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中医机构的崛起对公立医院构成威胁？
第 8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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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中医馆如雨后春笋发展是中国医改体制过渡中的一个必然出现的事物，公平对待才是正确的举措。
■ 医馆界丨木槿
固生堂、君和堂大手笔的融资曾轰动一时；和顺堂的走出去战略硕果累累；跨界“外星人”纷纷复制连锁医馆的案例在业界已经不是什么奇闻异事......中医发展呈勃勃之势，可成功的背后，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痛。
随着央视中医药法《对话》栏目的热播，备受关注的民营医馆的发展问题在节目中展开了讨论。以刘琼女士为代表的民营医馆经营者向王国强局长提出了问题——民营医馆会不会更容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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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馆审批难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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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年少时萌生的中医梦，又发现中医市场的商机——具有一波潜在的粉丝群，刘琼从香饽饽的上市零售连锁药店进军中医馆，开启了一场大力扩张门店的历程。
▲云南圣爱中医董事长 刘琼
刘琼说，“他们说我开医馆开疯了！每年我得到上市公司的分红有2000多万元，全部拿来开中医馆，可是还不够，远远都不够，然后我就用我的股票去质押开中医馆。”
医馆不是人人都能开，要随时做好亏损的准备，“一般我们的医馆投入都在1500万元左右，最开始每年至少亏六七百万。那是五年前的一个分界线，如果说2010年以后的一个分界线就要亏上千万元，因为房租在涨，工资成本在涨，装修费用也在涨。”刘琼说。
现实相对于理想还是骨感了许多。过去，中医发展还不被待见，规矩多，审批难，十年以前开医馆的人大多有共同的感受，束手束脚难有作为，令医馆人眉头紧锁。
“以前民营医馆审批非常困难，有很多限制，比如说在选址的时候，要求医疗机构之间必须相距500米、二环以内不能开办。城管对我们的门头，门脸装修也有限制：在设计门头的时候，我们要体现中国风文化，但设计出来审批的时候有关部门不同意。有一天政府部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市容检查，让我们当天晚上之前一定要把医馆楼上那几个大字拆掉，如果晚上之前不拆掉，第二天就封门。”刘琼说。
对此问题，王国强局长解答了她的疑惑，也给广大民营医馆人吃了一颗定心丸，“刘琼讲到的都是她的过去式，但是我相信，随着中医药法的颁布，尤其是中医药法第14条，对于中医诊所从审批制变成备案制，都有了很明确的规定，所以这是一个对民营中医机构来讲非常利好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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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对待民营中医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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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琼在发言中分享，“‘民营’二字在13年前，圣爱中医馆刚刚开业的时候，是被歧视的群体，很多人看不起咱们民营机构。”
云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郑进谈到，自己刚担任局长的时候，业内很多公立医院的大夫、领导希望他以后和圣爱中医馆划清界限。2011年他到圣爱中医馆视察，却觉得圣爱的中医药文化建设做得特别好，用心之举胜过任何一所公立医院，他还发现到圣爱中医馆看病的老百姓特别多。
郑局长由衷地赞许，“圣爱中医馆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老百姓对中医药不同需求诞生的产物。公立医院由于医疗资源问题，只能提供一些基本的医疗服务，但是圣爱中医馆却提供了优质和高水平的服务，他们的存在意义很大。”
“你怎么看待公立医疗机构，你就怎么对待它（民营）。”郑进说。
民营中医馆如雨后春笋发展是中国医改体制过渡的一个必然出现的事物，郑进表示，公平对待民营中医机构才是正确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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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点执业对公立中医医疗机构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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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即是品牌，从前公立医院对医生不放开，到现在的多点执业，解决了民营中医机构招医生老大难的问题。这两种力量在市场上的角逐，对公立中医医疗机构而言，既是压力，也是挑战。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院长王耀献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医药法的颁布确实迎来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春天，对中医院的发展也会产生深远影响，当然机遇多于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对医疗业务的冲击。专家资源稀少，就会出现病人就医分流。大型中医医院往往是大门诊，以东直门医院为例，医院收入的75%来自于门诊，所以说门诊量少了，必然医疗业务会受到冲击。
第二个挑战是人事管理难度大。多地点执业加上中医诊所备案制，这可不是美酒加咖啡。
第三个挑战是科研教学影响大。医院培养一个人才、知名专家非常不容易。民营医院都在抢夺优质资源，而我们的知名专家有时候也会出于经济诱惑，忙着自己开诊所，或者去民营机构执业，必然会影响科研教学工作。我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一流医生做担保，很难保证大型中医院年轻大夫和医学生的教学质量。这是百年大业，国之根本。
当然这三种挑战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一种鞭策。”
不管是美酒还是咖啡，多点执业大势所趋。
民营中医机构已然成为中医事业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分支，在政策的光明指导下，王国强局长还对民营机构做出规定：坚决取缔非法违法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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