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象棋发展的历史趋势
2017-08-10
作者：阮宜正
象棋所承载的文化元素是多方面的，如古代军事兵法思想等，但最应重视的应是象棋与《周易》的内在关联，象棋之“象”即源之于《周易》之“象”。所谓“文王演易”，在周文王时指“开演、增演、推演、创演”。（1）后来逐渐有了固定的程序，即先“演蓍策以求得卦象”，然后再依“卦象之变化以断决吉凶”。 （2）
象棋之“演”与《周易》之“演”存在着思维上的相似性，都离不开“关联性思维”。法国中西文化比较学者汪德迈指出，“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占卜学。占卜学的道理在于演示了相似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由占卜学发展而来的中国思维是关联性思维，而非因果性思维。”（3）在中国历法、医学、史学及文学中都能见到“关联性思维”，这也是研究认识中国文化时必须懂得的一个重要特点。（4）
象棋的发展趋势更与《周易》相似，都有个由“术”渐“学”的过程。《易传》是《周易》由术渐学的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其中包含了孔子许多的“德义之学”等重要思想。《周易》在加进了《易传》之后，人文意涵由潜渐显大放光彩，启动了由卜筮之术向天人之学转变过程，“中国哲学中的许多范畴，如心、性、理、气、太极、形而上、神等等，都是从《周易》哲学中生发出来的。”（5）《周易》对整个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当然也包括象棋。以《周易》在历史上的演化过程去反观象棋，竞技虽至今仍是象棋文化的主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了对它的“义理”之求。以新的时代条件以及科学文化为背景，我们更应关注象棋中所蕴藏的人文观念与科学精神，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显光辉。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宇文邕就重视其军事上的价值，不是单纯视作娱乐游戏。”（6）竞技与义理，是推动象棋发展的两个车轮，象棋“由术渐学”之历史趋势不可被忽略。
象棋理论在古代处在一种什么状态或发展阶段呢？笔者认为，总体上可定位为“象棋理论发展中常识性认识阶段”，是属于对象棋认识的“博物学”时期。古代象棋理论主要通过棋谚反映出来，当然另外也还有对棋局个别的规律的研究与探讨。比如明代著作《适情雅趣》（明代）就所收集的残局棋例来讲，多达466局，蔚为壮观，且构思巧妙，构形精彩，令人赞叹。但只是对各种棋局之特殊运行规律的认识，所告诉人们的是“现在这步棋该怎么走”，而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橘中秘》（明代）与《梅花谱》（清代）分别研究了顺炮与屏风马两类布局，但也属于对某些局部规律的认识（且未必都正确），并非对象棋的整体性认识。《事林广记》中有象棋“十诀”，有些像对象棋的整体认识，但实质性内容仅四十个字——“一、不得贪胜，二、入界宜缓，三、攻彼顾我，四、弃子争先，五、舍小就大，六、逢危须弃，七、慎勿欲速，八、动须相应，九、彼强自保，十、我弱取和。”由于“十诀”只有只言片语，故也只属常识性认识。
以下再着重对“棋谚”谈几点看法。
总体上讲，古人留下的棋谚可视作对象棋认识的“常识性”或“博物学” 阶段。棋谚是对象棋感性经验材料的收集，也有所整理与归纳（其采取方法属“不完全归纳法”），但毕竟只是对象棋的一些片断认识，未能触及到棋中变化的内在一般性规律与机理。棋谚内容庞杂、涉及面广，如象“一车十子寒”、“车不立险地”、“宁失一子不失一先”、“无事不拱当心卒”、“有炮须留他家士”、“残棋炮归家”、“残棋马胜炮”、“一马换双象其势必英雄”、“马入窝心老将发昏”、“撑起羊角士不怕马将军”，以及“马逢边必死”等等，都只属于对象棋的一些片断性认识，也未必完全正确，它毕竟只是象棋理论的最初阶段，它既包含一些积极因素，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其一，棋谚通过对象棋经验的不完全归纳所得的片断认识，总的来讲比较粗糙。在象棋理论发展中棋谚起到的作用是搜集材料，为尔后象棋理论发展积累一些资料。
其二，棋谚在逻辑上不够严谨。比如“残棋马胜炮”、“残棋炮归家”，它所说的“残棋”是指进攻型残棋还是防守型残棋？是有车类残棋还是无车类残棋？是有士象残棋还是无士象残棋？这些都未作出区分。所以理论上不严谨，与实战也不完全相符。像“残棋马胜炮”、“残棋炮归家”之类有时实战中对得上号有时又对不上号，所以棋谚有时对人们下棋虽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却不能把它太当真。
