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施特劳斯分道扬镳
（一）初识施特劳斯
初次听到“施特劳斯”这个名字，是我大二下的时候（2013年春），彼时我学的不是哲学，而是工程。在旁听一门有关柏拉图的《理想国》课程的时候，老师提到了施特劳斯，但我听成了“斯特老师”。
高中和本科读的都是理工科，我人文知识非常匮乏，更加就不知道谁是施特劳斯了。尽管我不知道“斯特老师”是谁，但由于大家在课堂上经常讨论他，加之比较好奇，于是在课后我就询问一位师姐，“斯特老师”是哪位老师。她听到后哭笑不得，说“斯特老师”不是某某“老师”，而是一个人名，是“施特劳斯”。他是一位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当然也是一位老师。
知道这些信息后，我对施特劳斯就更好奇了，于是网上查了一下百科，当然不是斯坦福哲学百科（SEP），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百科网站，也不是任何哲学百科，甚至连维基百科都不是。我查的是，百度百科。
但尽管是百度百科，我还是了解到更多关于施特劳斯的信息。他的名字是Leo Strauss，生于1899年，是位德国犹太哲学家，后流亡美国，先后在纽约新学院、芝加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百度百科），退休后先后任教于Claremont Men’s College和St. John’s College (Batnitzky 2021)，成名于芝加哥大学。
这就是我初次与施特劳斯相遇。在一两年后，我开始认真阅读了他的著作，他对我的影响持续了好几年，直到我不再接受他的学说为止。从初识施特劳斯到与他分道扬镳，是一个兴奋、快乐、幻想、期待、失望与离弃的过程。此后，施特劳斯就成为我反思的质料与对象。
最初施特劳斯对我的影响，并非来自于他本人，而是来自于他的学生Allan Bloom，传闻他是施特劳斯最得意的“弟子”（disciple），不仅在芝加哥继承了他的思想，也把他的思想在北美广为传播。
《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本抨击美国民主是如何败坏了大学，德国的虚无主义如何在美国落地生根的书，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支持和反对施特劳斯精神的众矢之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本得体（decent）的书，反对者认为它一点都不得体。
我当时还未留意到此书。我最初读的Bloom的作品是他对《理想国》的诠释，翻译成中文后加了一个标题：《人该如何生活——〈王制〉释义》，配套着《理想国》一起读。读《理想国》的文本是郭斌和、张竹明的商务译本和Bloom的英文译本。
“人该如何生活”这个标题对我而言就充满吸引力，因为我当时正在找寻人生的意义，我希望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人要如何活着。正是这些问题，驱使着作为工科生的我去旁听哲学系的课程。在那个渴望意义的年纪，Bloom和施特劳斯似乎给了我一定的答案。
在阅读《理想国》时，Bloom在他的释义中，向我们另辟蹊径地解释了哲学与城邦的冲突、诗与哲学之争、三次浪潮、哲学王与护卫者阶层（Bloom喜欢用Gentlemen来解释护卫者阶层）、洞穴喻等经典的《理想国》中的话题，而在老师的引导下，我也将这些诠释运用到解释我自己的生活（尽管我后来发现这样的运用并不恰当）。
Bloom在讲《理想国》时非常强调它的戏剧性，认为读者需要注意到它情节的论证，而不要只关注苏格拉底和他对话者给出了语言上的论证，要更好地理解它，我们需要预设柏拉图是不会错的，预设他已经知道真理，只是以一种方式向读者传达。而要领会这些传达，需要读者特别小心。这就是说，柏拉图在写作对话时，就已经选择了他的读者。如果我们发现文本上有矛盾或者不一致的地方，则需要柏拉图不会犯错的前提下思考为什么柏拉图要这样，他想向我们传达什么。
如果我们能够解答这些矛盾，则我们就是柏拉图选定的读者。而一般的读者，要么由于天赋不够，要么受到现代性的败坏，没有能力理解柏拉图的意图，不能把握他向我们传达的整全（the whole）。Bloom宣称要把握柏拉图的整全，我们需要在字里行间阅读（to read between lines），或者对柏拉图有自己的第一手感悟，从而像作者自己一样理解作者。
对于Bloom强调的这些前提和预设，我当时不加反思的就接受了，因为它满足了我当时的两个心理诉求。强调柏拉图不会犯错、已经在对话中写下了真理，就相当于说，通过阅读柏拉图我们可以找到人生的意义，找到人该如何生活的问题的答案。强调要在字里行间阅读柏拉图，只有选定的读者能够像柏拉图一样理解柏拉图，而一般读者没法做到这样，这相当于说，如果自己按照那种方式阅读柏拉图，自己就是柏拉图选定的读者，因而比一般读者更加智慧，这满足了以字里行间阅读柏拉图读者的虚荣心。而这两种心理诉求是很多年轻人所关切的，因此，Bloom的柏拉图解读对试图寻找意义、追求卓越的年轻人非常有吸引力。我被他吸引，自然也不意外。
