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登基之初的惊艳，政治才能优秀，手段高超，绝不像是个昏君

北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初，身体一向不怎么好的宋哲宗病逝，他的弟弟赵佶在向太后（宋神宗之妻，所生之子早夭）的力主下，成为新的皇帝，即宋徽宗。

宋徽宗是后来导致宋朝失去半壁江山的罪魁祸首之一，“靖康之变”的最主要责任人，以此看，作为皇帝，他是极度不合格的。

可纵观宋徽宗当上皇帝后的行为，他又不是那种完全不懂政治，不懂治国的庸才，只能说他把自己的聪明，更多的放在了艺术能力的提高上。

宋徽宗刚登基时，才18岁，但他的政治思维和手段却一点也不像18岁。

他知道自己并不能服众，比如宋哲宗最信任的宰相章惇就不赞成立他为帝，这至少代表着相当一部分重臣的想法。

而他能甩开其余的几个兄弟当上皇帝，完全是因为向太后的缘故。

所以，他在刚登基，根基未稳时，毅然建议让支持自己继位的向太后临朝称制。

《宋史·钦圣献肃向皇后》中记载：“徽宗立，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听。”

这个建议，除了报答向太后把他捧上位的恩情外，也是让自己暂时可以退居幕后，适应一下身份的转变。

而且，还能有利于他观察朝堂上的动态，保持一个中立的政治态度，不作出任何重大的政治决策，让底下的官员也能慢慢适应。

要知道，北宋朝堂因此前的“王安石变法”，已经分裂成好几派，其中争斗最厉害的，就是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

而向太后，是属于旧党行列的，她临朝称制后，马上就把新党贬斥在外的官员召回来一批：“凡绍圣、元符以还，（章）惇所斥逐贤大夫士，稍稍收用之。”

但宋徽宗却是支持变法的，他的政见跟向太后完全不同。

他毕竟是宋神宗的儿子，宋哲宗的弟弟，这两位先皇都是变法派，宋徽宗也有意恢复父兄旧制。

在这种情况下，宋徽宗却能在自己已经成年的情况下，把权力暂时交出去一部分，还是交给跟自己意见不同的向太后，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他在给自己学习的时间，这个时候的宋徽宗，对政治的兴趣，应该是大于对艺术的。

宋徽宗当上皇帝后的第二年，向太后驾崩，这时的宋徽宗才全面接手朝政，并于次年改年号为崇宁（即崇尚熙宁变法之意，熙宁变法就是王安石变法）。

已经基本熟悉了情况的宋徽宗起用蔡京（本属于新党）为相，并配合蔡京，用比较严厉的政治惩罚行为，一举结束了此前长达三十余年的党争。

除了不杀人，基本上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虽然有些残酷，却让北宋朝堂回到了一个比较正规的轨道上。

除了不杀人，基本上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虽然有些残酷，却让北宋朝堂回到了一个比较正规的轨道上。

此时的朝堂上，才少了许多无谓的争吵，蔡京在宋徽宗的支持下，才得以顺利推行各项政策（有的好，有的坏，但却能不受阻碍地推行）。

除用比较强硬的态度解决上层的政治纷争外，宋徽宗对基层士人，以及底层百姓的拉拢，也是不遗余力，并产生了相当良好的效果。

他在蔡京的建议下，在宋朝各县都兴办学校，并允许在各县学成的士子，都可以经过考试或举荐，到京师的太学继续深造。

直至他们学到考取进士的本领，或直接做官的本领。

仅此一项政策，就尽收天下读书人之心，宋徽宗时期，太学最鼎盛时，太学生的数量超过二十万人。

这些包含全国精英在内的士子们，是宋徽宗的绝对支持者。

即使后来宋徽宗颁布一些害民的政策，这些士子们也只会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朝堂上的群臣，认为是他们蒙蔽圣听，而不会认为是宋徽宗的错。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的八月至九月，宋徽宗还连续下诏，宣布在全国各地，给穷人建立免费的医院和养老院。

《续资治通鉴·卷第八十八》中记载：“八月......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州县并置......九月......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

这个举动，又让他获得了大部分民心。

如此一来，朝堂上因消除了党争，能够正常处理国事，未来的官员（太学士子）和民间的百姓，也都成为宋徽宗的支持者，从上到下，形势绝对一片大好。

这就是宋徽宗登基之初，给自己造就的极好的政治氛围，而这些，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办成的。

所以宋徽宗绝对是个聪明的皇帝，能力很强，政治手段高超，在他继位之初的头几年，他的声望在全国是极高的。

如果宋徽宗是如他的父亲、宋神宗那样，只为宋朝强大操心，抛开个人部分私欲的话，以他登基头三年施展的手段来看，他其实是比宋神宗、宋哲宗厉害得多的皇帝。

如果能一如既往，他有可能做到许多前任皇帝们想办却没有办到的事。

可惜啊，宋徽宗这个皇帝，是越到后面越不像皇帝。

他想象中的“丰亨豫大”（形容太平盛世，国家、百姓都富足），在继位之初确实基本办到了，只不过，到了执政的中后期，“丰亨豫大”就变成了他一个人的享受了。

才干及政治手段，在宋朝皇帝中属于上游的宋徽宗当上皇帝，是他自己的不幸，也是宋朝的不幸。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