其三，棋谚的“二难困境”。棋局千变万化，棋谚并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但棋谚却又赋之以普遍性与必然性，这就难免会陷入“二难推理”之中。以“残棋马胜炮”、“马逢边必死”为例，它们均属“全称肯定判断”，既然是全称肯定判断，从前提到结论就应具有必然性。可是作为前提的“残棋”、“马逢边”，与作为结论的“马胜炮”和“必死”之间，并不具有必然性联系。因“马逢边必死”只在特定局面下才能成立。这样一来，要使此类棋谚变为正确，就须对它作修正，即须附加上另些条件，可一旦附加上了“另些条件”，命题就不再具有“普遍”性了（只属“个案”），于是棋谚便陷入了 “二难推理”困境之中：要使它成为正确，就得附加其他条件，但这样它就不再具有普遍性；要使它具有普遍性，不仅仅只成为“个案”，就得去掉“其他条件”，但这样它又不正确，命题不能成立。由此看来，在中国古人那里，严谨的逻辑思维还是块短板。这也证明了前面引述过的法国学者汪德迈论述的正确性——“由占卜学发展而来的中国思维是关联性思维，而非因果性思维。”
要摆脱棋谚中的“二难推理”困境，就得使象棋理论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也就是要从“就棋论棋”的模式中解脱出来，将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理论与方法用之于象棋研究中来。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系统理论与系统方法作为指导，对“马逢边必死”之类的命题推倒重来，以涵盖面更广的命题取而代之。比如以“'控位+捉子’导致得子”这新命题取代原命题。并且，“控位+捉子”也只是“导致得子”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系统理论告诉我们，棋局中的任何局部都会受到全局以及周围环境条件的影响与制约。经此“取代”之后，原只具“个案”特征的“马逢边必死”也就被改造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命题了。在“'控位+捉子’导致得子”命题中，“得子”属于象棋“整体功能”中的一种；“控位”则属于单个棋子“功能”中的一种，这样一来“'控位+捉子’导致得子”也就属于象棋“整体道理”或“整体性解释”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了。（7）
不过，我们若不从逻辑上去追究“马逢边必死”这句话，单就话语本身看，它具体生动很富感性色彩，至少对人们下棋时、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而“'控位+捉子’导致得子”却既“陌生”又“疏远”， “把感性世界转化成了干巴巴的术语公式”（8）。不过尽管如此，这种“转化”却又是对象棋作科学研究时必须要去做的，美国科学哲学家欧内斯特·内格尔在《科学的结构》中指出，“科学试图发现并以一般的术语系统表述各种各样的事件发生的条件”。（9）这里说的“一般的术语系统”，指的是科学概念而不是常识概念。“常识”概念的特点是就事论事，科学却必须“建立一套自己的概念”，“提供一套新的系统描述事物的方式”，（10）从而达到对“对形形色色的事情提供统一解释”（ 11）的目的。所以，“'控位+捉子’导致得子”显然是对“形形色色的事情”所提供的解释。而“马逢边必死”即便在某种情况下是正确的，也只属于“'控位+捉子’导致得子”原理中的“个案”，二者的涵盖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涵盖范围。
王绶琯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天文学会名誉理事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创新时代更要讲科学精神》一文中，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对事物的存在和表象的认识，第二个层次由对表象的认识深入到了对表象的经验规律的认识，第三个层次是对“本质的自然规律”的认识。王绶琯先生认为，只有达到第三层次，认识才有了“新的巨大飞跃”（12），即由对单个事物的认识上升到了对事物的全体和本质的认识，由“知其然”上升到了“知其所以然”。
第四，包括棋谚在内的象棋“常识”数量庞杂，但缺乏层次性，缺乏“以简驭繁”的“阶梯”式架构。象棋科学的基本概念与原理则具有系统性，由于它是一个组织化了的知识体系，符合科学体系的一般特征，所以也就能够达到“以纲统目”的效果。
象棋科学中的命题、论断与原理数量不多（如前面说到的“控位+捉子”导致得子之类），但由于它能为诸多象棋实例提供可“重复依赖”的模式，于是便通过少量的原理及其与事实材料间的内在联系，而构成一套具有逻辑一贯性的知识体系。
