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文明的鼎盛——蒙古族的发展与演变
两宋时期，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崛起于北方草原，逐鹿争雄。继契丹、女真先后建立王朝后，蒙古族凭借雄才大略的铁木真及其子孙数十年的征战，三次西征及南下灭宋，建立了横跨欧亚的世界帝国，缔造空前鼎盛的游牧文明。元朝以后，蒙古族虽然历经分裂与兴衰，但仍固守北疆草原，世代繁衍，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
历经游牧民族兴衰更替的中国北方草原，在十二世纪又孕育缔造了游牧民族的雄杰——蒙古族。它集游牧文化之大成，凭借马背民族强大的机动力，横扫欧亚大陆，建立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蒙古帝国和大元王朝，发出了震惊世界的号令。经明及清，蒙古族作为北方草原的主体民族，世代繁衍生息，蓬勃壮大，延续至今八百余年，将草原游牧文明发展到鼎盛。
蒙古民族国家政权的建立与更迭
蒙古高原的东部，沿今中俄边界有一条蜿蜒东流的长河，叫额尔古纳河。很久以来，它被蒙古人视为神圣的母亲河。由于它的滋润，呼伦贝尔草原水草肥美，蒙古族得以在此兴起并走向外部世界。
蒙古族源于古老的东胡系室韦部的蒙兀室韦一支。公元七世纪，蒙兀室韦首次出现在唐代文献中。他们当时生活于额尔古纳河以东的兴安岭之中，过着半狩猎半游牧的氏族生活。相传在一次部落战争后，蒙古部只剩下男女四人逃往额尔古纳山，至山中奇遇一片水草肥美的草原，这两对男女遂结为夫妇，在此居住。后来由于人口、牲畜的繁衍，便向外寻找空间，于是他们伐木堆积，用畜皮制成风箱，从此走出崇山峻岭，走向广阔的草原。
大约在九世纪时，蒙兀室韦离开了额古纳河西迁到斡难河(今鄂嫩河)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一带驻牧。在新驻牧地肥美水草的滋养下，蒙古部逐渐成长壮大。十世纪契丹族建立王朝时，蒙古(称萌古或盲古子)分衍为两大支系的大小许多部落，曾一度结成松散的部落联盟，与毗邻居住的塔塔儿、克烈、乃蛮等强大的部落，因牧场、牲畜、财富而时常交恶。
到十二世纪，女真族建立金王朝取代辽统治时，激烈的兼并战争愈演愈烈，蒙古草原陷入“天下扰乱，互相攻劫，人不安生”的状态，再现了往昔草原群龙无首的混战历史。饱受刀兵战祸的草原牧人渴望统一，历经了金、西夏、南宋各政权分立对峙的高原之南的农民也祈盼息战，迫切要求一统的时势推动着英雄的出现。
十二世纪六0年代，蒙古乞颜部孛儿只斤氏族贵族之家诞生了铁木真，即后来以雄才大略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少年的铁木真饱尝着丧父和家道没落的痛楚与艰苦生活的磨难，在其父昔日盟友帮助下，日渐崛起，势力渐强。公元一一八九年，铁木真为乞颜贵族推举为汗，开始统一蒙古的事业。他结交那可儿(伴当)建立一个坚强有力而绝对听命于他的权力机构，以巩固自己的汗权。经过十几年军事征战，先后攻灭了塔塔儿、克烈、乃蛮等部。一二〇六年，蒙古各部在鄂嫩河畔举行大聚会，高树九旖白旗(最威严和圣洁的旗帜)，共推铁木真为全蒙古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建立控地东及兴安岭，南邻金朝，北至贝加尔湖的国家，其辖地内居民，均以“蒙古”为名号，缔造统一的蒙古族。
成吉思汗即位后致力于建立一系列国家机构和统治体系。在整个蒙古草原推行领户分封制，将部众按十、百、干、万户组编，平时从事生产，战时随行出征；并以千户为单位分赐给自己的母亲、诸弟、诸子等黄金家族成员，建立以他为核心的统治秩序。从百户、千户中挑选精兵组成直接听命于大汗的常备武装——护卫军；命人将蒙古社会习惯法及他本人整军治国的训言整理录着为第一部习惯法。与此同时，这个方兴未艾的游牧政权以强大的武装力量和优越的军事组织向邻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在几乎整个十三世纪，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率领蒙古铁骑先后三次西征，多次南下，踏及东迄黄海、西至多瑙河的广大地区，将所得土地分封诸子，建立横跨亚欧的蒙古帝国。
