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方：上元节
遠山之巔，星穹之下。
邂逅君子，温其如玉。
上元节，即元宵节，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节日之一。之所以重要，或许是因为在古代生活中，人们缺少必要的娱乐方式，过年又是自古以来最重要的节日，所以年节的最后一天，合法地用来狂欢。
上元节民间传说有这么几个出处，一是汉文帝平诸吕后，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二是汉武帝是在正月十五祭祀太一神。关于汉文帝定元宵节，《史记·文帝纪》、《史记·律书》、《汉书·文帝纪》、《汉书·律历志》中均未记载，当纯属民间传说无疑。汉武帝祭祀太一神，见于《汉书·郊祀志下》“五年十一月癸癸末，始立太一祠于甘泉。”《史记·乐书》“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常有流星经于祠坛上。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资治通鉴》“武帝元封二年，冬十月，武帝巡幸至雍，祭祀于五畴；回长安后，祭祀太一神，并叩拜德星。”由三部书结合，可得出汉武帝于曾祭祀太一神，但是否为宋朝洪迈所说“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则未可知。
也有人称《汉志》载“执金吾掌禁夜行，唯正月十五，敕许弛禁，谓之放夜。”为元宵节的开始，但班固的《汉书》中并没有该记载。而类似的记载为唐韦述《西都杂记》:“西都京城街衢，有执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夜敕许弛禁，前后各一日，谓之放夜。”这就离汉朝稍远了。
我国早期节气的记载，可以依据这样一个脉络：秦楚时期的日书--《诗经·七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南朝梁朝宗懔《荆楚岁时记》。然而，秦楚日书、诗经七月、夏小正、礼记月令中均无正月十五日活动的记载。而《荆楚岁时记》中，对正月十五的记载为“正月十五曰，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先以杨枝插门，随杨枝所指，仍以酒脯饮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即直到两晋之后的南北朝，正月十五的活动，仍然是祭祀驱鬼，而非节日庆祝。
考虑到汉武帝祭祀太一神，属于国家祭祀，也与节日庆祝无关，因此可以认定，正月十五作为节日庆祝，最早也在南朝之后。而这之前关于这一天的记载，只有干宝《搜神记》有“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南角，举手招成曰：‘此是君家之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十五，宜作白粥，泛膏于上。’以后年年大得蚕。今之作膏糜像此。”却不是节日，而是鬼话。
而到了隋朝，《隋书·柳彧传》载有“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竭赀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诏可其奏。”
即隋朝的时候，名臣柳彧见到“近代”以来，大城市的百姓们到了“正月望夜”的时候，“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并且“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袨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醑肆陈，丝竹繁会”，完全是一副节日狂欢的迹象。因而上书隋文帝杨坚，要求政府整饬这些有损儒门教化的行为，而政府也接受了他的请求禁绝这种民间的狂欢活动。
从文中的“近代”来看，这种节日狂欢出现在隋文帝时期的“近代”，也就是文帝统一前后一段时间。因而可以确定，元宵节狂欢的出现时间，就在南朝梁之后到隋朝建立这段时间内。
当然，民间自发出现的节日狂欢需求，是不会被政府禁令所禁绝的。所以还是在隋朝，这个禁令就失效了。隋炀帝杨广《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金地，钟发琉璃台。”就描写了这种盛况的再现，而且也表明，至少在杨广时期，这个节日就与佛教有关了。
唐代隋后，这一节日庆祝活动被继承和记载了下来，最著名的如苏味道的《上元》“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极道神都洛阳元宵夜花灯的繁华。随后又有崔液《上元夜》“玉漏银壶且莫催，铁关金锁彻明开。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金勒银鞍控紫骝，玉轮珠幰驾青牛。骖驔始散东城曲，倏忽还来南陌头。”“星移汉转月将微，露洒烟飘灯渐稀。犹惜路傍歌舞处，踌蹰相顾不能归。”李商隐《观灯乐行》“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盖隘通衢。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则表现唐朝时，除了狂欢之外，仍保留了南朝迎紫姑的习俗。
