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茂恒 | 也说黄庭坚《石通洞》诗中的“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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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柳茂恒
黄庭坚（公元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宋代著名诗人、书法家，宋英宗治平进士，以校书郎为《神宗实录》检讨官，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同出于苏轼门下，并称“苏门四学士”，世号“苏黄”。
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黄庭坚因大臣章惇等劾其所修《神宗实录》不实，被贬为涪州（今重庆涪陵）别驾，故自号“涪翁”。
同年十二月，黄庭坚自开封陈留出发，南下江陵，西进三峡，由巫山下船，看望时任巫山县令的胞弟黄嗣直后，于次年三月下旬经湖北建始，去恩施，受到了时任施州知府的老友张仲谋的热情接待。
正值中年的黄庭坚路过建始时，于某日登上城郊朝阳观山腰的石通洞，睹眼前之春野，感世路之艰危，发人生之浩叹，便在洞壁上镌刻“涪翁”二字且题诗言志。诗曰：“古木萧萧洞口风，昔人曾此出樊笼。崖前况有涓涓水，好涤尘襟去效翁。”（载于清道光、同治版《建始县志》和道光版《施南府志》）。比黄庭坚约晚四十年的宋高宗时期官拜尚书仆射的朱胜非来建始时也作《石通洞》古风一首：“涪翁诗名垂宇宙，李杜推锋君殿后。山川草木经品题，千古佳名长不朽。中年微累谪黔中，石通曾运羲之肘。不独乡人敬重之，神物堪持百年久。我昔浯溪澹崖游，敬诵君诗三四首。至今诗价重潇湘，一字千金犹未售。石通当在伯仲间，更藉文人开尊口。”（此诗同载清道光、同治版《建始县志》和道光版《施南府志》），对黄庭坚游石通洞的题刻与诗作了高度评价。
据传，黄庭坚游览石通洞时大约是夏历三月末（据史书记载，黄庭坚于三月二十七日与张仲谋在施州相逢）。春意盎然的山野田园风光触动了诗人的情感，联想到官场的黑暗与险恶以及当下自身的处境，故而情催诗出。
诗是真情宣泄的载体。因此，意象的选择和营造，必须与情感寄托相关。“古木萧萧洞口风”，有虚有实，是景物与环境的描写。诗人不去写满目葱茏、山花烂漫的春景，而是用“萧萧”对物象“古木”、“风”加以渲染，形成意象，构成了一幅冷落凄清的画面。“昔人曾此出樊笼”，紧接起句而生。诗人由此及彼，触景生情，由因遭贬而似身困“樊笼”中的自己，想到了那个曾于此处走出“樊笼”的“昔人”。“崖前况有涓涓水”，是转换之句。这不是随意之笔，诚然是为诗的结句“好涤尘襟去效翁”之主题升华而作的铺垫。诗人从追忆中走出，回到现实，欲借崖前之清泉去涤荡自己尘俗的胸襟和烦恼，更想去效仿那个已挣脱羁绊，从此处走出樊笼的“翁”——“昔人”。
曾经有人对诗中的“昔人”和“翁”存在不同的见解，认为是两个人，即“昔人”是一个人，而“翁”是指的陶渊明。其理由是陶渊明《归园田居》中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诗句。我们应该清楚为诗之道，即遣词讲究精准，造语讲究精当，思路务必清晰，立意尚需高远。更何况名垂千古的涪翁先生！试想，在一首仅仅二十八字的七言绝句中，诗人不可能罗列几个相似意象而导致读者思维模糊，视听混淆。故本人认为，诗的结句应该是紧承前面第二句而来的。
在此，本人拟就诗中的“昔人”与“翁”之意象重点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本人认为，符合黄诗中“昔人”、“翁”之条件者应具备以下四个要素：一、能得到黄庭坚景仰推崇；二、先于其时间；三、与其同处的地点；四、与其同样的人生境况。因此，我们不妨用逻辑排除法试做如下推论。
“翁”者，老年男子之尊称也；“昔人”者，先前之人也。在作为苏门四学士中最为叛逆的黄庭坚眼里，一般的人是难以得到其景仰推崇的。
在本人见过的有关此诗的赏析文章中，对“昔人”有两种观点：一是朝阳观上的玉峰禅师，二是开田园诗之先河的东晋诗人陶渊明。本人思虑再三，总觉得这二人都与诗中的“昔人”和“翁”相去甚远，难结其缘。
据史料记载，朝阳观始建于明代中叶，距北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至少悬殊500多年。即或脱离红尘，走出“樊笼”的玉峰禅师是此观的开观之祖，也不可能成为黄庭坚笔下去效仿的“昔人”。
我们再来说说陶渊明。
陶渊明（约公元376～427），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曾做过几年官，只因“质性自然”，不愿“以心为形役”、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所以在彭泽县令任上只干了八十多天便主动解绶去职，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成为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后人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陶渊明集》传世。
从“昔人”必备的四个要素来看，陶渊明仅符合第一、二要素。但从地点来看，没有陶渊明到过建始，更没有游览石通洞的传说与记载。再从所处境况来看，陶渊明与黄庭坚也是截然不同的。陶渊明是主动辞官归隐，黄庭坚则是因官场尔虞我诈、奸佞当道而遭弹劾，身陷“樊笼”。
