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筑梦 | 许卫红：用态度传递行业温情
因本身对书本就有一种爱，所以到东北师范大学读书时，许卫红的第一选择就是图书馆学专业。当时的许卫红虽听说过古籍，却对古籍修复完全没有概念。毕业后，她来到四川大学图书馆做期刊编目工作，跟古籍的实际接触较少，偶尔路过古籍部时会感觉很神秘。“总感觉有一天会走进去，并在这里完成最后一站的工作。”能与古籍修复结缘，在许卫红看来，也许就是凭借冥冥之中的一种感觉。
2008年，许卫红进入修复室工作，从此与古籍修复结下不解之缘。喜欢做手工的她并不认为修复工作枯燥，反而因兴趣逐渐爱上了这个行业，“实际上是一种情怀吧，进入这个行业才会发现，古籍修复是有温度的”。
在传统技艺的传承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许卫红并不认可这一说法，因为在她入行、学习、提升的几个重要阶段，师傅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8年，许卫红被学校图书馆委派去国家图书馆参加古籍修复技术培训班，她说：“当时自己就是一张‘白纸’，从参加培训班开始才算走上古籍修复学习之路。”之后，从一个培训班到另一个培训班，国家图书馆及其他兄弟单位的杜伟生、张平、赵嘉福、林明等修复大咖倾囊相授，许卫红也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许卫红表示：“跟随大师们学习获益良多，但这些学习实际上是不连贯的，还需要自己去串联知识，通过阅读、观察、交流来加强自身理论和实践能力，形成自己的知识结构。”让许卫红感到幸运的是，国图举办培训班时，经常请到一些相关学科的专家，来教授版本目录、色彩、传拓等学科的知识，她说：“修复不只要注重手上的技艺，也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只有如此才能走得更远。”
2008年开始，在馆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下，许卫红积极参与图书馆修复室各项建设工作。2014年，修复室建设基本完成，四川省古籍修复中心四川大学分中心也于同年成立。2016年，四川大学图书馆与四川省图书馆、杜甫草堂博物馆共同申报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四川古籍修复中心传习所，许卫红成为导师助理，协助导师从事部分教学活动。但她从不认为自己有任何特殊，仍把自己当作学生，“人的一生都在学习，而我的角色永远是一名学徒”。
若要形容川大图书馆古籍修复室这十余年来的变化，许卫红口中的“天翻地覆”确实非常合适。同国内大多数图书馆一样，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室初创阶段，条件非常简陋。“修复室刚建立时只有一个9平方米的小房间，因缺乏设备，导致许多工作无法开展，只能完成一些简单的修复任务。”许卫红谈到当时修复的情况时，不免有些激动，“几张老旧的阅览桌，一台压书机，几乎成了修复室的全部家当，许多修复工具没有现成的可以购买，需要修复人员到处去淘，或者自己制作。”
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室一角（初期）
虽然起步较晚，古籍保护工作却迫在眉睫。四川地区常年潮湿多雨，为古籍病虫害重灾区。许卫红发现学校图书馆文献破损情况十分严重，从粘连、虫蛀、霉变到纸张脆化，各种破损类型都可以找到典型的样本。这些情况引起了四川大学图书馆相关管理人员的重视，近年来不断加大投入，一方面改善库房条件，提高预防性保护水平，一方面加快修复室建设，对濒危文献进行抢救性修复。“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修复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有了硬件设施，软件设施的建设同样不可或缺。在修复室有一个专门的文件筐，放着图书馆界、档案界文物保护与修复的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国际图联的文献保护指南。“当你把握了这些操作标准和修复原则，其他的事情都会迎刃而解，不论是南派还是北派，也不管是手补还是机补，我们就没有了选择困难症，因为我们所作的选择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古籍。”
入行较晚，加上不够连贯的培训班课程，让许卫红只能用勤奋弥补时间上的差距。修一生，学一生，即使成为一名导师助理，她始终视自己为学徒，用态度打磨自己的修复技艺，努力完成修复任务。