二一六〇年成吉思汗孙忽必烈登汗位，建元“中统”，一二七一年定国号“大元”，以大都(今北京)为政治中心。忽必烈倚重汉地文人谋士治国，在中央、地方分设中书省、行中书省等机构，以强化中央集权。不久，发动消灭南宋的战争，终于一二七九年攻灭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统一，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游牧民族的分裂与衰落
忽必烈死后，围绕皇位继承发生的争斗此起彼伏，皇位更迭频繁，远处中亚东欧的四大汗国纷纷自立门户。一三六八年，元王朝在反元起义军的强大攻势下，失去了对全国的统治权。元王室及一部分族众退回蒙古草原，仍保持政权，并具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与明王朝南北对峙，史称北元。在以后的二十年间，双方曾多次发生战争。明朝在北部边境建立了严密的防御体系——长城，设置边防重镇，与此同时，明朝还与蒙古各部开展通贡、互市为特征的贸易，用以笼络蒙古诸部落。
蒙古族在此时分裂为东北兀良哈部、西北的瓦剌部以及东部鞑靼(蒙古本部)三大集团。各部相互攻战，混斗不止，非黄金家族嫡系蒙古瓦剌部曾短暂地统一了蒙古。蒙古草原在割据混战中又度过了百年，十五世纪八十年代，被视为元裔正统的鞑靼部首领达延汗崛起，统一蒙古诸部，将夺回领地重新分封给黄金家族子孙，建立万户制度，重建蒙古的封建秩序，并与明朝保持和平的贸易往来。至十六世纪初达延汗死后，蒙古形成的漠北、漠南、漠西三大割据势力，复又混战争斗不已。右翼土默特万户俺答汗以今呼和浩特乌中心称雄漠南，打击瓦剌，攻取青海，经与明朝的攻伐后罢兵言和，与其妻三娘子同明朝维持和平互市达四十年之久。
蒙古部自俺答汗去世后，又复分裂割据之中。此间崛起于东北建立后金政权的女真族，在其首颔努尔哈赤及其子皇太极统领下，于一六三六年征服漠南蒙古诸部，同年，皇太极在盛京(今沈阳巿)即帝位，改国号清。漠南蒙古诸部臣属于清，从此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成为清王朝大举南下，攻灭明朝，问鼎中原，统一全国的尖兵。由于清廷优待蒙古，至十七世纪末，漠北漠西三部蒙古均并入清朝。
清初，清廷在中央设置蒙古衙门(后改为理藩院)，专管蒙藏少数民族事务。以达延汗的分封制度为基础，对陆续归附的蒙古部编旗设盟，推行盟旗制度。旗是中央政府领导下的基本军事行政单位，盟是中央政府对各旗监督机构。旗之行政军事长官称为扎萨克，选自于功勋卓著的蒙古贵族；盟首领为盟长，从所属各旗旗长中遴选。清廷不仅允许蒙古贵族在各自辖地内享世袭特权，且依功秩授爵位，并以满蒙世代联姻为一大国策，既对其进行严格控制，又心诚待为股肱之臣，使之成为清王朝北疆坚固的长城，为维护清王朝稳定和统一作出重大贡献。
游牧文明的高峰时期
蒙古民族自蒙元王朝崛起，经明及清，社会经济生产、生活方式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将游牧文明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蒙古民族藉蒙古高原独特的自然环境，以发展畜牧业为民族生存之本。蒙元王朝时期颁行了一系列保护畜牧业生产的政令，设置专职人员掌牲畜牧放、管理。同时，在保护牧场、搭盖棚围、贮存饲草、打井养畜、选种繁殖等畜牧生产技术上，有前所未有的成就。畜牧业尤其注重孳息马群，成为国家一贯的政策，甚至对买卖马匹的罪犯施以重刑。元朝在全国设十四个官马道，半数在草原地区。中央设“太仆寺”为专门的养马机构。当时民间流传“朔方戎马最,刍牧万群肥”的诗句，是畜牧业空前繁盛的写照。
蒙古马以身材不甚高，却极耐劳、善长途奔跑的特性，驰名于当时世界。成吉思汗时代的驿站制度，就有赖于蒙古马的快捷结合骑兵的优势而建立。与明朝的战争一度造成了畜群损失，经中后期的恢复发展，牲畜数量和畜牧生产技术水平超过了元代。清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进一步促进了畜牧业的生产发展，特别是蒙地划定旗界，保障了牧场范圈及合理利用，生产技术进一步提高，牲畜增殖迅速，乾隆年间仅商都两牧场共有大小牲畜五十余万只，由此可见蒙古地区牲畜炽盛。
蒙古马
蒙古在重视畜牧业的同时，亦发展农业。元代时为解决军需而开展军屯＇由政府拨发农具、耕牛、种子，并推行扶植农业的鼓励措施。忽必烈在中央设置专门掌管农桑、水利的“大司农司”机构。十四世纪初，漠北形成和林、称海几个屯垦中心。在漠南一些宜耕的地区，由于与汉族有广泛的接触，蒙古族民众渐从专营牧业转向兼营农耕。达延汗以后，特别是俺答汗和三娘子统治时代，对漠南的垦殖颇有成效，至十六世纪末，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一带的土默川不仅种植谷麦豆黍，还栽培瓜芥葱等菜蔬。清代，这里从事农耕的蒙民日益增多，尤以靠近长城沿线的狭长地带为盛。晚清形成了河套和西辽河流域两大农业区，蒙古地区经济呈现出以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多元化格局。