既然“象棋常识”与经验层次（实战对局）的联系是直接的，“象棋科学”与象棋经验层次的联系则是间接的，所以对一些急于提高象棋技战术水平并追求立竿见影效果的人们来讲，技战术类的象棋图书就显得更具有实用价值一些，这是不奇怪的，不过细想起来，以上两种方法或许只是两种不同的“求鱼”法而已：是先“织网”再“求鱼”还是直接跳到水里去“求鱼”？这两种“求鱼”法应该是既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吧。
由于象棋科学追求的是各种棋局的总体性说明，所要求做到的，是提纲挈领、以一统万，这当然也就需要撇开具体棋例中的“个性特征的性质和关系”（13）。于是这样一来，象棋科学概念与它所要论述的棋例必然会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它与象棋中的实际战例又是有联系的，这或许人们不会否定。
回顾人类的童年，当面对大千世界时，首先是感到“惊异”，由此积累起来的知识是“最原始的形态”的知识，属知识的“博物学”时期。所谓博物学的知识，“是对大千世界丰富多样的自然现象进行收集、分类、整理的知识。”（14）象棋作为大千世界的缩影，它起初产生出来的棋谚是对象棋诸兵种认识的“博物学”阶段，尽管以今人的眼光看看会觉得它幼稚，但毕竟它属于象棋理论研究中的初始阶段，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待理解它，既不停留于它，也不应以傲慢的态度看待它。博物学知识在早期历史中作为唯一的知识形态曾受到很大尊重，而且直至18世纪还有人写过《博物学》，既包括动物、植物和矿物知识，也包括天文与物理知识。随着近代科学的的兴起，博物学“慢慢地丧失它的地位”。（15）比如在生命科学到来之际，“过去那种单纯的收集和发现生物多样性，以及对它们进行分类”等等，渐渐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因为博物学对自然界隐藏着的“规律”缺乏足够的洞察，所以它的地位被生命科学之类的新兴学科取代也就不奇怪了。（16）因此对今天的人们来讲，应从历史及辩证的观点去看待它，既看到它的历史局限性，也承认它在一定历史时期中的意义，对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棋谚，我们也应这样去看。因为“每一门科学的诞生都有一个过程。首先出现的是关于某一科学对象的零散的知识，这些知识往往同其他多门科学的知识混在一起，而且这些知识瑕瑜互见，真伪难分。其次出现的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即出现了关于某一科学对象的理论，但这些理论还缺乏足够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当某一科学对象的真实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出现时，这门科学就诞生了，当然，所谓真实性或真理性、完整性都是相对的，都是一些过程；而且一门科学诞生以后，它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发展而经历或大或小的变化，永无止境。”（17）
主要参考文献：
（1）（2）（高怀民：《先秦易学史》第8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3）（4）[法]汪德迈《用整体思想认识中国文化》《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5期
（5）刘正 杨冰：《周易通说·前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6）李松福《象棋史话》第35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81年版。
（7）参见阮宜正《象棋系统论》第107-110页，蜀蓉棋艺出版社，1999年。
（8）（10）（11）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第131、136-137、234页，东方出版社2007
（9）（13）[美]欧内斯特·内格尔著 徐向东译：《科学的结构》第4、3、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11）陈嘉映：《哲学科学常识》第页，东方出版社2007
（9）美]欧内斯特·内格尔著 徐向东译：《科学的结构》第4、3、1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12）王绶琯：《创新时代更要讲科学精神（大家手笔）》《人民日报》2015年01月22日07版。
（14）（15）（16）（16）（吴国盛《究竟什么是科学》《中国经济报告》2014年第10、11期转引自《新华文摘》2015年第3期）
（17）黄楠森：《人学理论与历史——人学原理卷〈总序〉》北京出版社 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