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民粹与战略：漫谈日本战败

日本航母瑞鹤号船员则在甲板上挥帽送行准备偷袭珍珠港的第二波俯冲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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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再看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其实有着很多耐人思考的问题。

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愿意思考。

如今，很多人愿意从院校规范的历史到网络、茶坊历史，在一个定式化的视角，去分析日本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于是，人们也就习惯了将日本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惨败原因，归结到日本决策层的关于北上和南下战略的决策性失误。

然而，这确属误区。

其实，日本自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发起侵华战争之时，就纯粹军事角度而言，就已经将自己推向了战败的深渊。

当年日本，虽然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一次大战等几个阶段的得到奇迹好运、顺风顺水的发展，开始跻身世界列强，号称军事大国，但是，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近、现代化发展，成就毕竟有限。

到了1937年夏秋，日本虽然在经济、工业、军事等等多方面发展迅猛，然而，就日本的工业基础而言，相比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差距极大，不过勉强相当于欧美二流国家。

日本缺乏海外殖民地资源，本身也极为匮缺军事物资，整体国力无法支撑长期的战争。

是以，如是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那么，日本凭其优势工业、经济及军事力量，虽然可以短期在中国战场占尽上风，但随着战线拉长，日军入侵、深入到华中腹地，日本国力要想应付中国战场不免力不从心，于是，战争进程也就必然就会出现更多的不可预测。

日军受制日本的国家工业化规模、量产、原料等等影响，既无法保障战争消耗，同时，更为中国战区的地域广袤，战线漫长在空间和时间方面予以的充分稀释，军力捉襟见肘，军势必然为之颓废。

可见，如是日本无法速战决胜中国，那么，日本必将陷入战争泥潭，举步维艰。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看清楚的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当年的日本的顶层决策者们，必然也是看得清清楚楚。

因此，无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2年的淞沪一二八抗战，以及后来的锦州事变、热河事变、长城抗战等等，甚至到了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总是在武力作战的同时，为中日武装冲突设定了外交斡旋和“现地谈判”的退路。

尤其实“现地谈判”。

在日本人看来，“现地谈判”即为中日出现武装摩擦而不至于战争全面化的保险。

因此，无论最初的中日局部武装摩擦，甚至于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爆发，日本已经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在军事、外交、政略等等方面，都是将决战国军主力和外交上胁迫中国投降谈判视作侵华根本战略，贯穿于抗战八年的始终。

然而，日本终究没有估计到中日全面战争在中日军力比较之外，会在经济、政治、外交、文化、金融等等方面，受到中日战争之外的国际社会的深远影响。

中日国力、军力差距，事实上在抗战爆发的第一年，就在战场上完全暴露。

1937年夏秋，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到1938年夏秋，武汉会战和广州会战，中日全面战争的第一年，日本即凭借绝对优势的国力、军力，势如破竹在华北、华东及华南等战场击败中国军队。

武汉会战结束，日军在付出极大的兵员、物资消耗代价之后，攻入华中，占领武汉。

然而，这时的日本战线拉长数千里，却在战略上与抗战国军全面对峙，鏖战不休，根本无法实现其速战决胜、“现地谈判”战略，更无法以赢得类似九一八事变、锦州事变、热河事变等等局部化蚕食中国，赢得的战略性、决定性的胜利。

进入1939年，中日战争即进入相持阶段。

如此窘困鏖战近年，日军疲于中国战场，再要想抽空北上南下，根本就是有心无力的问题。

——可见，这时的日军受其国力、军力及侵华战争进展迟钝等等影响，不仅没有所谓北上南下的雄心勃勃的野心，同时，日本军政精英大佬们迫切寻求与汪伪集团达成媾和，也是十分焦虑于速战决胜这一战略问题。

然而，在日军侵华全面赢得军事胜利的态势下，绝大多数的日本顶层人物与平民，根本无法理喻日本军政精英大佬们的焦虑。

于是，他们开始驱动日益高涨的民粹情绪，反推日本政府和日本军队在对华关系，一味步入斗狠逞强的轨道。

七七事变期间宛平城外的一个日军指挥部。

回望历史，在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期间和武汉会战前夜，中日双方曾经出现过至少三次和谈机会。