相比唐朝的繁华大气，宋朝的元夕诗则婉约细腻了许多。如欧阳修《生查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李清照《永遇乐》“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烟浓，吹梅笛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辛弃疾《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张九成《元夕》“前年元夕宴谯门,万朵红灯闹早春。谁谓今宵顿寥落,长天独拥一冰轮。”
由于元宵节的时候，不禁妇女外出，所以成为了一个未婚男女们互相结识、相会的机会，实质上成为了古代的情人节。如上文提到的欧阳修的《生查子》、辛弃疾的《青玉案》，都属于这种情况。就连已婚的妇女，也会在这一天出门看人头，清爽一下眼睛。宋朝吕本中《轩渠录》有“司马温公洛阳闲居，时上元节，夫人欲出看灯，公曰：家中点灯，何必出看。妇人曰：兼欲看游人。公曰：某是鬼耶？”即司马光在被贬洛阳闲居，元宵节那天，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说，家里点得有灯，何必出去看？夫人说，顺便想看看游人。司马光说：那我是鬼吗？
很明显，司马光这个老古板不明白夫人的心意，夫人看他看了数十年了，早已审美疲劳，趁元宵节这个机会出去看看新鲜，不亦可乎？洪迈《夷坚志》也载有另一则故事：
廉布宣仲孙惔肖之，在太学。遇元夕，与同舍生三人，告假出游，穷观极览，眼饱足倦，然心中拳拳，未尝不在妇人也。夜四鼓，街上行人寥落，独见一骑来，驺导数辈。近而觇之，美好女子也。遂随以行，欲迹其所向，俄至曲巷酒肆，下马入，买酒独酌，时时与导者笑语。三子者亦入相对，据案索酒，情不能自制，遥呼妇人曰：“欲相伴坐如何。”即应曰：“可。”皆欣然趋就之。且推肖之与接膝，意为名倡也。妇人以巾蒙首，不尽睹其貌，客戏发之，乃一大面恶鬼，殊可惊怖。合声大呼曰：“有鬼！”酒家奴出视，则寂无一物，嗤其妄。具以所遇告，奴曰：“但见三秀才入肆，安得有此。”三子战栗通昔，至晓乃敢归。
即三个读书人，趁着元宵节，知道有很多单身女子出门，想看看有没有机会认识什么女子，发展一下友谊。路遇一个美女，尾随到一家酒店，并且设法与之结识。没想到掀起那个女子的头巾，发现竟然是个恶鬼。而店家则说只看到他们进店，没看到什么美女或恶鬼进店。看来这个鬼不是别的，是他们心中有鬼。
又如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有一件事：天津有个少年元宵节看花灯的时候，遇到一个美女独自徘徊。以为是跟人约会被放鸽子的，所以强拉着美女回家。开始还比较腼腆，后来渐渐熟悉，跟少年的家人相谈甚欢。少年也很高兴，以为能有一段奇缘。不想人家对他说，不好意思，我是秧歌队里面的旦角，是个男的。虽然不是鬼故事，但也说明心中有鬼，终究会鬼事上身。
民国建立后，新历（公历）和旧历（农历）并行，官方纪念“双十节”等新纪念日，民间则依旧庆祝旧有节日。1914年，北京政府将旧历元旦命名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各放假一天。民间对此并不理会，依旧称旧历的正月初一为“新年”或“元旦”，元宵节当然照过不误。
到1926年国民政府成立，视旧历为“迷信”象征，为了破四旧，1928年颁布法令，在全国废除旧历，使用新历。同时，旧历节日也被禁止，“除国历规定者外，对于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并“将一切旧历年节之娱乐宾会及习俗上点缀品、销售品，一律加以指导改良，按照国历日期举行”。从此，元宵节沦为非法节日。
其中，“旧历节令，一律不准循俗放假”，正是这一点，导致了旧历中非官方节日的彻底衰落。不放假，就无法准备过节用具，也没有时间度假，更不消说彻夜狂欢----第二天是要上班的。
今天，出于复兴民族文化的需求，旧历节日逐渐又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当然由于现代生活的丰富多样，在古代作为一年中最大亮点的狂欢，今天看来已经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甚至我们都已经不想再出门去寻找什么际遇，而是一个个选择宅在家里看片看书打游戏。旧历节日的复兴在没有政治上的阻碍后，又遇到了现代文明的考验。如何在丰富多彩的日子中脱颖而出，以文化手段而不是简单的吃喝、团圆主题来吸引人们，才是民族节日复兴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抓住年轻一代的心，才有真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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