冥币是根据流通货币的形制专门为丧葬制作的随葬品，有铜、铅、锡、泥、纸等质地。战国秦汉时期，泥质冥币发现数量多，分布范围广，沿用时间较长，能较好地反映这一时期冥币随葬的相关问题。泥质冥币主要仿照金币和铜钱制作，其种类和分布的阶段性、区域性都较明显，与楚文化的丧葬习俗有关。冥币虽不具备经济属性，但它所代表的文化意义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密不可分。对战国秦汉时期冥币的研究在探索中国古代冥币文化的发展历程、了解当时社会的丧葬习俗以及探讨古代钱币的文化意义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战国秦汉时期的冥币发现较早，但一直以来并未引起较多的关注。傅聚良、周世荣、吴兴汉等学者先后对楚墓随葬冥币的种类、形制及年代等问题进行研究，对泥金版着力尤多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安志敏、黄盛璋等先生在讨论楚、汉金币的问题时，也专门对泥金版和泥金饼的类型等问题做了讨论。蒋若是先生则将中原地区出土的秦汉时期体小、轻薄、质劣的铜钱作为金属冥币进行讨论。整体来看，已有的研究仍较少，主要侧重于冥币的形制分类、与流通货币的对比等方面，对冥币随葬特点及葬俗方面的关注稍显不足。这一时期泥质冥币出土种类丰富且数量众多，但尚缺乏专门、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作为墓葬文化的一部分，冥币不仅与葬俗和货币制度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的经济水平和财富观念，而各地丰富的出土材料为探讨冥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基础。目前学界对泥质冥币的定名比较多样，本文在研究中统一如下：泥金版指仿照楚国金版制作的冥币，泥金饼指仿照饼形金币制作的冥币，泥钱指仿照铜钱制作的冥币。本文的年代划分主要参考多卷本《中国考古学》的分期与断代研究成果。上述三类泥质冥币中，以泥钱的数量最多，其次是泥金饼，泥金版的数量较少。下面就各类泥质冥币的发现情况、形制特征和制作方法等分别予以介绍。泥金版主要见于战国至西汉早期墓葬中，个别略晚。目前发现年代较早的是战国中、晚期之交的长沙子弹库楚墓，泥金版被放置在竹笥内，有数百块；战国晚期除湖南外，在湖北、安徽、上海、江苏、浙江等地都有零散发现；西汉早期出土数量明显增多，湖南以长沙为中心，在益阳、常德等多地都有较多发现，浙江、安徽两地的分布范围也有扩展。单墓随葬泥金版的数量各地存在明显差异，湖南和浙江两地较多，前者单墓出土多达数百块，其他地区随葬数量较少。较完整的泥金版可大致分为正方形、长方形和弧边尖角四边形，前两种在湖南最多见，第三种在安徽、江苏和浙江发现较多。泥金版多为板状，有的截面弧曲，略呈瓦状，尺寸随形状变化较大，正方形的边长一般在4.5～6.5厘米，厚度多为0.5～0.8厘米。有的因火候不高或未经烧制，出土时已破碎，烧制温度较高者质地较硬。泥金版大多呈灰色或红色，有的表面涂黄（金）粉，有的施黑衣，有的施黄褐釉，个别外裹铅皮。楚国金版上钤印的印格形式和数量并不统一。泥金版亦如此，以4、9、12、16个印格较多见，单个印格的尺寸也存在差异。泥金版上印格的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带文字，内容有“郢稱（爯）”（图一，1）、“郢”（图一，2）、“鄢”（图一，3）、“两”（图一，4）、“金”（图一，5）、“黄金”、“千两千金”（图一，6）等，有的为难辨别的符号（图一，7）。文字的排列不统一，以“郢稱”为例，两字在一格的既有横向也有纵向（图一，8），也有两字各占一格的（图一，9）。第二种无文字，一般仅画出方格线，有大方格（图一，10），有的在大方格内再画小方格（图一，11），应都属简化形式，简化更甚的则是刻划席纹。泥金版上的方格线及文字为模印的阳文，阴文极少见。