然而，因为日本民情涌动，日本军政高层更是数次出尔反尔，最终，使得关系中日国运的极为宝贵的三次和谈机会悉数夭折。

拒绝了和谈，战争自然迎面而来。

然而，中国战场犹如泥潭，随着中日战争不断升级，日军战线越拉越长，日本深陷其中，经济不堪重负，濒临崩溃，其可用于购买保障战争的石油、粮食等战略物资的可支付外汇几乎枯竭，难以为继。

1941年，日本面临美国的石油禁运和经济制裁威胁，其侵华战争即面临着空前危机。

既没有战争的计划，又要坚决选择战争。是以，等到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全面战争不可收拾，日本这才为形势所迫，开始考虑应对侵华战争和国际关系的宏观战略及国策。

战略物资枯竭，肯定无法继续进行战争。

可是，如要接受美国、英国等斡旋，放弃在华北、华东鲸吞利益，面对现实停止战争，日本顶层人物谁也没有这个决心和勇气。

现在回望历史，不难发现，日本无论在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还是在1941年偷袭珍珠港，在这两次关系日本国运的重大的决策上，日本军政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都是显得相当潦草、仓猝，混乱，儿戏。

日本如此表现蹩脚，更能够在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到偷袭珍珠港之间的短短3、4年间，从军事、政治和外交上等方面，屡见端倪：

日本两次与苏联的边境作战并与轴心国对头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

日本拉出漫长战线，侵入华中腹地作战并开辟华南战场；

以及日本占领中国海南岛和侵入中南半岛，最后，就是偷袭珍珠港……

日本的政治、外交、军事的策略逻辑线十分凌乱。

现在再看，日本的策略逻辑线凌乱，既源于日本国内政治风气，军政分歧，民粹情绪，也源于日本海军与陆军的天然的战略分歧。

七七事变，海军即干涉陆军作战计划，提出“陆军作战范围不会超过永定河和保定一线”。

淞沪事变，日本海军陆战队与中国军队爆发直接冲突。

就此，日本陆海军这才开始联合作战。

这次作战，京沪杭战区的日军陆海军都是采取激进战略，违背日本军部制订的作战计划，悍然跨过制令线，攻占南京，进一步升级了中日战争。

当年的日本孩子们。

颇为吊诡的是，就在中日战争不断升级为全面战争之时，日本海军以第3舰队一部的少许兵力应付中国战场之外，日本海军部却向陆军部提出了应该陈兵张鼓峰和诺门坎，预备对苏联作战的战略主张。

相反，日本陆军高层却对海军高层的北上战略毫无兴趣。

以日本国力、军力发起全面侵华尚且陷入战争泥潭，如是在满洲、蒙古方向再激起与苏联战争，后果简直无法想象。

显然，海军部提出的所谓陈兵张鼓峰、诺门坎，准备和苏联作战的建议，不过是海军部的一次忽悠。

日本陆、海军之间的私怨、分歧，可谓五花八门。

日本海、陆军虽然均无北上计划，然而，在1941年日本面临美国的石油禁运和经济制裁威胁之后，日本要想将侵华战争继续下去，便只能将作战方向转移到战争资源极为丰富的东南亚。

年年鏖战，日本深陷中国战场泥潭，既无法在短期内结束战争，便有了转向经略美、英、法、荷兰等国东南亚殖民地，谋求以战养战的战略。

至此，为了入侵东南亚，日本只得将偷袭珍珠港，打垮美军太平洋舰队设定为入侵东南亚的战略前提。

日本广岛和长崎也就开始了核爆倒计时。

现在再看这段历史，日本国力、军力不足以布局中日全面战争，以及日本和美国国力对比存在极大的差距都是显而易见的现实。

当年，纵算日本陆、海军之间存在多大的分歧，站在日本国家利益角度，无论广田弘毅及其内阁或者东条英机及其内阁，他们作为日本当时的顶层精英人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谙熟国情，不可能不知道擅开战端，扩大战争，甚至到后来悍然袭击珍珠港将美国卷入战争，将会给日本带来如何不测的结果。

