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青春记忆：我在海淀新华书店卖书
本文作者周晖在新华书店工作了8年，从站柜台卖书开始，做过收款员，在读者服务台工作过，担任过门市部的统计，也由此熟悉了图书发行各个环节的管理和会计核算流程。她所经历的那8年也正是新华书店的黄金时代，在万物复苏、朝气蓬勃的1980年代，她有幸在新华书店见证了文化的回归，以及图书出版发行事业的蒸蒸日上。
那个时代，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我进入新华书店的时候，正是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大量曾经被批判的图书再版重印，很多外国名著陆续出版的时候，新华书店进入了黄金时代。那几年新华书店招收了很多年轻人，充实在图书发行的每个环节。和我一块儿分到海淀镇新华书店门市部的就有六七个人，老三届就我一个，其他的都是高中毕业两三年的小青年。海淀门市部大厅里，沿墙转圈都是柜台，柜台后面是高高的书架，从前没有开架售书这一说，读者隔着柜台买书，营业员开出销售小票，顾客拿到收款台交钱，然后凭小票回到柜台取书。
我被分到文艺柜台，哈！正中下怀。文艺柜台的组长冯师傅是书店的老职工了，她教给我图书分类，怎么开小票，书架上的书怎么摆放，给顾客的书怎么包扎，怎么到库房取书。每天下午4点钟结账，各柜台把收到顾客取书的小票汇总计算出来，交与收款台核对。这就需要会打算盘，在公社医院练就的扎静脉针，手术室护士等手艺都作废了，我回到家里练习珠算，一边背口诀一边在算盘上扒拉，这是生存的本事，必须得会。
新华书店给图书分成17大类，编了一个口诀，便于营业员记住，营业员都能背下来，现在忘得差不多了，记得开头是一马（马列），二哲（哲学），三社科，四经（经济），五军（军事），六法律，七教（教育），八艺（文艺），九语言，十是文学最好记，十一历史，十二地（地理）……
在书店卖书的营业员不能坐着，一天柜台站下来腿肚子直转筋，特别盼着能去库房取书时坐一下那里的凳子，或者计算小票时坐在桌前歇一下，可新来的营业员很少捞到这种机会。营业员的基本功是要熟悉各种书籍在书架上的位置，作者的名字和版别。读者说出书名，我扭身就能从书架上抽出来。还要熟练地合计图书定价和包扎图书。每天早上开门前半小时来到书店，整理书架的图书，放上新书和补上昨天售缺的书。图书和别的商品不同的一个特点，是价格都印在书的封底，一目了然。在图书出版发行界管书的定价叫码洋，实际的销售书价叫实洋。书店门市部的书通常都按码洋销售。
每逢周日或者听说昨天书店来了畅销书，读者早上就在书店大门外排起了长队，开了门，人们涌向柜台，争先恐后地指向书架上的书。有些特别热门的书就单独在柜台后面摆起一摞，不开销售小票，由营业员一手钱一手货地销售。我就单卖过《三国演义》、《西游记》连环画，这些很受孩子们喜欢的小人书不是成套卖的，分批到书店，来了就卖光。孩子们挤在柜台前，小手里攥着几毛钱，指着小书架上摆着的连环画，嚷嚷着书名，我一边递过去书，一边接下带着体温潮乎乎的钱，头都转晕了，心里挺高兴的。
据作者回忆，当时于中关村广场摆夜市售书（照片由作者提供）
说起畅销书就太多了，印象很深的有：科技柜台来了知名计算机教育专家谭浩强教授的《BASIC语言》，非常抢手，很受青年人欢迎，来了几批都一扫而光。文艺柜台陆续来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世界文学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雨果、托尔斯泰等人的名著，大受欢迎，我也赶紧下手买回家去。钱钟书的《围城》《管锥编》《谈艺录》是长销书。社科柜台的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实录》，深受读者欢迎，成为 “影响一代人乃至几代人的书”“八十年代大学生的'圣经’”，令我自豪的是我母亲是此书的责编。我亲眼目睹了《光荣与梦想》热销的盛况。还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都是附近大学老师的最爱。一些杂志也很热销，比如《青年一代》。
1985年，北京的新华书店的很多门市部陆续实行开架售书。有的报纸登出知识竞赛的题目，引起各年龄段读者的兴趣，很多读者就涌到书店，翻书查找答案，书架前挤满了人，场面很火爆。人们学习的愿望如饥似渴。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单位用公款大量购买图书都必须有“社会集团购买力”的批条。“社会集团购买力是国家对机关团体、部队、学校、企事业单位用公款在市场上购买公共使用的消费品进行必要的控制。”新华书店定了一个钱数额度，超过了，就得掏出批条来。有很多外地的单位到北京来采购图书，尤其是办书市（指当时海淀区书市）的时候。那时候没有信用卡，没有银行卡，外地支票在北京不好使，只能带现金来买书。这些外地人在内裤上缝个口袋，装上钱。交款时只能当场解开裤子掏钱。收款员也都见怪不怪了，只能捏着鼻子数钱。