根据上述特征，推测泥金版有两种制作方法。一种是整体模印，即模印范上刻制了整版的方格和文字，直接在泥版上压印而成（见图一，5）。方格线是整体规划刻出的，印格排列整齐，而各印格内文字存在一定差异，可知模印范上的文字为分别刻写。另一种是单格模印，即模印范上仅刻制单格内容，需在泥版上多次压印（见图一，2）。由于没有统一规划，印格的排列不整齐，印格数不定，压印的深浅也略有差异，但是各印格字体较一致。从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泥金版的平面形状变化不大，但其内容和形式发生了较大变化。新出现的“两”、“黄金”等内容是秦汉时期货币制度的反映，文字的排列更加多样，有的更加简化。此外，还出现了釉陶金版。泥金饼是战国秦汉时期出土范围最广、沿用时间最长的一种泥质冥币。已知江陵李家台楚墓、江陵马山楚墓和长沙左公山楚墓三处年代较早，约在战国中期晚段。战国晚期以长沙楚墓出土较多，河南有个别发现。汉代泥金饼的出土范围进一步扩大。湖南的出土数量最多，遍及省内大部分地区，年代从西汉早期延续至新莽。浙江次之，在钱塘江以北的湖州、余杭、杭州等地的西汉中期到东汉初的墓葬中出土较多，绍兴有零星发现。江苏境内泥金饼主要出于徐州西汉早、中期墓，扬州地区个别发现晚至新莽时期。安徽合肥、淮南、安庆、六安等地的西汉早、中期墓中均有少量出土。在河南南阳、洛阳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墓葬中有少量发现。此外在湖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也有零星发现。泥金饼的平面基本呈圆形，上部形态多样，底平或内凹。多为泥质灰色，有少量红、褐、黑色，未经烧制或火候低者质地松软易碎，火候高者质地较硬，浙江、安徽等地出土有硬陶或釉陶金饼。泥金饼一般为模制，有的底部还留有指压痕迹。表面素面或带装饰，除模印纹饰外，有的施黑、白色陶衣，有的涂黄（金）粉、白（银）粉，以象征金饼或银饼，洛阳东汉晚期泥金饼有黑、白、朱、绿四种颜色。有的泥金饼凹底内还刻划有“值九万”、“十”、“值钱万”等文字或符号。出土泥金饼的底径绝大多数为4～6.5厘米，有很少量的小于3厘米，如满城二号汉墓出土的泥金饼，这可能与货币金饼的形制分大、小两种有关。泥金饼纵截面变化较大，据此可大致分为以下四型。A型：扁平圆饼形，有的中部略厚，底较平或略凹。以长沙楚墓M185∶40、江陵李家台楚墓出土（图二，1）、西安龙首原西医M3∶24（图二，2）等泥金饼为代表。