熟悉Bloom的《理想国》释义的读者，一定知道Bloom是如何在字里行间推进自己的解读。以《理想国》第一卷开场为例。苏格拉底和格老孔下抵比雷埃夫斯港，观看纪念新女神的祭典和赛会，Bloom强调，这里暗示了哲学家下降到洞穴，于第七卷的洞穴喻对应。通过比雷埃夫斯港是个当时的商务中心，说明它是democratic社会的前沿。通过苏格拉底和玻勒马库斯要求苏格拉底留下的对话，说明苏格拉底面临了democratic暴政，从而也说明了哲学与政治的冲突。
不得不说，Bloom的解读确实字里行间，而且脑洞甚大，能在文本中没有清晰说明的地方，找到蛛丝马迹的联系。但这种解读方式，也不免遭遇夹带私货的诟病。有趣的是，我自己当时不仅不能清晰意识到这点，而且深深被它所吸引。
在Bloom的引导下，我逐渐先接受了施特劳斯学说的一些核心的要义，比如哲学与城邦的冲突。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一个人德性的培养先是通过习惯，不加反思地接受了德性中的that，然后等到理性成熟之后才能够运用理性知道德性中的why。但是，我并没有像拥有德性的人一样幸运，而是等理性更加成熟之后，反而意识到施特劳斯以及Bloom的解读中的why并不合理。所以，我并没有获得施特劳斯派的德性。
（二）与施特劳斯深交
在大四和本科毕业之后，以及研一的这三年中，我阅读了施特劳斯的不少著作，也是关注了北美和国内研究和传播施特劳斯的学者。如果说，阅读Bloom的《理想国》释义，让我间接了解了施特劳斯的学说，那么阅读他自己的著作，让我对他有了更深的了解。
这段时间阅读施特劳斯，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方面阅读施特劳斯的原创性著作，一方面阅读他的解读性著作，一方面阅读他的课程讲稿（参见：芝加哥大学施特劳斯中心（Leo Strauss Center））。
我印象最深的施特劳斯的著作，当然是《自然权利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这是他的成名作，也可能是他影响力最大的、被阅读最广的著作。这是他流亡美国十几年后，在芝加哥大学1949年讲座稿修改而成的著作（1953年发表），是十年磨一剑的集成之作，尽管在此之前他还出版了《论迫害与写作艺术》（Persecution and the Art of Writing, 1952）、《论僭政》（On Tyranny, 1948）。
《自然权利与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反对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古典自然正当和现代自然权利。有学者提议在施特劳斯写到classical natural right指的是自然正当，因为在古典哲学中，自然（phusis）不仅是描述性的，也具有规范性的功能，而古典哲学家试图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建立其政治哲学理论。而modern natural right指的是自然权利，因为它是由霍布斯、洛克以及卢梭开创的现代契约论传统，它不再强调正当，而只强调权利，这里的自然所指的也只是自然状态（the state of nature），而非自然本性。也正是在这本书中，他强调了古今之争（the quarrel between ancients and moderns），它在成为施特劳斯学派的基本教条之后广为人知。
我对《自然权利与历史》稍微详细的综述：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9670615/?dt_dapp=1
在《自然权利与历史》中，他认为霍布斯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但是在后来的著作《思考马基雅维利》（Thoughts on Machiavelle, 1958）中，他修正了这一观点，并把马基雅维利看成是现代性的开启者。马基雅维利是“伟大的邪恶老师”。而在论文“现代性三次浪潮”（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1975死后发表）中，他勾勒现代性危机的三次浪潮，每一次浪潮都试图解决现代性问题，却不可避免地推进了现代性，从而让现代性进入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肇始于尼采，在海德格尔达到顶峰。