大概站了三四个月柜台后，我被调去收款台收款，升级到坐着工作了，但责任也更大了。收款台前经常排着队，每天收款的笔数可不少，下午结账时如果亏了钱，只能自己掏钱补上。我错账的时候不多，最惨的一次是一天早上母亲过来问我为什么把她买的核桃仁拿到自己的房间里？那是妹妹去小汤山疗养院看望母亲时，母亲让她带回来了两袋核桃仁，我以为有给我的一袋，就拿去吃了。当时我怀孕了，对母亲的指责不能接受，吵了几句。这天结账时，我亏了6块钱，是我亏钱最多的一次，比那袋核桃仁还贵。和我搭档收款的是张燕颖，很聪明的女孩，无论是一边聊天还是一边看书的同时收款，她都不会收错。我们俩合作得很好。
新华书店对青年职工的业务能力培训抓得挺紧，1980年代是充满朝气的年代。我们要学习打算盘，熟悉图书在书架上的位置，练习迅速地将一堆书打成铁路包并计算出书款总额，学习盘点图书，最尖端的是要学习图书订货。每隔一段时间书店会收到两份报纸，一份是“社科新书目”，一份是“科技新书目”，是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简称“京所”）发行的，上面是全国出版社近期出版或者重印的图书目录，我对社科新书目挺感兴趣，看到冯师傅带着老花镜在一些图书的简介上填数，也凑过去看。每本图书简介下面都空着一栏，是让书店营业员根据经验和以往的销售记录填写订货数量的。各个书店填写的数字汇总到京所，京所反馈到出版社。
我听到有作者唉声叹气地说：我的著作的印数是由新华书店柜台里面那个梳两条小辫的姑娘决定的。这声叹息有道理，当时书店营业员的文化程度都不高，但要看到那时候新华书店订的货，是不能退货的。现在新华书店进的书多半是寄销或者代销，卖几本，给几本的钱，卖不掉的退回出版社。就这么稳赚不赔的买卖，新华书店还是输给了书商。
1981年海淀区新华书店（简称“区店”）要对新来的年轻职工来一次文化考试，考语文和数学。再次进入考场的我还是挺紧张的，考语文不太费劲，考数学时有一道不会做的题，邻桌张燕颖让我抄了她的卷子。过了几天，区店储运部的陆怀东来送书，他兴冲冲地大嗓门嚷嚷：“周晖，你第一名！”没想到我在区店这次的文化考核里得了总分第一，虽然自知有水分，也很得意洋洋了一阵。1979年为了招工考试下的功夫还有余韵。
1981年6月，我的儿子刘宜东（小名“东东”）在北医三院出生。因为生孩子，我的肝炎复发，病假一旦超过半年，就只发60%的劳保工资，二十几块钱。我病休了两年，找了很多医生治，各项指标降下来一些，可总也降不到正常值，急死我了。分到书店工作的复员兵任超（现任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人民出版社原常务副社长）知道后，介绍我去四季青公社医院找任大夫看病，我将信将疑地去了。吃了一个月任大夫开的汤药，任超又催我去做肝功能化验，我拿到化验结果一看，乐坏了，各项指标居然都降下来，接近正常值了。立马信心大增，接着去找任大夫看病，第二个月，肝功能正常了！任超是我的恩人。
再回书店上班时，我就去服务台工作了。服务台是负责给读者邮购书的——读者汇款给书店，我把邮购的书寄给读者。这份工作琐碎，需要细心和认真，如果读者想要买的书门市部没有，就给其他的门市部打电话询问调货，尽量满足需要。
海淀新华书店的两位年轻的营业员任超和张健改变了国营企业几十年的服务态度，因为物资普遍匮乏，商店里的营业员多半都是爷，新华书店也不例外。记得百货大楼的张秉贵卖糖果，因为称重时手抓有准，加快了销售速度，被大张旗鼓地宣传。新华书店柜台的营业员在黄金时代更是香饽饽，在科技组工作的任超和在社科组工作的张健，他们不但态度和蔼，用双手递上读者要的书，而且业务熟练，热心为读者找书。体现了对工作、对读者的尊敬，开创了服务读者的新风。
过了不久，区店人事组通知我去新华书店魏公村门市部接统计工作，我又上了一个台阶，坐办公室干活，不用站柜台了。魏公村门市部原来的统计小顾是老高中生，脑子非常清楚，她想换个工作，于是区店调我来做统计。对于数学没什么悟性的我来说，做统计是个挑战，而且我对商业运作管理完全不懂。门市部的统计员每5天要向区店财务组报一次现金收解日报，根据各种单据填写报表，报表的各项栏目之间有勾稽平衡关系（勾稽关系，指账簿和会计报表中有关数字之间存在的，可据以相互考察、核对的关系）。小顾简单地跟我交接了一下就走了，我对着摞成几堆的单据发愣，看来白领不是那么好当的。
开始时，报表做不出来，我翻来覆去地算还是不平，星期天也赔进去来加班，有时还得去请小顾来指点，发现不是计算错误，是对各栏目数字的填报要求不清楚，不理解。下班回家，去楼上找陆怀东请教，陆怀东是燕京大学校长陆志伟的孙子，他的父亲陆卓明在北大教经济地理课，是极受学生欢迎的老师。陆怀东很聪明，在海淀区新华书店储运组工作。陆怀东仔细给我讲什么是进、销、存，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总库存和明细库存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开了点窍。