古籍修复工作离不开实践、操作，更离不开理论指导，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古籍修复工作顺利开展。比如面对图书馆大量待修文献典籍，如何分层次、分阶段做好这项工作？川大图书馆古籍修复室量身定做了选书原则，“根据馆藏情况，我们总结了修复书籍的先后原则，即先缓急再轻重”。因为是图书馆学专业出身，许卫红就将“书是为了用的”这条定律从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提取而来，强调首先要满足读者需求，先用先修。而根据文献发生危险程度，又将文献破损程度分为亟需抢救和潜在危险两种，按照这样的选取原则将文献放在“候诊区”排队。如此一来，读者阅读与图书馆修复任务的需求都可得到满足。
在具体修复工作中，国家图书馆杜伟生老师提出的安全性原则成为修复室同事把握的最高原则。“一些原则表面看上去是矛盾的。如修旧如旧原则、修旧如新原则，到底是要新还是要旧？再如最小干预原则，那我直接不干预？工作不做了不就是最小干预吗，如何去把握？”在许卫红看来，文献想要修成什么样，选择什么样的修复方式，使用什么材料，安全性原则就是来统摄这些细则的，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才能选择更合适的修复方式。
在川大图书馆古籍修复室，许卫红的修复工作涉及线装、蝴蝶装、包背装、金镶玉、挖衬等多种中文传统古籍装帧形式，普通精平装、账簿式、骑马订、封套式等多种西文古籍及近现代文献装帧形式，以及舆图、书画、拓片、散叶等多种形式的纸质文献类型，不同的修复形态也直接影响了修复的方法。其中，许卫红特别提到昌都地图的修复。“一部文献的修复，有时真的急不来，你要等各方面条件全部就位后，才能够去完成。”昌都地图虽只是一幅地图，但修复它的过程却将修复原则、修复态度体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文献破损表现研判，昌都地图原是从墙上揭下来，又折叠存放，折缝处破损严重，断口处纸张卷曲蜷缩成混乱的疙瘩。”许卫红说道，昌都地图为狼毒草制造，因为是皮纸类型，纸张纤维较长，韧性较好，所以它在破损后有些地方是卷在一起的，像破布一样，有点絮化。修复时，许卫红考虑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地图上红色、橙色笔迹的晕色，一个是修复到何种程度，“思考后发现，可以暂时只把破洞补上，破裂处加固”。之后，采取类似掏补的方式，用纸板托着补纸过去进行拼接，“因为，地图本身纸质较厚，在干补的情况下从后面看不出河流、线路，如果拼错就属于破坏性修复，一切都会没有意义”。恢复完成后，地图的纸张仍存在变形情况，如果将其修复平整，地图就要发生实际变化，会违背修复原则。许卫红介绍：“因馆里库存没有狼毒纸，所以专门联系西藏自治区图书馆的同行请抄纸师傅做纸，但因正处农忙时节，抄纸师傅没空做纸，只能放下工作去耐心等待。”
不久前，许卫红还同修复室的张黎俐老师一同修复了一套信札，工作量较大，且涉及纸张、字迹等多方面的问题，还邀请图书馆编目人员、当地书法家等一起协作完成修复。这次修复也成为川大图书馆古籍修复室不同人员和工种协作的典范。
许卫红参加过许多培训班，接触过许多大师级修复师，杜伟生老师就是其中一位，“我做古籍修复是因兴趣开始，而从兴趣到热爱这一步，就是在杜老师的课上实现的”。在许卫红眼中，杜伟生老师对学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经常提到做修复师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此一丝不苟的精神令许卫红记忆深刻。许卫红在讲到另一位师傅的故事时，眼圈泛红：“2014年跟赵嘉福老师学传拓，因学员热情高，经常要排队使用碑和砚台。70多岁高龄的赵老师身体并不好，但第二天一早，他还是在这个梅雨季节背着一大包砚台，赶公交车来到了培训班，陪我们练习拓印。”许卫红认为，从老师傅那里最需要传承的就是敬业的态度和对古籍的敬畏心，“只有你对工作严谨，拥有对古籍负责任的态度，才能把工作做好。态度之后，才是技术和理念”。
从师傅们那里学来的，许卫红也如数教给了学生。这几年，四川大学图书馆古籍修复室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将传习所作为实践基地，帮助学院培养学生。在带实习生时，许卫红会因材施教，有针对性地补齐学生的短板，“比如研究生实习时，我会同他们的导师沟通，需要掌握什么技能，往哪个方向培养，是理论多一些，还是技巧多一些，这都是要提前解决的问题”。在之前的一次平装书修复教学中，许卫红给每人发了一张修复档案工作单，单子上有修复对象的损坏程度认知、修复技巧选择、纸张和结构处理选择等项，需要学生从各方面对修复对象有高度认知。“填修复单规范了我们的行为，要求我们把每一个细节都做好，即使某个环节出问题，也不会是太大的风险。”许卫红将这一步骤比作法律中的一句话，即程序正义，她希望这样的教学和实践能够有更多的融合。
许卫红认为，每个人发展的路径是不一样的，但作为古籍修复从业者，首先要有宽广的知识面，其次是工作要专，只有深入研究这一行，才不会感觉到枯燥。择一事，终一生，许卫红选择古籍修复后便没想过放弃，“三十而立，我在三十岁时进入行业，四十不惑，我在四十岁时知道了要干什么，那就是做一辈子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