为了脱离和拯救现代性危机 ，施特劳斯走了一条通往古代之路，从中世纪的古代注疏者，如迈蒙尼德（Maimonides）、法拉比（Farabi），到古代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色诺芬（Xenophon）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 。这一条路也被称之为 ，古典理性的复兴之路。这一古典理性之路，在中国特别有影响力。有学者认为，回到古典就是现代性危机的良方。甚至有人声称，现代大学中的绝大部份哲学研究者都不配称为教授，施特劳斯是教授，而自己甘愿成为助教，尼采只能是副教授，来阅读伟大的心灵留下的著作。
现代性三次浪潮，或者说现代性三次危机，所属的框架是古今之争，古就是为了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尝试。现代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现代哲人（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家），背离了古典理性的结果。这也就是为什么施特劳斯要呼吁重回古典理性 。
在我阅读施特劳斯的过程中，我比较关注的是他所谓的现代性第一次危机，它开始于卢梭对现代性的批判，但让人意外的是，他的批判却使得现代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在“论卢梭的意图”（On the Intentions of Rousseau, 1945）一文中详细的说明卢梭是如何推进现代性的。因为这篇文章，后来有位著名的学者刘小枫教授还写了一本书《设计共和：施特劳斯〈论卢梭的意图〉绎读》，在其中深挖施特劳斯的洞见。
卢梭攻击现代性的两个标准是，（1）城邦与德性；（2）自然。一方面，卢梭想要回到罗马式的古典城邦，希望通过将古典的政治德性植入现代社会来取得净化城邦的目的，另一方面，他想要在自然中寻找现代社会的基础，试图将自由、独立植入现代社会。但在施特劳斯看来，卢梭看似用了两个标准攻击现代性，实际上他唯一的标准就是“自然”，因为他不仅认为“要从人为的、习俗性的世界返于自然状态、返于自然，”同时他还认为“要从古典城邦自身，而诉诸于自然人”。对自然自由的追崇，进一步推进了现代性。
由于我当时接受施特劳斯所说的古今之争，并且认为古典哲学是现代性的解毒剂，我的视野也投向了古希腊。当然，我当时所阅读的也只是限制在施特劳斯所注重的伟大哲人的政治哲学，对于他们的形而上学、心灵哲学、知识论等理论哲学没有太多关注 。
在这段时间，我从阅读施特劳斯那么继续获得或加深的观点是，哲学和信仰之争、哲学和诗之争，哲学与城邦的冲突，政治哲学是什么。哲学与信仰之争，用施特劳斯自己的话来表达，就是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政治哲学，在施特劳斯看在，则是关于整全的科学，它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好的政制（regime），因为人不可避免的需要生活在政治共同体中，所以思考好的政制是不可避免的，哲人如何在城邦中生活。
施特劳斯认为上面提到的几大主题，反复出现前现代的伟大哲人的著作中，也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哲学和政治（城邦）的冲突，他才选择使用一种写作的技艺——隐微写作，这即可以保护哲人免受迫害 ，从而保存哲学的火种，又可以避免哲学败坏政治，因为政治追求稳定，而哲学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的过程注定会颠覆稳定追求的政治。
哲学与城邦冲突的另一证明就是，苏格拉底之死。他认为苏格拉底是哲学的殉道者，城邦接受不了像牛虻一样的苏格拉底的刺激 ，所以处死了苏格拉底，而这对哲学而言是一种损失，同时对城邦也是一种损失，因为只有通过哲学城邦才可以变得更好。施特劳斯在《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 1964）中认为，柏拉图写作的起点就是因为苏格拉底之死，他一生都在试图回应哲学和城邦的冲突。而在《理想国》中 ，柏拉图试图回答哲人被迫当王的问题。
施特劳斯是一位著作丰富、研究跨度很大的哲学家，我对他的阅读也不可能面面俱到。他的学说对我影响至深的之古今之争和哲学与城邦的冲突。围绕这两条脉络，我不仅阅读的他的发表著作，也阅读了一些讲课稿。我认真读过的他的著作有：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1953,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1954, “On the Intentions of Rousseau” 1945,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1975, The City and Man, 1964,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987。读过的讲稿有：Plato’s Gorgias 1957，Plato’s Republic 1961.
