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文：《时辰已到》里的中国智慧——“心学”
讲故事是作家的“工作”，也是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公安题材是艺术富矿，公安作家讲警察故事时更是有得天独到的优势。2019年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正是作者王仲刚20多年前自身办案的实录，记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铁路警察生活，再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铁路警察与猖狂的盗窃抢劫旅客财物的亡命车匪路霸进行艰苦卓绝斗争的惊心动魄的画面。由群众出版社于2021年3月出版长篇公安报告文学《时辰已到——襄阳铁警追凶大解密》（以下简称《时辰已到》）是《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的姊妹篇，作者王仲刚虽然没有亲自参与破案，但是他曾督办过此案。
《时辰已到》新鲜出炉，我先睹为快。数月前就读完了，有些章节还反复细读，并做了笔记。当时看得血脉贲张、激情澎湃。那么，为何直到现在才动笔言说呢？鲁迅先生认为人在太激动时不能写诗，于是延宕至今。
数次耙梳书中的相关情节与故事，苦于不知从哪里切入。本人研究公安文学20多年，审读的公安文学文本颇有一些数量，自然容易产生审美疲劳，《时辰已到》之所以让我眼睛为之一亮，是因为其中蕴含不少中国智慧。这里的中国智慧 指的是王阳明的“心学”。
如果从湖北襄阳铁路警方顽强地追凶着手，他们的执著精神让我下意识地想到日本东野圭吾的小说《白夜行》，其中的刑警笹垣润三开启长达十九年的追凶之旅，起因于当铺老板桐原洋介之死。《时辰已到》中写道：“因为这个案子已经整整过去十八年了，现在是第十九个年头。”从《时辰已到》不由自主地想到《白夜行》，这就是互文性使然。唐诗研究的专家、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说，一切文本都有“互文性”。“互文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利斯蒂娃( Julia Christeva)提出。她认为一个文本总会同别的文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它以前的文本的遗迹或记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中形成的。
请看：“第一次你把我带到你们刑警队的时候。我知道这么一带进去，我就完了，所以我必须寻找机会逃跑。你还记得我跟你交锋的时候，我就想故意把你激怒。你如果被我激怒了，你就会骂我。你要是骂我，我就跟你对骂，然后你就开始打我，我就跟你对打。我已经准备好了，趁你不注意的时候，我用两个手指点上去一下子就把你的两个眼球抠出来！可是没有想到，你还喊我兄弟，还对我那么好，越来越好，后来我就放弃了这个念头。”（《时辰已到》第67页）
上述引文是犯罪嫌疑人金灿灿对办案刑警张勇说的一番真心话。金灿灿与同伙因财迷心窍，竟然将襄阳铁路车务段的两个门卫给杀了，襄铁警方很快就侦破了此案。这段话是金灿灿在被抓获之初所言，当时他还向警方提出了三个条件，警方全都满足了他，他这才“倾情而出”，可谓“金诚所至，金石为开”。可是刑警张勇听后还是浑身冒冷汗。
犯罪嫌疑人金灿灿的一番心里话与邓宏顺的公安小说《归案》中的犯罪嫌疑人李泽洲何其相似乃耳！李泽洲失手将村里的电工杀害后潜逃至南方某地隐姓埋名并打工。等到当地警察前往南方转押时，李泽洲说黑心老板没有给他结清工钱。讨钱本不属于警务活动，但是从事押解任务的两名警察还是努力帮他讨回。当他们乘坐的火车在路途中遭遇了泥石流时，李泽洲与警察都被冲散了，警察不知身在何处，是死是活都是一个未知数。于是李泽洲的妻子怂恿他趁机逃跑，李泽洲并没有听她的话。后来负责押解的陈副队长对李泽洲说：“我以为你不是死了伤了，就是趁机跑掉了。”李泽洲却说：“如果你不为我讨回工钱，我很可能会跑。”“陈副”说：“你把钱看得这么重？”李泽洲说：“根本不是钱！是你们给我讨回了人格！我虽然被现实逼成一个背负命案的逃犯，但你们没有贱看我！我不愿做一个没有正义感和没有良心人！”实际上，《归案》中也有一个让警察浑身冒汗的情节，那就是李泽洲和妻子事先商量好了，如果警察不同意他们讨工钱，他们准备在押解他们回家的火车上跳车逃跑。
由此可见，《时辰已到》和《归案》两文本中都有人民警察把犯罪嫌疑人当人看、当人待的情节，这些相似或相同的情节也是互文性的表征。