蒙古手工业发展极富民族传统，蒙元时随着工匠拥入，官营匠局兴盛。仅元上都就有官办的毛毡、皮革、马具等制造局六处，工匠达数千人之多，其规模之大、分工之细，为前代北方民族所未有。生产的马鞍可与闻名的契丹鞍相媲美，内蒙古地区有多套蒙元时代制作的鞍马器具存世。陶瓷烧造、金银器制造、纺织等业均空前繁盛，其工艺精湛，精品迭出。元大都、上都等城市的兴建，驿路的通达，以这些城市为依托，商贸活动蓬勃开展。内蒙古地区发现的多枚元代纸币、八思巴文铜币、察合台银币，是经济发展商贸繁兴的物种。兴建于明代的归化与清代绥远、多伦诺尔、库伦等城市日益成为商业中心，不仅连接中原与内外蒙古，而且也是沟通中亚、东欧贸易的枢纽。
内蒙古成吉思汗陵供奉的征战的马鞍
蒙古族由游牧、狩猎所决定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独具特色，明清由于蒙地的封禁，其传统的生活方式更加纯熟，并有许多开拓性创造。
元代蒙古族男女皆着右衽交领长袍，腰间打褶，以带束之，根据主人身分、地位差异，有以狐皮等珍贵皮毛制成的袍，吊布、绸、缎为衣面，也有直接以狗、山羊皮制成。元代内廷遇有朝会、庆典举行宴食时均穿戴指定的衣冠，称质孙服(即一色服)。天子至百官的质孙不仅有冬夏之别，且有精粗之制。男女服下皆着靴，男子戴栖鹰帽，妇女(上层妇女)以顾姑冠为饰，这种服制一直沿续至明代。由于受割据分立的限制，加之各部历史文化传承的差异，至清代逐渐形成了大风格统一，又独具特色的服饰特征，尤以妇女服饰启甚，成为蒙古族服饰文化发展最繁荣阶段。
蒙元时期蒙古大汗与他的妻妾、儿子的妆扮。（法国国立图书馆藏画）
蒙古族素以食肉奶酪为饮食文化特征，畜肉的制作方法有火燎、煮食、晾晒等多种。元代蒙古人喜饮酒，特别对马奶酒的需求量很大。酒具的制作也尽显精美、华贵。明以后，农业发展及与中原互市，使米、面、杂粮、蔬菜等在蒙民生活中所占比例日趋增大，他们喜饮源于内陆的茶叶加鲜奶熬煮而成的奶茶，砖茶一度在清代交换中当作一种流通商品。蒙古族使用的饮食器具，质地多为铜、银、木，造型独特，种类繁多，既便于游牧迁徙，又具实用性和美观。
蒙古族居室被称为穹庐、毡帐，是圆形拱顶轻便可移动式建筑，在蒙元时制作工艺达到极高的水平。贵族用包形制之大、装饰之豪华，超过前代。据西方人鲁不鲁乞所见，有一种巨帐装置于车上，内径可达三十英尺宽，并用二十二头犍牛拉载，帐中间有四根包金雕龙柱支撑，既可游牧又可征战。普通牧民居住的蒙古包经过改进之后，明代出现了折迭式支架、圆天窗、尖顶演为圆顶的蒙古包，更适于迁徙和运载。后俺答汗对漠南蒙古农业开发，佛教的传入，蒙古族日趋走向定居，及至清代汉式建筑形制更多地为蒙古人所亦成为他们居住的式样之一。
穹庐
蒙古人传统的交通运输、驿传、作战骑乘以马匹为主，也用驼、牛、车辆运载。用于驭马的鞍具由原来的古拙、厚重，变得愈加轻巧、精致，实用性不断增强，出现用于游牧生活和长途行军作战等不同功用的鞍具。伴随着明清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加强，道路的开拓、畅通，车辆载运量日益增大，明代时漠西就有一次造车达三千余乘的记录。
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民族文化的大融合
蒙古文化在蒙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诞生后，呈现兼容并蓄、多元融合的特征。明代的分裂割据曾一度阻碍其发展，后期与明互市的开展及黄教传入蒙古，蒙汉、蒙藏文化交流更加突出，及至清代，蒙古族文化愈加丰富、精采。
蒙古帝国初建时深受突厥文化影响，使用以畏吾儿字母拼写的蒙古文字，兼用汉字、契丹字。元朝时命西藏名僧八思巴，据藏文创制蒙古新字，只颁行于官方文书或印篆、碑铭、牌符、钱钞之上，元亡后不再使用。畏吾儿体蒙文仍通行诊民间，后经改革更适合蒙古语特征，即今仍然使用的蒙古文字。清初在此基础上又创制了托忒文字，即卫拉特文，但未得广泛应用。蒙古族普遍使用的字母表，对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创制满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元代银元