故本人认为，玉峰禅师与陶渊明都不应是黄诗中的“昔人”，也不应是黄庭坚心仪已久而思效仿的“翁”。但应该确信，黄诗中的“昔人”，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诗人为了寄托情感而凭空虚拟的意象，而是定有所指。那么，这个“昔人”到底是谁？
有人进行了大胆推测，目标直指李白。
天宝十四年，即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李白因永王李璘案牵连获罪，于至德二年，即公元757年冬，从江西浔阳出发，经湖北秭归，过巴东、建始，一路向西，前往夜郎。
对于古夜郎国的定位，历来为史学家众说纷纭，有贵州之说，有湖北恩施土家族之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西南之说。
清道光年间进士、时任湖北提邢按察使司和荆宜施兵备道道员的温予巺在道光版《建始县志》序中有载：“……然而洪朦之世渐远，夜郎之习日除，历代之沿革损遗，其轶事时见于他说。”
恩施州已故原巴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庆虎先生对此持肯定态度：我州宣恩高罗，在唐代的称谓是夜郎郡（又说为歌罗驿）。李白流放至夜郎，就是现在的宣恩高罗。宋时文学家黄庭坚，曾循着李白的足迹走到高罗后，写下了著名的《梦李白诵竹枝词三叠》。在词的前面有序云：予既作竹枝词，夜宿歌罗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叠，传世之不仔细，集中无有，请三诵乃得之。”
恩施州著名的文博专家贺孝贵也认为，李白确实到过恩施，其著名的“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咏月古风，便写于恩施古城北门外碧波峰上。后人称此地为太白“问月台”,以后又建“问月亭”等纪念性建筑。清朝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慕其名，曾在问月台题一联：“亭如人好，月比山高。”。清嘉庆版《恩施县志》、道光版《施南府志》对此亦有记载。这证明李白到过恩施是不争的事实。
同时，古人西行，施宜古道（蜀道之一段）是大多数人的首选之路。李白的《蜀道难》诗，亦可佐证。如果乘船逆行长江，因风大浪急，且费用不菲，故一般为官家、商贾或有钱有势者所为，普通人是难以如愿以偿的，对于戴罪之身的流放者李白来说，则更不必说了。自西向东，则可选择水路，顺水行舟。李白接到赦书后即是顺长江而下，故有《早发白帝城》一诗流传千古。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中“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说明诗人自蜀而归故乡走的是长江水道。
简言之，我们可以得出李白当年既然走施宜古道，就必经建始的大胆结论。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再对朱胜非《石通洞》诗中“李杜推锋君殿后”之句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剖析。“推锋”， 《汉语大词典》释为：“摧挫敌人的兵刃。推，通'摧’。谓冲锋。泛指用兵﹑进兵。”，亦即冲锋在前。此诗句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李杜在诗坛的地位已臻巅峰，无人匹敌，而殿其后的当推涪翁；二是李白、杜甫曾先于黄庭坚而游览过石通洞，并也曾留下文字。今天只是基于两个原因而无法可考：一是石通洞系丹霞地貌之砂岩，经过1000多年的风化而消失殆尽；二是建始虽属古县，文史资料因历史久远而湮没遗失。清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出任建始知县的袁景晖，在纂修道光版《建始县志》的序中如是说：“建邑古属荒徼，宋、元以后胥隶土司，明季困于兵燹者复数十年，文献之无徵，亦奚足怪？”。当然，杜甫因没有与黄庭坚相同的遭遇，不应纳入黄诗“昔人”之列。
如此说来，就只有李白才与黄诗中的“昔人”四要素相符了。
首先，李白在中国诗坛的地位早已确立，无疑是黄庭坚所尊崇的人；二是从时间来说，李白早于黄庭坚400多年；三是从黄庭坚西行线路看，极有可能是追寻李白之夜郎，途经建始并游览石通洞的足迹；四是李、黄都有共同的遭遇——流放、贬谪。只是李白去夜郎不久即被赦免，走出了“樊笼”，而黄庭坚却正困于“樊笼”之中。
综上所述，故本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认为，黄庭坚《石通洞》诗中那个被推崇效仿的“翁”，就是那个曾于此处走出“樊笼”的“昔人”；“昔人”者，极有可能就是那个一生桀骜不驯、放浪形骸、寄情于名山大川、被流放夜郎而不久重获自由的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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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茂恒，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恩施硒姑娘酒业有限公司文化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