（三 ）Straussian Students
与施特劳斯相遇和阅读施特劳斯，当然离不开传播施特劳斯的一批学者和研究者，用一个粗略的术语可以称他们为Straussian，这里我不预设只有自己公开承认是Straussian的人才算是Straussian。
在众多 Straussian当中，施特劳斯的学说不仅是好的，而且可以成为他们公认的方法论和教义。其中最著名的有：（1）像作者自己一样理解作者的文本；（2）古今之争；（3）哲学与城邦的冲突；（4）要阅读伟大的著作（the Great Books）；（5）字里行间阅读文本；（6）显白和隐秘教诲。在这些预设当中，（2）和（3）是内容性的，需要阅读者去理解和体悟，也需要阅读者去反思是否是真的；（1）、（4）和（5）是方法论的，他们之间彼此独立，却又有联系。（4）是阅读的对象，（1）是阅读的目的，（5）是阅读的方法。也就是说，我们阅读伟大著作，是为了理解它们，理解它们是因为它们有真理。（6）是伟大著作的特点，因此要做到（1）需要做到（5）。
然而，很不幸的是，这些预设在实际操作之中，会导致很多后果，其中有的后果往往给接受Straussian训练的学生带来不良影响，尽管有的后果也不错。（4）阅读伟大著作，就其自身而言，当然是好的，那些伟大的著作当然是值得反复阅读的。但是，过度宣扬（4）就会导致学生认为，一些不怎么伟大的著作是不值得阅读的。由于当代很多学者的研究著作或论文，相比于历史上伟大的著作而言，都没有那么伟大，（4）就会导致（尽管不是逻辑上的蕴含）学生忽视甚至轻视当代的文献，认为它们不值得读。
就我亲身经历和听闻（陈纯2013）而言，有老师说，罗尔斯的《正义论》根本不值得读，要读就读伟大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因为他们是现代契约论的奠基者。这一观点当然肇始于伟大的Allan Bloom who claims that Rawls’s Original Position is a parody of the state of nature (Bloom 1990). 与Bloom不同的是，那些接受这一观点的学生，失去了阅读罗尔斯的机会，但是Bloom自己却读过罗尔斯。
由于罗尔斯在当代政治哲学的影响，相传他在20世纪70年代复兴了政治哲学 。由（4）所引发的不太阅读罗尔斯，以及Straussian学生宣称自己研究政治哲学的另一不良后果是，让人发现学生基础不行。因为目前提到做政治哲学的，想到最多的就是罗尔斯，这间接反映了罗尔斯的学说在政治哲学领域的影响力。
当然，Straussian学生常用的辩护有两种，一种是极端的，一种是温和的。极端的辩护是，罗尔斯搞得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政治科学或政治理论。温和的辩护是，承认自己搞的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政治思想史。但这两种辩护又都会带来新的问题。极端的辩护，把罗尔斯开除政治哲学籍，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迷之自信。温和的辩护相当于把自己开除政治哲学籍，转而加入政治思想史，这多少让宣称自己搞哲学的学生多少有些唏嘘。
此外，（5）字里行间阅读和（6）显白和隐秘教诲，也会引发一些不良后果 。如前文所说，（6）是伟大著作的特点，（5）是阅读伟大著作的方法。在阅读伟大著作过程中，Straussian学生难免先了解到显白的教诲 ，而后通过字里行间阅读获得隐秘教诲。但是区别显白教诲和隐秘教诲的文本却不明显，这就有可能导致学生不仅没有理解好显白教诲，也不能理解隐秘教诲（如果它存在的话），而是会把自己的非常牵强的附会（他们自己当然不会承认）当成作者的隐秘教诲，并宣称自己的理解就是像作者的理解一样。
当然，这些Straussian学生既非傻子，也不是疯子，他们也会承认权威，这些权威就是施特劳斯以及Straussian老师，乐意接受他们的解读，并修正自己运用字里行间阅读法获得的思考。在这样 一种封闭的阅读和交流体系下，那些非Straussian的研究文献，自然被认为是显白的，甚至是对伟大著作的误读，因为这些著作通常会揭示伟大著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疑难，尽管他们也试图charitably理解它们。这句造成了一个不良 后果 ，那些Straussian 学生自动敌视非Straussian的解读 。