统一的语言文字促进了文化发展，蒙古族的历史、文学成就卓著，元代除创作了蒙古族第一部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还以汉文编修了《宋史》、《辽史》、《金史》等多部史籍，三朝正史，银量列为中国历代重要典籍二十四史之一。明清两代蒙古历史学家又编纂《黄金史纲》、《蒙古黄金史》、《蒙古源流》八代等多部著作。
《蒙古秘史》在文学上的价值值颇高，全书几乎三分之一的篇幅是美丽的诗歌和引人入胜的故事，其文学形式、语言技巧等方面的丰富，集中反映了蒙古民族的文艺精华。明代蒙古族的口头文学又有新发展，《江格尔》作为史诗中的代表作，其篇幅结构、故事情节具有游牧民族说唱艺衙的特点，每一章以酒宴为开始和结束，塑造一个中心人物，构唱一段完整故事。其精巧的构思，丰富多彩的语言，浓厚的抒情风格，将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推向高峰，这部史诗有蒙文、托忒文、汉文等许多抄本。
蒙古语言文字学的日臻成熟，用蒙文翻译汉文典籍和佛经的工作开始于元。明朝于十四世纪末，组织蒙、汉、回等族学者将最早的历史名著《蒙古秘史》译成汉文，使此书得以完整的保存下来。伴随着黄教传入蒙古地区，不少藏文佛经被译成蒙文，其中《甘珠尔经》不仅收集了蒙古大量词汇，且吸收了印度、西藏语词，使蒙古文字和语法进一步得到规范。
蒙古族的歌舞艺术，既继承游牧文化传统，又吸收其他民族优点，内容丰富。在元代时他们以胡琴、火不思、筝、琵琶等乐器演奏大小曲，并征西夏、金旧乐御用烟宫廷。宫廷乐舞亦十分繁杂，祭祀、朝会等上演特定的乐章、乐舞。明代，蒙古族口头文学往往在乐器的伴奏下，以说唱的形式表现。源于牧人生活的长短调民歌、民间舞蹈，不仅体现了游牧民族在发展时期的沸腾热情和浪漫精神，而且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
蒙古歌舞壁画
元代在天文和医学等科技方面的成就亦十分令人瞩目，参照历代历法创制了更为准确的授时历。蒙古族天文学家明安图，他在清廷钦天监任职中，将汉文天文学著述译成蒙文，在负责观测天体测量日影的工作中，积累了大量天文资料，参加了官修《历象考成》的编写。此外，尚着有《割圆密率捷法》的数学专著，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科学家。
在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照壁上刻有一幅蒙文天文图，反映了清代蒙古天文学发展水平。蒙古族传统的医学有悠久的历史，而汉、藏医学的传入，促进其发展。元时，中央设置太医院，掌医事，以传统疗法为诸王、勋戚医病。明代以降，蒙医吸收藏医基本原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写出不少蒙医著作，对蒙医药进行系统描述。
对蒙古族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宗教，经历从原始宗教萨满教为主的多教并行，演为倚重藏传佛教，其影响深远。北方游牧民族普遍信奉萨满教，它以崇奉天地山河日月等自然万物为特征，萨满兼幻人、卜者、医师于一身，起着沟通天人的作用，在元代统治阶层中占有极高的地位。源自境外的景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西藏佛教，并存于蒙元王朝。后藏传佛教地位日升，渐凌驾于各种宗教之上。明前期蒙古的分裂曾一度阻隔了藏传佛教势力的发展。直至十六世纪中后期，俺答汗将藏传佛教后起一支格鲁派(黄教)引入蒙古草原，渗透到蒙古族生活和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甚至成为清统治者之治国方略。而蒙古文化中因加入梵藏文化、满文化等因素更加丰富。
萨满教
蒙古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体，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长期保持多元内在气质所必需的重要物质和精神财富之一。现代蒙古族文化在与异质文化碰撞激荡中不断地发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愈显得更加凝重和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