B型：上部微弧缓曲，底平或内凹。如余杭义桥M56B∶36、长沙识字岭M3∶15-1（图二，3）、六安双龙M094∶004（图二，4）等泥金饼。C型：上部弧曲度较大，有的近馒头形或半圆形，底平或内凹。如徐州苏山头M2∶53、常德南坪D8M3∶29-2（图二，5）、杭州大观山果园M11∶15-4（图二，6）等泥金饼。D型：上部高耸，呈塔状或山峰状，底平或内凹。如衡阳玄碧塘M3∶21、南阳一中M256∶31、湖州白龙山M29∶14（图二，7）等泥金饼。从出土情况来看，C型泥金饼数量最多，B型次之，D型最少。A型出现最早，战国泥金饼基本都属此型，到东汉晚期仍有零星发现。西汉早期B型较多，C型出现但数量较少。较特殊的是，永城磨山西汉早期墓出土的泥金饼，是模仿背中空样式金饼而成（图二，8），这种形制目前仅见1例。西汉中期开始，湖南、浙江两地随葬泥金饼的数量增多，各型都有发现，以C型最多。到东汉，随葬泥金饼的数量大大减少，主要出土于洛阳、南阳两地，西安有个别发现，类型与西汉晚期的基本一致。此后，泥金饼基本不见于墓葬随葬品。战国时期的泥金饼均为素面。进入汉代，除少量素面外，泥金饼上大都模印纹饰，这些纹饰的地区差异较明显，在沿用时间较长的湖南地区还存在时间早晚的不同。湖南西汉早期的泥金饼主要饰卷云纹（见图二，3）和弦纹，二者也组合出现；西汉中期，新增斜方格纹（图三，1）和相连卷云纹（图三，2）；西汉后期，卷云纹简化，新出现乳丁纹、花瓣纹、花瓣星点纹等（见图二，5）。浙江地区的泥金饼以饰不规则的曲线纹为主，曲线的长短和排列都没有规则，在曲线纹的边缘还有一到三周不等的凸弦纹或戳点纹（见图二，6、7），亦见乳丁纹和卷云纹（图三，3、4）；比较有特点的是泥金饼顶部中心有菱形、双圆圈、柿蒂纹等，不同于其他地区顶部中心的小凹坑。这几种纹饰从西汉中期到东汉初都有发现。江苏与安徽出土的泥金饼多饰弦纹、卷云纹及不规则曲线纹，弦纹分同心圆式和旋涡式（图三，5）；卷云纹一般与弦纹及乳丁纹组合（图三，6）。陕西出土的泥金饼以弦纹、涡纹组合为主，个别饰漩涡状乳突纹（图三，7）。河南出土的泥金饼则以变形龙纹和乳丁纹组合为主（图三，8）。汉代泥金饼上的纹饰可能受到其他器物纹饰的影响，如瓦当、陶器等，如湖南泥金饼上的花瓣星点纹与当地所出滑石璧的纹饰相近。
泥钱主要发现于汉代墓葬，有泥半两钱、泥五铢钱、泥大泉五十、泥货泉和无文泥钱五种。泥半两钱以湖南常德、长沙两地西汉早期墓出土最多，在安徽、湖北、江苏等地也有发现，仪征一座汉墓中曾出土万余枚泥半两钱。西汉中期以后泥半两钱逐渐消失。泥半两钱的形制分为大、小两种，大者直径2.6～3厘米，少数在3厘米以上，穿宽0.6～0.95厘米不等，厚0.5厘米（图四，1、2）；小型的直径2～2.5厘米，穿宽0.7厘米，厚0.35～0.5厘米，个别直径在2厘米以下（图四，3、4）。穿孔多不规整。钱文以阳文为主，不少钱文左右颠倒（见图四，2），有的“两”字简化（图四，5），个别为阴文（图四，6）。
泥五铢钱的出土范围较泥半两钱更广。湖南出土数量仍然最多，在常德、长沙、株洲、湘西等许多地区都有发现，浙江、河南、广西等地的出土数量也较多，上海福泉山汉墓出土了上万枚泥五铢钱。泥五铢钱在西汉中、晚期墓葬中出土数量最多，新莽、东汉时主要出土于河南南阳。泥五铢钱的直径大多在2.5～2.8厘米，个别较大，穿孔有方、圆两种，穿宽不等，厚约0.3～0.5厘米。钱文多为阳文，个别阴文，钱文有的反写（图五，1），“铢”字大都简化（图五，2、3）或者异形（图五，4、5），有的模糊不清。南阳一中出土的泥五铢钱较为特殊，为圆形圆孔，文字为阴文（图五，6）。泥大泉五十和泥货泉主要出土于南阳、洛阳两地新莽至东汉初期墓葬中，其他地区发现较少。泥大泉五十的直径约2.5～2.7厘米，穿宽在0.6～0.8厘米，厚度0.4～0.7厘米不等（图六，1）。泥货泉一般直径为2.3、穿宽0.8厘米（图六，2）。泥莽钱的穿孔有方、圆两种，钱文大多为阴文，少数为阳文。无文泥钱在长沙、湘潭等地的西汉中期墓中已有发现，但以南阳东汉中晚期墓出土较多。穿孔有方、圆两种，直径约2.4厘米，厚度差异较大（图六，3）。有的单独出土，有的与泥五铢钱、泥大泉五十同出。
