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的春天来了吗？
教研的春天来了吗？
作者：李广生
教研，作为一种制度，为中国教育所独有。教研员，这个特殊的群体，被海淀教师进修学校校长罗滨称之为站在教师背后的“神秘的人”。他们在中国教育界神秘的存在了几十年，教育之外的人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即便教育内部的人，包括一些官员，也不知道这群人究竟是干什么的。这给他们带来很多的尴尬，包括身份的、地位的、职责的，等等。
2005年，北京师范大学中美教育中心与美国密执安大学美中教育中心举办了一次交流座谈会，在会上一位供职于美国某州立大学的美籍华人教育学者与中国同行交流，郑重地表达了一个观点：中国大陆的教育，若论经费、教师学历、设备等都无法与美国相比，但学生的学业成绩却比美国强很多，经过他的研究，找到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别的机构——教研室，这个机构在各方面条件都不理想的情况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教研制度：理直气壮的中国特色》赵晓雅）顾泠沅先生在2007年撰文说：“什么时候重视并发挥教研室的作用，那时基础教育就进步就发展；什么时候 取 消或否定教研室，那时基础教育就停滞就倒退。2009年和2012年，上海市中学生两次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组织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测试，两次都以明显优势位居榜首。这一成绩引起了世界的瞩目。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纷纷到上海考察，试图解开世界第一之谜。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教研制度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特色的教研制度，“成为世界公认的教育财富”。
据统计，目前在各级各类教研部门中，专门从事教学研究工作的教研员已超过10万人。从省级开始，地、县、校，从上到下形成了四级完整的教研系网络。这支十万大军，在支撑基础教育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0年1月，当时的国家教委曾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教学研究室的若干意见》，对教研机构的性质、任务、职能、制度、经费保障、人员待遇做出规定。二十九年之后，国家教育最高管理机构再次针对教研工作发文，意味着这群“神秘的人”终于引起国家高层的重视。教研的春天来了吗？
1.找到了组织。90版《意见》规定，国家教委基教司指导全国教研工作。1993年，国家教委基教司在北京召开全国省级教研室工作会，提出改进教研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教委更名为教育部，教研工作似乎自此脱离了组织，直到2012年11月全国首届教研系统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成都召开。这次会议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召集。此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一次联席会议。2016年，全国教研工作会在北京召开，并形成惯例，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教研工作会，组织者都是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本次《意见》出台，进一步明确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指导全国教研工作。
2.明确了任务。“研究、指导、服务”一直被认为是教研部门的三大任务，1999年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刚要》也对此作出强调。本次《意见》出台，没有继续沿用这个提法，而是更加强调“服务”，并明确了四个服务：一是服务学校教育教学，二是服务教师专业成长，三是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四是服务教育管理决策。服务对象和内容更加明确，但服务范围更广了，这会给教研工作带来什么？
3.严格了管理。本次《意见》出台对教研员任职资格、退出机制、轮岗要求、培训学习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例如：原则上有六年以上一线工作经验、中级以上职称方可进入教研队伍，在教研岗位连续工作五年要回到一线工作一年，每年接受不少于72学时的培训等。但这些要求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现实的问题。
4.完善了保障。本次《意见》出台，从组织管理、经费投入、督导评价等各个方面加大了对教研工作的保障，涉及到职称、待遇等实质性问题。值得期待。
教研的春天来了吗？作为一名教研人我并不十分乐观。教研工作不仅要引起高层重视，更要得到基层认可，为区域教育和师生发展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才有生命力。到了反思教研的初心和使命的时候。高层重视了，教研工作好干了，但更重要的是基层是否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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