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社交？
“我”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他人和社会的襄助。这种依赖性并未随自我能力的不断提升而有所改观，反倒是益发强化。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传播，让“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成了热词。这些年来，学术界从乌尔里希·贝克的《个体化》到阎云翔的《中国社会的个体化》，无不是沿着一条我们熟悉的脉络，揭示现代社会普遍的、为自己而活的众生相。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遍及城乡的广场舞，还是灯火通明的酒吧夜生活，抑或是春日假期扶老携幼赏花的人群，又分明显示，即便在这个个体化的世界，“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显然比“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境界更值得追求。
个体的成长、“我”的诞生、个人本位的确立，很不容易。“惊险的一跃”在自我意识的形成中，将“我”与“他者”、自身与自然区分开来。婴儿不具备这种能力。他最初的世界观是主客合一、物我不分的。
他们从在母亲子宫时起，就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逸的环境之中，需要任何营养，都经由母体得到满足。他们来到世上，经历与母体一分为二的断裂感。起初，他们感到恐惧，用大声啼哭来表达。但是，父母亲人极尽呵护，延续并助长了这种主客一体的混沌认知，使得他们仍然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周围的一切都围绕着自己的意志而行动，这个世界就是“作为意志的表象”而存在。
婴儿的进一步成长，遭遇了现实世界中的两次划时代事件。一是第一次碰壁，往往来自被障碍物绊倒。这使其朦胧中感觉到世界恐怕并不是绝对听自己的。他的“混沌世界观”出现了崩溃迹象。此时，理智的父母应当帮助孩子正确认识世界，教其反思自己的责任、改变自身的行为；糊涂的父母则多半会假意责打障碍物，这重新强化了孩子“物我合一”的原始观念。在《爸爸去哪儿》中，有一天早上因为kimi被闹钟吵醒，爸爸林志颖就假意“责怪”闹钟，这显然就是偷懒的方式。
第二个划时代事件是使用“我”这个概念。小孩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我”来指称自己的，他们先机械地模仿他人对自己的称呼，当别人对他说“宝宝”的时候，逐渐学会把自己也唤作“宝宝”。此时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这一代词所指为何。
名词最好理解，最先学会，因为其指代最为清晰。说到水，那就是无色无味透明的液体。名词的清晰性背后，是高度的抽象性和普适性，是从事物本身中提炼概括出的一般性。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里谈到儒墨之争时，提到了中国古代名家的一句话：“名者，实之宾也。”这种名实之辩的讨论，在西方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就是唯名论、唯实论之争。“名者实之宾”，是说实体的存在关系。比如说，“这是一把椅子”，“这”是代词，是具象化的实体；“椅子”是名，是抽象化、一般化的“理念”，是形式因。名是实的宾语，如果在英语语法中，名是实的表语，这种特殊的“主谓宾”结构，其实是一个“主系表”结构。
动词要复杂一些，同一个动词，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动”法。比如，“喝”这个动词，可以是用吸管吮吸，可以是用舌头舔舐；“抓”这个动作，可以五个手指联动，也可以简化为两个手指的“拎”。你看这有多难？
而代词对婴儿来说简直是最难于把握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代词还分成了主格、宾格。也就是说既可以作为主体，也可以作为被对象化了的客体，成为一种被指称的对象。第二，代词的指向性非常泛化。他会观察到，周遭的每个人都在理直气壮地说“我”，人人皆可言“我”。“我”指的究竟是什么？
所以，《蜡笔小新》中的小新就一直不会说“我”。他的一个口头禅是“你回来了”，表达的意思是“我回来了”。这说明小新的智商停留在一个比较低的程度，没有产生自我意识。
只有当小孩子第一次明确地说出“我”这个词之后，才表明了他不仅感觉到自身，更能够将自身与外物区分开来，他才从此正式步入一个“我思故我在”的人的轨道，这真是一个大事件。哲学家康德对这一标志性事件的意义早有洞见。
他在讲授《人类学》课程时对人性中的个人主义因素做了如下的定义：“人从开始用‘我’来说话的那一天起，只要有可能，他就表现出他心爱的自我，并且毫无止境地推行个人主义，即使不是公开的（因为那会与别人的个人主义相冲突），也是隐蔽的，要用表面的自我否定和假谦虚在别人眼里更可靠地为自己产生一种优越的价值。”
自我意识的出现，并不是一个人成长的终结。“我”并不甘心。
