不高，商业上的工资更低，一级工的工资在工厂是42.5元，在商业则是40.50元。

小吴的生活并不富裕，一家四口人每月工资100元左右。那时我们最盼望的事就是调工资。

后来又听说，在以前一次调工资的时候，她竟把名额让给了别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那年，小吴不满周岁的三儿子生病住院。我和同一班的朱惠珍去看她。

听说孩子需要输血，小朱说：我胖，身体好，抽点血没关系。我也表示愿意输血给她儿子。

小吴坚决不同意，说怕影响我们的健康。在她的坚持下，我们俩到底没能输血给她儿子。

在和小吴交谈时，她说过这样一件事：刚到新华百货一时，一次一个男青年让售货员给拿一个胸罩。

当时的银川还很封闭，年轻人去买胸罩都不太好意思。

售货员给他以后，男青年又问，“怎么用啊？”售货员是个年轻的姑娘，站柜台时间不长，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到女售货员的窘态样子，男青年越发来劲了，手举着胸罩，嘴里说着“怎么用，到底怎么用，你说，你说呀”。

在邻组的小吴看不下去了。她走到男青年面前，从他手里拿过胸罩，说：“来，我教给你怎么穿！”

想闹事的男青年一看有人过来帮忙，又看到周围的人鄙视的目光，赶快溜走了。

小吴说，其实我也不好意思，可看到那人实在太欺负人了，就什么也顾不了了。

小吴调到药材西一部，分配在草药组里抓中药。

这个活儿的技术性很强：首先要认识中医师书写的处方中的草字，还要认识各种中药饮片，记熟近百个中药斗子的位置。

对她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很短的时间里，她拿下来了。

当时中药很缺，有时配齐一副药要跑好几个药店，有时银川市的四个药店都跑完了还是配不齐一副药。顾客为此经常冲我们发脾气。

在几年共同工作的时间里，我从未见过小吴发脾气。

即使因为配不齐药，顾客用非常不好听的话说她，她也非常生气，有时甚至气得嘴都在抖，她依然不会向顾客发火，仍旧一句、一句心平气和的给顾客做着解释。

她和我说过，生病的人心里着急害怕，药配不齐，就会影响治疗结果，这是关系到他或他的亲人生死的大事。

其实我也很着急，非常想帮他们，可是没有药，我也实在没办法。

他们冲我发发脾气，出出气，也是能理解的。要体谅他们。

还有一个人对我的影响也很大。

她叫朱亦仪，浙江宁波人。17岁时瞒着父母从家里跑出来，参加支宁大军。

65年老百货大楼开业，从大红门抽调到老大楼卖毛线。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长着一副娃娃脸，不太爱笑。

我到西一部时，只有17岁。领导安排我俩各负责一个班的收款。

交班前，小朱就把各组的售药卡上的钱数统计好了。

交接班时，实际收钱数和卡相符时，她会看着我把钱一张一张数好，放在装钱的抽屉里；如果钱和卡数不符，她会把各组的卡从头到尾再用算盘打一遍，从各方面找原因，直到账款相符为止。否则绝不回家。

她对自己是这样，对我也是这样。那时“一打三反”刚结束，营业员还心有余悸，见钱都躲着走，生怕万一钱少了找自己的麻烦。

其实集中收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想出来的办法。小朱对我的帮助，除了业务，更主要的是对我的信任，并建立了我俩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

这很重要，尤其是在商业工作中。

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什么都不明白，小朱就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地教我，算盘打不好，她就叫我用两种方法练习，一个是把625连加十遍，直到结果是6250；另一种方法是先打出123456789，然后见几打几，连加十遍以后，结果仍然是123456789，只是进了一位。

1972年，我参加了共青团银川市商业局百货公司代表大会。

这是文革以来百货公司召开的第一次团代会。大部分人都是69年以后学校分配到商业上的老三届中68级的毕业生。

除了调出去的人，留下的人基本上都成为各部门的骨干。

会后，我们在老大楼的楼顶上合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2001年，我参加了宁夏大学和首都经贸大学合办的企业管理研究生班，花名册上有新华百货的徐鸣凤和邓军。

在几年的上课学习时间里，她们总是按时到校，在班上从不张扬，甚至课间从未听她们大声说过话。

如果不是花名册上有她们的名字，电视和报纸上经常出现她们的影像，你绝不会想到她们是谁。毕业时才听说，邓军做完大手术时间不长。

前些年，我的外甥女回家了。

她是售货员，在新华百货工作了二十多年。她和我说，回家了，如果我还想工作，可以到任何一家商店去上班。只要你在新华百货站过柜台，商店老板都会欢迎你。

这就是我认识的新华百货人。他们都是平凡的人，在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创出了品牌。

她们做着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切身的事业。

文章作者系宁夏医科大学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