Straussian学生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2）古今 之争的框架之下，认为古典的比现代的好，这导致认为当代哲学没有什么价值，甚至认为当代分析哲学根本就不是哲学，因为它不关注大问题，只处理一些琐碎。一旦Straussian学生拥有了这样的一种心态，可想而只，他们会怎么对待当代分析哲学。抛开分析哲学的论题不表，逻辑论证能力是它的一个核心。但是由于抛弃了分析哲学，他们连基本的分析论证也抛弃了。这部分是由于他们追求字里行间阅读，而非分析论证阅读。
Straussian学生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极度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当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很多Straussian学生身上的精英主义却未必是好事，因为他们心中认为自己是精英，却不想着为非精英谋福，而是鄙视他们，甚至把他们称为“时代的齑粉”。
我自己也一度是Straussian 学生，上面说到的有Straussian的预设导致的不良后果我也尝到过，并且一些Straussian学生的特点我也曾拥有。
（四）离弃施特劳斯
我最终选择离开施特劳斯，变成非Straussian学生，这既和我自身的背景相关，也和Straussian的学说和方法论有关。前面已经说了，我本科学的是工科，并且由于我试图通过这些寻找人生意义，我抓住了施特劳斯，并接受了他的不少学说。但也正是因为我具有工科的背景，我就更有兴趣学习逻辑，从而也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Straussian的方法和学说。
让我离弃施特劳斯的一个原因是，我不满足他的方法论。正如上一个部分所说，Straussian的几大预设强调要多 读伟大著作原典，少读一些研究的二手文献，尽管他们会读其他Straussian的文献 。这会导致Straussian学生不怎么阅读非Straussian的研究文献。其背后的论证（Reading Less Secondary Literature，下面简称RLSL）是：
P1. 伟大著作是重要的。
P2. 对伟大著作需要有自己的理解。（P1）。而这隐含着，
P3. 一般当代的二手文献会误读伟大著作。
P4. 对伟大著作的自己的理解是重要的。而这是因为，
P5. 自己用字里行间的方法阅读伟大著作。
C1. 当代二手文献会妨碍自己对伟大著作有自己的理解。（P3， P5）
C2. 减少阅读当代二手文献。（P2，C1）
P6. Straussian也用字里行间方法阅读伟大著作。
C3. 阅读Straussian的文献不会把自己带偏，以至于不能恰当理解伟大著作。（P3，P5，P6）
C4. 阅读Straussian的文献是可以的。（P2，C3）
我当时对这个论证的理解并不像现在这里呈现的重构 。我当时重构的论证是：从P1到C2。所以我当时对这个论证的有几个反驳。首先质疑P2和P3。凭什么说，自己对伟大著作的理解就是好的，而不是偏的？这种自信来自何处，作为一个学生？凭什么说，当代的二手文献会误读伟大著作？如果P2和 P3站不住，由它所推出的结论，自然也不需要被接受。这动摇了我少读当代二手文献的conviction。
其次，即使我部分承认P3，即承认当代二手文献会对伟大著作存在误读 ，但这是对单个文献而言的。因为一个我们不能否认的事实是，当代的二手文献对伟大著作的解读通常不是一种，而是多种 ，它们之间甚至相互冲突。如果大量的阅读的不同观点的当代二手文献，我们也不会被二手文献带偏，反而会增进我们对伟大著作的理解。这否认了结论C2，更否认了C1，因为多阅读当代二手文献会有助于理解伟大著作。
再次，Straussian也是当代的学者，他们的文献也属于当代二手的文献。一方面在实际操作中阅读Straussian的文献，一方面宣扬少读当代二手文献，存在言行不一的矛盾。如果要维护阅读Straussian文献的可行性，由于它作为当代二手文献的一个子集，就不能得出要减少阅读当儿二手文献。如果要坚持减少阅读当代二手文献，那么也应该减少阅读Straussian的文献。我当时采取的是第二种途径，即既阅读Straussian的文献，也阅读其他当然二手 文献 。