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个“我”一分为三：首先是本我，这是人的原始情欲和原始本能，饥、渴、性三者皆属此类。本我基于本能，要求立即满足，受快乐原则支配。婴儿未形成自我意识的阶段，最具本我色彩,半夜醒来感到饥饿时，绝不会思忖：“父母工作一天也很劳累了，我此时把他们吵醒合适吗？”他一定嚎啕大哭，马上要吃奶。当他想拉屎撒尿时，也绝不会琢磨这是否有损形象，一定是风风火火、想拉就拉。思庐edit
其次是自我，这是人的常识和理性，这是个体出生之后，在现实环境中由本我分化而来的衍生性需求，遵循现实原则。理解自我的关键点在于基于利益的忍耐与迁就。婴儿形成自我意识后，懂得了世界上有我，有你，还有他、她、它。这无数个自我意识皆自有其道理所在，不可能任由我来发号施令。
于是，他懂得了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晓得了很多事情一味“直中取”未必能尽如人意,学会了退一步、进两步的谋算。他清楚地知道，要得到一种东西，也就要付出另一种东西，天上不会掉馅饼。
因此，他为了实现目标迎合父母，以乖巧言行获取父母的奖赏，也即赢得自己的利益。说到底，懂得了妥协、退让、设身处地、换位思考。自我是介于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调适性力量，对本我的冲动与超我的管制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
最后是超我，它是人格结构中的最高部分，由良心和自我理想组成，通过不断地借犯罪感和负疚感来惩罚人的行为对理想的偏离，它遵循的是完美原则。个体在社会化进程中，会逐渐接受社会既定的礼俗、文化、道德、法律、制度的教养而逐渐形成一套潜移默化的行为习惯。
当本我的欲望、自我的利益突破公序良俗底线时，超我起到一种内在于个体人格的防火墙的功能，对人的行为进行预警。超我的形成，主要是通过后天、外在的教育。
总结起来，本我意味着人的动物性，指向自私；自我意味着人的理性，指向现实；超我意味着人的社会性，指向道德。从本我中产生自我，从自我中产生超我，这一过程是人的本性由自然的生理遗传上升到主客交互作用，最终达致社会化的过程。而人的困境就在于“一仆侍三主”，在诸多时刻，都要面临着来自三个维度的“我”的拷问和牵绊。
小孩子的社会化过程，实在是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的共同责任。家庭是第一课堂，父母是第一教师，婴幼儿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影响极大。所谓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父母能够通过恰当的教育让子女习得一套规矩，做了好事有奖，乱拉屎拉尿就要挨罚。
小孩子于是懂得怎么趋乐避苦，免得挨打，懂得怎么取悦父母，而这一切的直接动力完全是基于“自我”的自利本能。但这也无妨，习惯成自然。对小孩子诱之以利，不能算忽悠，因为小孩子的“自我”就买这个账，恰是建立激励机制的好抓手。但是对于成年人，就不能只是诱之以利，更重要的是要晓之以理，要申明大义，讲清原则。
前些年有个节目叫《家庭幽默录像》，有一期“千万别动孩子的玩具”专题。如果我们带着本我、自我、超我的框架来看，会发现，它深刻揭示了儿童在成长中递次获得这三种人格结构的过程。
比如，大多数小孩子都在家长哄骗其说“玩具被拿走了”的时候，表现出强烈的本我的划界冲动，有明确的产权意识，我的就是我的，其他人不许碰。也有一小部分小孩子表现出一定的自我的灵活性，即争取与家长商谈，谋求对既损利益的某种补偿。
唯有一个小孩子表现出令人惊叹的超我的约束性。一方面他很纠结于自己的玩具被送人，他的本我对此极力反对；但是当妈妈问他是否难过时，他还要拼命掩饰这一点，他的超我在发力，隐隐地告诉他不许表现出难过，否则就不大气。
这种观念必定是在后天的教育中被灌输而内化的一种约束。本我与超我焦灼争斗之际，他走到墙角，突然下意识地把头碰到了墙上，于是，仿佛刘备听到曹操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尔”时天上打响的那声惊雷，自我抓住了这个天赐良机，命令他“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这泪水饱含着对消失玩具的惋惜和难过，但当妈妈追问是否是为玩具而哭时，他顽固地一口咬定“就是撞疼了”。
在这个案例中，本我的声音是“不开心、很介意”，超我的要求是“不许哭、不小气”，自我在两难之间的决断则是“学刘备、演场戏”。本我、超我在自我的掩护和掩饰下体面退场。
超我的压迫性力量之大，令人惊叹。其实，不只是正面人物，即便是反派，也有一些受完美原则支配的超我结构存在。比如电视剧《潜伏》中的谢若林和李崖，这两位情报系统中的老特务，其“敬业精神”丝毫不弱于余则成。
且不必说李崖为了抓到余则成的把柄、揭穿其真实身份，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直至付出自己的生命，就是那见钱眼开的双面间谍谢若林，到最后也已经不是单纯为了一个钱字，不是出于本我和自我，而是作为情报人员对真相的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洁癖，使得他不惜赔本甚至搭上自己的性命，也要一查到底。