互文性的写作手法在凸显作者王仲刚智慧的同时，还写出办案警察的智慧。《时辰已到》和《归案》中的警察智慧就是“以德化人”。我国古代法律文化典籍中关于对罪犯（犯罪嫌疑人）进行改造的经验和故事并不多，倒是由清朝李春芳主编的《海瑞大红袍全传》中有一则关于海瑞对他人进行感化的故事。话说海瑞进京赶考途中，遭遇王安和张雄两人行窃，被海瑞当场擒获，两人下跪认错，海瑞当即将他们释放，并资助他们每人5两银子，希望他们以此作为本金，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养家糊口……后来这两个小偷改邪归正，且成为海瑞忠实的助手与奴仆。
正因为海瑞俘获了小偷的心，小偷才在他面前心悦臣服。回头看《时辰已到》中的另一段，襄阳铁路公安处刑警支队支队长董俊锋对刚抓获的逃犯刘振海说：“在没有抓到你之前，我对你恨得咬牙切齿。我曾经发誓，抓住你以后，我一定要把你打个半死，一定要把你的证据材料做得扎扎实实，尽快把你送上法庭，给你科以重刑。”他停顿了一会儿接着说：“把你送上法庭，是我的职责所在。但同时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你得到宽大处理，保住你一条命，让你那么好的妻子不会失去丈夫，让你那么好的孩子不会永远失去父亲……”
董俊锋的心理流变与石一枫的小说《借命而生》中管教民警李湘东的心理流变相同，在他没有抓获逃犯许文革之前，恨不得把许文革打个半死。但是，董俊锋和李湘东两位民警在直面逃犯之后，他们又对他们寄以深深的同情，并对他们实施人道主义关怀。
笔者把《时辰已到》、《归案》和《借命而生》并置，探讨的是文本间互文性，而互文性的契入点则是“为民”意识，即利他主义情怀。不言而喻，三文本中的人民警察都拥有一颗为当事人（犯罪嫌疑人）着想的仁爱之心。写到这儿，自然想到了“心学”。《心：稻盛和夫的一生嘱托》是日本稻盛和夫先生87岁高龄时所作，那是他一生的心血结晶。书中写道：人生的一切都始于心，终于心。人生由“心”开始，到“心”终结。事实上，稻盛先生“心学”智慧是从我国传入的。“心学”一词，最早见于东汉安世高所译《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在隋唐佛教史书中，“心学”一词专指习于禅定的学问。如今的“心学”指称为阳明之学。
古今中外凡是能成事的，或办大事的，无不得益于“心学”智慧。《时辰已到》中刘振海杀人之后改名换姓东躲西藏，警方一直没有放弃对他的追捕。当公安部“名传电报”给襄阳铁路警方下达死命令——一定要抓获刘振海，且抓获时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庆之前”，甚至具体到几时几分，即9月30日18时，办案警察心头的压力可想而知。至于详细的侦破过程文本中都有，在此不赘述。襄阳铁警抓获刘振海的同时，还破获了一起长达22 年的陈年旧案——“三尸案”，案件线索的提供者正是刘振海。毋庸讳言，警察把“心学”运用到家了。警察在押送刘振海途中，把那手铐用毛巾给盖上；到了襄阳火车站，并没有让媒体记者来“迎接”刘振海……诸多细节表明警察为当事人刘振海保留面子、挽回尊严。更让刘振海感动的是，他随口说了一句最想吃襄阳牛杂面时，办案警察马上电话联系给他安排。借用刘振海的话来说：“我真没想到，你（董俊锋支队长）会这么对我。我本来是一个杀人犯，你却说是你的一个朋友。”是的，董俊锋支队长当着刘振海的面打电话，让电话那头准备一碗热气腾腾的襄阳牛杂面，还说是为一个多年没回襄阳的朋友准备的。仅这么一句，就击中了刘振海的软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后来破获“三尸案”就水到渠成了。
上文所及警察张勇给金灿灿戴手铐时，金灿灿并不想戴，张勇就给自己先戴上，并称金灿灿为“兄弟”……
综上所述，《时辰已到》讲述的中国警察故事里蕴含着中国智慧，即“心学”。此文本中办案人员因为深谙“心学”，且站在犯罪嫌疑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即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把犯罪嫌疑人当人看，维护当事人的尊严，才能俘获犯罪嫌疑人的“芳心”。因此，此作无愧于“中国刑警的实战教科书、一部近年来难得的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公安文学精品力作”之美誉。
纸短情长。《时辰已到》可圈可点之处还有不少：如塑造了一个个富有人性深度和时代感的典型形象，其中的“糊涂人”则丰富了公安文学人物画廊；还采用了中国传统的写作手法，例如犯中求避和横山断云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