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解释基于人性

网罗故实，摘英撷采，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一定意义上，史学即史料学。为此，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傅斯年称之为“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念与时推进”。

1921年8月13日，胡适与顾颉刚谈及编写《中国历史》一事时认为：“做史具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严格地评判史料；一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有时史料虽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整理史料固重要，解释史料也极为重要。中国止有史料——无数史料——而无有历史，正因为史家缺欠解释的能力。”史料空白处，靠史家的想象力填补之，此即合理想象。海德格尔《艺术与空间》里有一句“画面中的空虚不是缺度，而是对发现的召唤”，或也适于史学，正因“发现”具有挑战性，此也史学从过去看到现在、从现在看到过去之魅力所在。

正面是历史，背面是文学。《史记》成书年代，文史尚不分，如其中多次出现的二人对话情形，多为合理想象，但其心理活动、是非标准与今无异，依旧可信。故曰大史家，于学无所不窥，于人性无所不察。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云：“小说不是要检验现实，而是要检验存在。而存在也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存在是人类的可能性发生的场地。”文学的合理性，在于对细节的敏感，以及洞察与揭示的精确。

学问之道，求仁义而已，史学文章值得称道者，不在叙事，在论事，不在史料堆积，在史料分析，解释史料基于人性判断，时代不同而人性未变。眼前所见未必真实，史料未必就是历史真相，反倒是合情合理的推理，更接近史实。解释是一次放生，同一史料，史观不同，解释各异，不同史料，史观相同，解释近类。如此，虽曰天人定论，学道一贯，却是各有专攻，各有侧重。同一史料，解释不同，自是正者见正，淫者见淫，对照阅读，见史也见史家。同一事件，记录大相径庭，需去伪存真、推本溯源的功夫，然对于参与者目击者，只要记录，便有意义，图像证史，日记证史。记录者便是引荐人，如吴宓这样一生将记日记当作人生事业来坚持者，值得敬重。基于道德与秩序的考虑，李零《丧家狗》认为：“明朝末年怎么样，清朝末年怎么样？野史笔记、旧小说还在，人和现在一般坏，甚至更坏。”作为群体历史的过去，与作为集体记忆的过去，区别在于前者凝固为历史的形式，后者则不断释放历史的内涵。历史记忆记录过去，而集体记忆保存传统。

治史者苦于史料稀少，但有新发现，群起而围观，面对史料餍足，复又迷失其间，难以自拔。入得去，出不来，还是古法；入得去，出得来，方成我法。旁征博览，合覆分核，兼蓄并收，执中权衡，堪称史之大家，李耆卿《文章精义》说“《史记》气勇，《汉书》气怯”，即可旨归于史料的处理方式。旧学未泯，新知已立，除却人性的考量，尚有中西史观等等不同的参照。“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见识，养心灵”，作为高端学术的鉴赏者，林语堂谈阅读，所谈料是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