泥钱的质地一般较松软，火候很低或未经烧制，成型方法主要是模制。出土泥钱中，有模制阳文和阴文两种。阳文泥钱是用刻制的钱模压印而成。从阴文泥钱上文字的排列和写法来看，有可能是直接用铜钱模印制成。泥钱钱体较厚，钱形及穿孔不规整，圆形穿孔可能用细圆柱状物戳穿而成，钱文大多随意不规范，钱文反写、简化现象较多见。战国秦汉时期，尽管泥质冥币在随葬品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其产生、流行的时间和区域特征较明显，在三类泥质冥币的相互组合、与铜钱的组合以及与墓葬等级的关系等方面也显示出一定的特点。泥质冥币大致出现于战国中期晚段，在西汉时期达到兴盛，东汉时期开始衰落，分布范围和出土数量大大缩减，此后基本消失。各阶段泥质冥币的种类和分布区域存在差异。战国中晚期，泥质冥币主要有泥金饼和泥金版，二者出现时间大致相同，都以湖南地区出土数量最多。与泥金饼相比，泥金版的出土范围更广，数量也更多，显示出其流行程度应比泥金饼更高，这与楚国流通金币以金版为主要形式的情况相一致，金饼的使用可能较少。西汉早期，新出现了泥半两钱；泥金版在湖南、安徽仍占据重要地位，且随着货币制度变化产生了新的内容和形式；泥金饼的数量开始增加，徐州、西安两地尽管出土数量不多但只见泥金饼一种泥质冥币。西汉中、晚期，泥五铢钱逐步取代了泥半两钱；泥金版大量减少并逐步消失；泥金饼占据了绝对优势，以湖南和浙江为分布中心，受区域文化的影响，浙江多见釉陶金饼。新莽时期开始，尽管新出现了泥质莽钱，但泥金饼和泥钱的数量都较前期开始明显减少。东汉时期，泥质冥币以洛阳和南阳出土的少量泥金饼为主，至此泥质冥币走向了衰落。泥质冥币最早发现于江陵与长沙两地战国中期偏晚的楚墓中，到战国晚期，分布范围扩大到今寿县周边及苏州、安吉、上海等地。这些地区中，楚国曾先后在湖北、安徽建都，两地是楚文化的中心区；而楚人在春秋早期就已进入湖南，这里是楚文化的一个次中心区；以苏州为中心的原吴地是战国晚期春申君的封地，是楚国东境的重要据点，也是江东楚文化的中心区。由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泥质冥币主要出土于楚文化中心区。西汉时期，虽然泥质冥币的分布范围有所扩展，但仅在陕西、河北、广西等地局部有零星发现，有的可能与人群迁移有关。而在原楚国境内，其范围扩展和数量增加的程度更为可观，即汉代泥质冥币仍主要出于“三楚”之地。不仅如此，汉代泥质冥币的出土情况还显示，在三楚境内仍以楚文化的中心区或楚文化影响较长、较深入地区为主。这在东楚地区反映最明显。浙江出土的泥质冥币大多集中在钱塘江以北区域，这一区域在战国中期楚威王大败越国后已划入楚国疆域；战国晚期春申君改封吴故地，环太湖区域也成为这一时期楚文化的一个中心。钱塘江以南地区受越文化影响较深远，很少见到泥质冥币出土。战国时期泥金版、泥金饼一般都单独出土，尚未见二者同出。西汉早期，泥金版大多与泥半两钱同出，有的与泥金饼同出，也有三者同出的，如常德樟树山M30。目前仅有一处发现泥金版与泥五铢钱同出，这也是目前泥金版出土年代最晚的一处，为西汉中期。泥金饼的随葬时间最长，从西汉早期开始多与泥钱同出，其中与泥五铢钱同出最常见。泥半两钱大多单独出土，其次是与泥金版同出，与泥金饼同出较少。目前尚未见泥半两钱与泥五铢钱同出。泥五铢钱除与泥金饼同出外，单独出土的情况也较多，个别与泥莽钱或无文泥钱同出。泥莽钱一般单独出土于新莽墓葬中，少数与无文泥钱同出。无文泥钱除与上述两种同出外，也有单独出土的。泥质冥币最初仿制黄金货币制作，后来增加了仿制铜钱的形式。