然而，为迎合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民粹情绪，日本那些顶层精英也只能选择唯一可选的逞强斗狠的选项。

他们心里明白，如不这样，他们重蹈二二六兵变覆辙不远。

二二六兵变，可谓日本彻底放弃大正时代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些许理性风气，继而全民民粹情绪空前暴涨的标志性事件。

历史上，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连战连胜之后，日本迎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政治相对开明的大正时代。

不过，突如其来的爆发致富，使得日本民间，那怕是出身卑贱的最底层的民众，人人都有着矿二代的豪气，满脸洋溢的，更是“全国同胞，如乘铁甲之舰，悠然傲游于日本海上，此即为大日本之现状也”的暴发户辉煌情绪。

等到了1920、30年代，日本海军跻身世界三甲，日本陆军鲸吞我国东北，日本民间民粹情绪被日本政府宣传鼓舞，更是空前高涨。

当时，在明治维新时期被誉为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的福泽谕吉的理论更是空前流行日本。

福泽谕吉理解文明简单粗暴，即为“冷酷无情地扩张自己，如果否定这一点那就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不下去”，他在《文明论之概略》著述里，更是将文明简单归纳为文明是“人类万事”的目的。

——有点黑猫白猫的意思。

在福泽谕吉以极端的视角看来，为实现这一目的，“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后退一步”。

福泽谕吉为实现目标的不惜一切代价的学说，对1945年前的日本影响深远。

当时，福泽谕吉的不惜代价启蒙说搭配民间情绪和西方学说混炖之下，日本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信奉皇道、佛教的左左右右的民众，即便贫贱如蝼蚁，或者富贵如高层门第子弟，均是深受洗脑。

难波大助行刺天皇皇储摄政王裕仁未遂被逮捕。

张嘴闭嘴，最时髦的话题说的都是王道正义，无人无不是浑身满满的使命感。

他们都有自己赤诚爱国的理由和激情。

于是，一言不合，他们便可以假借爱国爱民的旗帜，挥枪相向，大开杀戒。

1921年11月，不满政府实施改良和温和外交政策，平民枪手中冈艮一在东京车站刺杀了时任首相原敬。

1923年12月，信奉社会主义的众议院议员难波作之进之子难波大助，于东京虎之门公园之侧，枪击摄政王裕仁。

这两次事件，都属于日本自明治维新后民智初步苏醒，却恍惚转向极端的民粹的分水路标。

原敬是当时众议院中相对第一大党政友会的党魁。

原敬当选首相组阁，是明治维新之后，第一次由国民代表组成的众议院中拥有席位的政党的领导人当选组阁。即所谓政党内阁。

本来，政党内阁无论内政、外交，均有其政党的系统的构想，实则是日本政治的一次重大进步。

原敬遇刺事件即发出了日本政治态势发生突变，开始后退的一个信号。

至于社会主义者难波大助枪击天皇皇储摄政王裕仁，则使得信奉神道教的日本民众及日本军、政界就此认识并警觉了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本营的苏联。

抵抗苏联渗透与军事反制苏联，成为日本的最为重要的国策之一。

然而，日本虽然反感苏联，但是，日本自然清楚苏联国土辽阔、酷寒、交通十分不便，如是真的对苏联开战，纯属稳赔不赚的事情。

于是，日本陆、海军均不愿意劳军远征，赔本吆喝，时机一到，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纯属自然。

在大正与昭和时期，以刺杀、兵变等介入政治的极端事件频繁出现，几乎成为日本的政治常态。

难波大助为革命搞出来的刺杀事件的影响，也就到此为止。

更多的刺杀，却源自日本国内的军队和民间的民粹情绪的宣泄。

1932年5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因提议缩减军费，以及在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侵华事变期间对策应变稍微不及，即被日本军方妒恨，随后遭到海军、陆军基层军官山岸宏、三上卓等11人闯入家门，乱枪击毙。