我在魏公村门市部工作了一年左右时间，人事组组长张家奇师傅把我调回海淀门市部做统计员。以前，我对人事干部的印象很差，看到他们就躲着。张家奇师傅是个例外，是他从街道把我招进了新华书店，一直关心我，时常鼓励我，又调我回到海淀门市部工作。
顺便普及一下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华书店的管理模式，海淀区新华书店下属有十几个门市部，遍布各大学和商业中心，门市部不独立核算，由区店财务组统一核算。这十几个门市部按规模和年销售额的大小，分大中小三类。海淀门市部和学院路门市部是两个大门市部，魏公村门市部是中等门市部，所以我担任了大门市部的统计员等于又上了一节台阶。而且海淀门市部比魏公村门市部离家近多了，方便接送东东去幼儿园。
大约是1985年左右，张家奇师傅通知我调到区店财务组工作，我有点惊讶。到财务组就是进入区店科室了，对于所有在门市部工作的人来说都是巴不得的，财务组的年轻人都是业务出色的人，比如在北京市新华书店业务比赛中进入前三名的“快手”，后来我知道是财务组的刘建华和唐春华推荐了我，张家奇师傅更是一路绿灯。开始我居然表示不想去财务组，因为我对财务工作没有兴趣，不愿意放弃在门市部可以随便借书看的好处，被张家奇师傅数落了一顿。
我在财务组老师傅们和年轻同事的指点帮助下，从零开始学习做个会计，会计职业成了我后半生的饭碗。
1980年代国内商业会计记账没有用国际通用的借贷记账法，用的是增减记账法。
我和几个年轻的同事一边工作，一边报名职大上课，学习四门会计大专课程。我每门的成绩都在班里前五，会计原理还考了100分，班上第一名。财务组长尚师傅称赞我“到底是知识分子家的孩子”。
新华书店的会计是商业会计，是图书发行环节的会计核算，那时候全是手工记账，因为有各部门统计做了大量前期工作，区店的工作量不是很大。最忙的一天是发工资的日子，所有职工的工资都由财务组算好，从银行取出真金白银，按人名装袋。一旦发现误差，全部都得重来。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会计的基本功有两样，一是书写的字迹，凭证、账本和报表上的汉字和阿拉伯数字都要写得漂亮，阿拉伯数字最好有点斜度。另一个就是打算盘，计算得又快又准，无论加减乘除都行。
在会计评职称时，是要求珠算考级的，普通会计要通过5级考试，谢天谢地，我通过了。对于年纪偏大、反应速度大不如前的我来说，在珠算考场特别受刺激，20分钟一张卷子，考两张卷子。当你的手还在扒拉算盘珠子时，听到别人的算盘珠已经不响了，心一下就慌了。
新华书店的财务核算好像是从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到了文革后，已经是很正规的一套核算流程，财务组的老师傅们工作都极其认真，一板一眼的，非常规范。在财务组的日子我学到很多知识和规矩。有一次账目不平，只好把已经计算过的进货单拿出来重新复核，结果发现是我计算的一摞进货单的合计数不对，我觉得自己很仔细地计算的，而且还算了两遍，怎么会错呢？想不通就跟陈师傅说，觉得挺冤的。陈师傅是平日话不多，工作特别认真的老师傅，她整理装订的传票就像从装订厂出来的书那么整齐。陈师傅轻声细语地说：“错了就是错了，没有为什么，下次再细心点”。师傅们的工作态度影响了我，以后到出版社工作时，我的账本、报表和传票都装订得很整齐，但远比不上陈师傅的活儿。如果账目出现问题，就一定不计时间地弄清楚。
我和财务组同事们的关系都很好，通常财务部门是很安静的地方，我当部门统计时到财务组交报表，进了屋就被肃静的气氛吓着了，蹑手蹑脚地往里走，小声说话，事情办完赶紧撤，倒是会钻进旁边的美工组去聊天。刚开始到财务组上班时，我老实了一阵子，等熟悉了，开始原形毕露，说话嗓门大，还时常嘻嘻哈哈，吵得田经理都过来“弹压”。
在新华书店工作了8年，从站柜台卖书开始，做过收款员，在门市部读者服务台工作过，担任过门市部的统计，最后3年在海淀区新华书店财务组做统计和会计工作，我熟悉了图书发行每个环节的管理和会计核算流程。这8年时间是新华书店的黄金时代，图书出版像井喷似的，在大学群立的海淀区的书店门市部做营业员很辛苦，工作量和收入不挂钩，但干劲可足了。1980年代是万物复苏，朝气蓬勃的年代，我有幸在新华书店见证了文化的回归，图书出版发行事业的蒸蒸日上。
本文作者为团结出版社财务室原主任
编辑 / 陈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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