金版是战国时期楚国的流通货币。从泥金版的出土情况看，西汉早期在湖南地区可能仍有金版流通，也有学者指出与西汉长沙国铸钱有关。西汉中期，泥金版的消失和泥钱、泥金饼的流行，从一个侧面说明统一的货币制度在全国得到有效推行。泥金饼的一直沿用说明金饼是战国秦汉时期一直存在的黄金货币形态。随葬泥钱的种类大致与流通钱币变化一致，而且西汉早期已出现与流通铜钱同出的情况，有的将二者混放，有的将铜钱置于棺内，而泥质冥币与陶器等放在棺外。战国时期泥质冥币主要出土于贵族墓中，从士、大夫级的中小型贵族墓到封君级别的大墓均有出土，从出土情况看，随葬数量与墓葬等级的关系似乎不大，这一阶段的平民墓中尚未发现泥质冥币。到西汉早、中期，除中小型贵族墓外，在高等级的诸侯王、列侯墓中也大量出土泥质冥币，而且大、中型墓中随葬泥金饼或泥钱的数量明显更多，有的多达上千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墓葬的等级差异。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泥质冥币多见于河南、浙江两地以随葬日用陶器为主的中小型墓，贫民墓尚未发现随葬泥质冥币。目前已发表资料中对泥金饼的定名多不统一，有“泥饼”、“泥锭”、“釉陶麟趾金”等多种情况，哪一种说法较为客观值得讨论。黄金货币的圆饼型形态在战国时期已经出现，秦汉时期沿用。从出土材料看，汉代金饼主要有圆饼型和斜壁内腔中空型，前者多见，并有大小两种形制。泥金饼正是模仿圆饼型金币的冥币，这一基本形态在汉代并未改变。关于麟趾金的铸造，文献记载较为明确。“（太始二年）三月，诏曰：'有司议曰，……今更黄金为麟趾褭蹏以协瑞焉’。因以班赐诸侯王”。海昏侯墓的发现为解决麟趾金和褭蹏金的形制提供了依据，但关于二者的性质学术界仍有不同意见。如文献所言，麟趾金和褭蹏金的铸造是协和祥瑞并赏赐给诸侯王，不是作为流通货币使用，因而不太可能被一般贵族甚至普通民众接触并仿制成冥币随葬。杭州老和山出土泥金饼上的“令之金一斤”的文字，应只是工匠只闻其名不见其形的附会之作，不能作为判断麟趾金形制以及定名此类冥币的依据。因此结合战国秦汉时期金饼的形态、出土冥币的形制以及麟趾金铸造的背景和意义，出土的饼形泥冥币定名为泥金饼应更妥当。战国时期金属铸币开始普遍出现，以黄金和铜钱为主要形式，并形成了列国各自的特色。与汉代相比，战国墓葬中随葬钱币的情况较少，楚国境内更为少见。秦汉时期，钱币随葬在全国范围内日益流行，尤其大型墓出土铜钱的数量众多。泥质冥币是从西汉早期在原楚国境内开始发展，至西汉中晚期盛行；另外前文也已指出，泥质冥币与流通钱币有不少同出的情况。如此，在钱币随葬逐渐盛行的西汉时期，泥质冥币在原楚文化区获得阶段性发展的现象和文化意义值得进一步思考。泥质冥币的发展和空间分布等显示出其应属楚文化葬俗的内容。这应与楚国货币以黄金为主有很大关系。黄金的稀有与贵重使楚人选择仿制品为逝者随葬。战国早、中期楚国已出现铅、锡质地的冥币，晚期在一些较高等级的墓葬中还有包金或贴金的金属冥币，但数量都很少。泥质冥币应是金属冥币进一步明器化的结果。西汉时期这一葬俗得以延续。泥质冥币在汉代发展的区域性和阶段性与楚、汉两种文化因素的此消彼长有关。汉统一帝国的建立，汉文化的扩张影响以及在各地的交流融合，使战国时期地区间存在的较大文化差异逐步缩小。战国秦汉时期泥质冥币的发展历程是对这一时代特征的一个侧面反映。
（作者：黄娟 天津博物馆；原文刊于《考古》2021年第6期；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