这是著名的五一五事件。

东京街头，二二六兵变的日军。

五一五事件中，日本海军底层官兵还袭击了警视厅、内大臣牧野伸显邸宅、三菱银行、政友会总部等目标。

后来，事件平息，日本海陆军组织军事法庭，以军法审判了刺杀犬养首相的11名年轻军官。

当时，日本新闻媒体跟进，愤青记者起早贪黑报道煽情，激起日本民众普遍同情。其中，日本35万人传递血书，联名请求军方赦免11位军官。

审判法庭成为这11名军官与日本围观民众的一次表忠心，述衷肠的爱国爱天皇的激情联谊会场。

最后，就在法庭左右为难之际，又有11名新潟县愤青自残截指，以血书和残指寄到法庭，请求替死这11名有罪军官……

于是，在日本民众欢呼声中，五一五事件的诸多涉案人被低调轻判。

5月26日，犬养毅的政党、文官内阁为日本朝野唾弃，于是，日本成立以海军大将斋藤实组阁的所谓"举国一致"的内阁。

这是继原敬遇刺之后，对政党内阁的又一次毁灭性事件 。

"举国一致"的内阁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为激情得脑子发烫的日本平民煽风点火，在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等等方面，全面升级了日本民粹情绪。

就此，日本政党内阁时代结束，在民众不知所以的忘我欢呼声里，日本政治开始全面后退，由"举国一致"的内阁直至战时的“一国一党”新体制，日本政治开启了为统一民众思想的洗脑新模式。

日本自1931年开始，即由政府、军队组织各种社会组织，尤其妇女组织，进行全国系统、广泛地洗脑，不漏一个地向全民灌输民粹情绪。

日本当年的洗脑效果，可谓极好。

日本女子井上千代新婚之后为送别丈夫而自杀，被裕仁册封昭和烈女。可谓日本当年民粹情绪的一个典例。

1936年2月26日，日军少壮军官发起政变，最终促成了日本天皇对日本军政权力的高度控制。

甚至于九一八事件、一二八事件、七七事变和淞沪事变期间，日本多有资料记载，其青年羞于不能被选入军队入侵中国而选择自杀；新婚女子为激励丈夫出征中国而自杀，老人为激励自己的儿子出征自杀等等故事。

如此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故事，完全匪夷所思。

如此可见，正是日本在大正、昭和时期对民众的彻底洗脑，使得日本民粹情绪高涨，频繁爆发以刺杀这样的极端方式介入政治的事件，最终刺激了日本政治、军事、外交和民声不可逆地，日愈一日地走向了极端。

于是，1936年2月26日，二二六兵变爆发。

现在很多资料记述、分析二二六兵变，往往强调日本陆军的皇道派与统制派之间的矛盾。

然而，就酿发、平息二二六兵变过程来看，这场兵变的核心，则更像是日本天皇步入独裁与日本军民彻底愤青的一次颇具默契的互动。

明治维新后，日本实行君主立宪，然而名为虚君的天皇与权力实则并没有完全分割。

同时，作为日本政坛隐者，天皇很多时候对日本内阁施政具有相当的影响。

然而，碍于宪政律令，日本天皇则不得不压制自身权力欲望。

二二六兵变最终给天皇一个极佳的独裁机会。

裕仁天皇深知军队矛盾，也擅长利用军队矛盾拉扯左右。为平息二二六兵变，裕仁天皇主动使用皇权，直接调动、命令军队镇压叛军。

裕仁天皇雷厉风行平息暴乱，随后日本天皇与皇族全面深度介入海陆军要害部门。

如海军将领伏见宫博恭王，博义王，贺阳宫恒宪王，高松宫宣仁亲王、华鼎博信等等，陆军将领朝香宫鸠彦王、东久迩宫稔彦王、梨本宫守正王、闲院宫载仁亲王等等，他们襄助天皇，构成了天皇全面介入、控制日本海、陆军的皇室体系。

裕仁天皇可谓这次事变最大的受益者。

东京审判后企图自杀的东条英机。很大程度上，东条英机更像是裕仁天皇的背锅侠。

换个角度去看，不动声色，满脸圣洁光芒的裕仁天皇，正是二二六兵变那些跳梁的愤青木偶们背后的提线之手。

既向日本军民展示皇权权威，实际掌控了日本顶层军政的权力，更是神话了天皇本人的形象，一气呵成之后，天皇独裁之下，内阁和海、陆军部，不过是天皇的幕府而已。

民粹愤青与天皇独裁互壮声势，相得益彰，可谓推动日本走向毁灭的最强动力。

——只是日本天皇及皇族成功脱逃东京审判。他们为时间洗白，以至于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当年日本皇族曾经玩过的臭烘烘的粪水勾当。