我当时想到这个三个反驳，已经非常满意了，并开始接受要多阅读当代二手文献 。然后，我今天发现，从论证的角度而言，反驳一和反驳三并不完全成功，因为它们没有回应P5。只要P5是站得住脚的 ，反驳一和三就不对RLSL构成挑战。因此，想要完全反驳RLSL，我们有必要驳倒P5。
如果我们稍微留意，就会发现P5并非无懈可击 。在第三部分，我们已经看到P5可能导致的一个不良后果就是，使用字里行间阅读伟大著作，有可能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够理解作者的 本意，反而在作者的文本的字里行间加入了自己的私义。当然，这样的对P5的反驳，多少不能让遵循该方法对人心服。
对P5的另外一种诘难在于，字里行近并没有一个标准，来说明何种对伟大著作的解读符合字里行间，从而能够真正理解文本，何种对伟大著作的解读不符合，因而不能达到真正理解文本的目的。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则任何人在自己阅读伟大著作的文本时，都可以宣称自己的理解是对文本的最好的理解，而不提供一个能被其他人分享的理由。这种方式，就容易到底字里行间阅读法，走向夹带私货的神秘主义。
因此，由于前面的反驳二，和对P5反驳之后的反驳一和三，我们有足够的理解不接受少读当代二手文献，相反，阅读二手文献会让我们对伟大著作有更深的理解。
另外离去施特劳斯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不满足他学说的教条。前文我们已经知道，古今之争是Straussian学说的一大特点，它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向我们构建了一条古今对立的脉络，并且认为回到古典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症结。然后，在我所阅读的施特劳斯以及Straussian文献中，它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现在哲人发生集体转向，抛弃了古典理性。它们给出的答案就是，哲人品行的败坏。这种解答不能让我满意，因为我们很难说某种学说的转变和流行是因为研究生品行被败坏了。
其次，这种宏大叙事看似能解释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把不能被其解释的现象排除在外。最近几十年的历史研究表明，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虽然有差别，但也没有大到完全对立的地步。也许这些差别和联系，正是需要从业者们需要研究的问题。
施特劳斯无疑伴随了我初读哲学的前几年，也给我带来了不少感动和慰藉，但是我最终还是选择离开他，因为我想要拥抱一片更广阔的天地。无论如果，他在我个人的思想史中还是有浓重的一笔。如果今天我还偶尔会阅读施特劳斯，那一定是我忘不了那一段认真阅读的岁月，和阅读时候的感动与快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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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nitzky, Leora, 2021. 'Leo Straus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21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forthcoming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1/entries/strauss-l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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