“我”的生存与发展仰赖于他人和社会的襄助。这种依赖性并未随自我能力的不断提升而有所改观，反倒是益发强化。无数个小“我”自发无序地扩展自己的行动空间，必然发生冲突和矛盾。解决这种交往障碍，是人类社会建立规则与秩序的基本功能。
将人与人之间“每个人反对所有人”的丛林法则转换为相互依赖关系的媒介，是劳动与交换。这也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劳动赋予并不断丰富人的社会属性，并最终成为人的本质属性。劳动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劳动、分工与市场的共同作用，更促成了身处不同地域空间的陌生人之间由于“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而紧密相连。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一个在农村生产粮食，一个在城市生产水杯。
这两个人，本是相隔千里八竿子打不着的。但是工人买到了农民生产的粮食，农民用到了工人生产的水杯。他们通过各自的劳动产品，建立了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生命是相互生成和证认的，在劳动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内在联系。
关于人的社会性本质，也有不少进化论学者进行过别开生面的探索。以色列的奥菲克，是一位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农业史、生物史和演化经济学。1999年，他出版了专著《第二天性：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一书。
在这本书中，他运用了大量考古材料和生物学证据，试图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人类的进化，说明它背后的经济动力。这个第二天性主要是指人这一物种内部的分工、交换、合作与竞争，也就是人的社会化进程。距今180万年前到200万年前，人类进入了狩猎和根块采集的时代，实现了由完全的食草动物向杂食动物的转变。这种转变需要有一定的生产技术、社会组织和生理结构支撑。
首先，火种的获得，起初可能是偶然的一次雷电击中了树木，人们为了薪火相传，需要有人专门从事保管火种的工作，另一部分狩猎者则必须将带回的猎物与他们分享。这样的分工合作机制体现了很强的社会性和社会信任水平。进而，逐渐建立定居模式，形成更复杂的分工合作模式。
此外，原始人类开始了无亲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大规模交换与合作，形成了情感、语言和社会认知之间的交互作用。原始人的这种商业性交换与一般生物的共生性交换相比，更能够激发智力的扩展。分工、交换、合作，成就了人类在生理进化速度骤降乃至定型之后的进化转向。
人类放弃了通过基因突变进行横向演化的能力，但是作为回报，人类通过市场交换，建立了纵向演化。也就是说，不再是物种之间的横向种际竞争成为演化的主轴，而是物种内部的互相竞争和促进，将物种的生存优势超常地演化到极深程度，“甚至可以把大脑发展到大到不必要的程度”。
如何理解这个不必要的程度呢？一个类似的例子是红杉树，为了竞争阳光，同一树种之间“比学赶帮超”，以至于普遍长到200多米的高度，这完全是一个不必要的高度。其他树种早已不是对手，但是红杉树之间的竞争继续加剧，导致出现了这种自我激发式的生长。这种自激式生长的例子，除了红杉树、长颈鹿外，就是人的大脑。
从上述考察回到当下的这场疫情，让人感慨万千。各国疾控中心提出的防疫指南中，都有“保持社交距离”一条。保持社交距离，也就是保持社交疏离。
意大利罗马的一位长者以自己为圆心携带一个半径超过一米的圆盘在商场中平移，美国电视台两位主持人在直播间手持米尺现场量度1.8米的安全距离意味着什么，以及张文宏医生的那句并非玩笑的提醒“吵架天昏地暗的时候，如果不戴口罩，1.5米的距离是不够的，可能5米都不够，需要6米”⋯⋯凡此种种，见得越多，越哑然失笑。疫情防控的需要使得居家隔离成为常态。这必然使人从原本广泛而深刻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物理隔离”开来，进而对人的思想状态和心理状况产生影响。
其一是社会交往空间的限缩对人的社会性的抽离。以学生为例，居家在线学习的新模式让师生从传统课堂转向网络课堂，从面对面转向键对键。那种互相激发的“多对多”模式，不得不转为单调的“一对多”灌输。
其二是完全的互联网生存状态下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单向度局限。居家隔离将人们从相对的网络化社会带入绝对的网络化场域，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平台成为人们每日沟通外部世界的唯一渠道。长时间欠缺人与人之间真实交流带来的真实体验，这种单向度的网络化生存和被动接受信息轰炸的状态，习惯性地刷微博、微信、短视频，也会导致想象的匮乏和思想的浅薄。
惟愿我们能早日结束这场疫情，不然，天长日久之后，可能会根本性地改写社会交往的很多传统规则和人的生存状态。如果从物理区隔的社交距离，转向社会基础结构的社交疏离，进而通往内在心理层面的社交恐惧，那恐怕真的就是一种永久的“文明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