闲话。

二二六事件可谓五一五事件的升级加强版。

驻守东京的日本陆军底层官兵打出昭和维新、尊皇讨奸的旗号，将一言不合便挥枪相向，大开杀戒的极端政治、军事风气，推向了高潮。

在二二六事件中，时任首相冈田启介几乎被杀，前首相、日本内大臣海军大将斋藤实被乱枪击毙，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被斩首，前首相高桥是清被杀……

这次打起爱国爱天皇旗帜发动的下克上的事变，并非只是滥杀，而是在杀掉了位尊权重的多位顶层决策人物之后，将一种民粹情绪以恐怖的气氛，更深入人心地播撒在日本未来政治、军事生活之中。

民粹阴影无处不在，民粹情绪空前猖獗。

就此，利剑悬顶，日本本来就极为稀罕的理性声音，也就自然更是噤若寒蝉。

二二六事件，可谓日本民粹情绪登峰造极之标志。

此后，日本的各级各类军政决策人物相互政治竞争，每每遇到重大决策，也就习以为常地立场转换，最大程度去着意迎合民粹情绪。

日本的愤青、民粹也就完全习惯了在高呼天皇的轨道上，不分昼夜地放飞自我。

于是，整个大和民族，就此浪奔，浪涌……

大势如此，全民如此，于是，纵算少数的满嘴家国大义，玩在日本顶层的精英们脑子清醒，关键时刻，他们当然、自然、懂得缄默闭眼，明哲保身。

抗战期间，向来以稳重著称的抵制日军扩张战略的海军将领米内光政，因其亲英美姿态，即被日本民粹军民列为主要刺杀目标。

后来，米内光政受此震慑，最终执政风格转变，亲自策划、指挥攻占海南岛，奠定了日军大举南下的根本。

很大程度上，米内光政如此选择，难说不是为了明哲保身。

甚至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在1939年、40年期间，与米内光政、井上成美组成海军铁三角，既反对与德意结军事同盟，又被陆军视为亲英美派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也是在被日本愤青的刺杀国贼的威胁中，不得不长期住在海军基地和军舰上。

相传，米内光政认为，山本如是留在岸上，则一定会在1939年内，遭到愤青们群起刺杀而失去性命。

日本联合舰队主力赤城号航母，1942年6月6日，被美军击沉。

山本五十六是最了解美国实力和最清楚日本对美国开战的后果的日本海军统帅。

然而，他最终还是成为了日本海军袭击珍珠港的策划者、设计师和践行人。

由亲善美国到挑战美国，山本五十六转变如此之快，难说没有日本民粹情绪给他造成潜在的恐惧的原因。

说到这里，不难发现，当年，从发动侵华战争到偷袭珍珠港，甚至于到了挨了两颗原子弹，日本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体系化的清晰的战略思路。

军事与战争，本身就是政治的最为极端的表达形式。

因为根本没有体系化的战略思路，日本之所以发动侵华战争和偷袭珍珠港，既不存在以军事、战争替代政治、外交一说。自然也谈不上日本与中国、苏联、美国等国外交博弈失败转向战争一说。

回望日本自明治维新到二二六兵变、七七事变、偷袭珍珠港等往事，不难发现，在1920、30年代，日本民粹主义正是在日本军队、政治等等山头的相互竞争的缝隙，得以空前复苏，蔓延。

随后，日本民粹情绪得到了日本天皇、内阁、海陆军部等顶层人物们的自上而下的煽风点火，以及日本底层军民自上而下，以兵变、刺杀等等极端形式的反推倒逼，纠错互动，混杂一团，就此不可逆地蔓延日本每个阶层……

就此，日本的高层和日本的民众彼此进行民粹主义的互动，并且相互推动，埋下了发动战争与战争扩大化的导火索。

可见，所谓原子弹下无冤魂，其实，真不是虚言。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

———写作辛苦，望友阅读，随手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