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名家｜祝竹篆刻选

 祝竹：汉印的临摹与创作 

一般说来，在学习篆刻的过程中，临摹和初期创作是同步进行的，不可能等临摹好了才开始创作实践。创作是一种自发的欲望，而临摹则是出于理性的选择。在创作中遇到的困惑可以在临摹的过程中寻求解悟，而在临摹中得到的感受自然也会用以指导创作。善于学习的人，就在于能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上找到结合点，相互推动，以渐进的方式得到共同提高。并且这又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

介于临摹和创作之间的是摹仿。创作是从摹仿开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摹仿已经是创作的一种初级形态。而且，即便是成熟的印人，在创作中也还免不了要摹仿汉印。历史上的许多大篆刻家，都把自己的一些创作称之为“仿汉印”。例如丁敬，直到晚年，还在许多印作的边款上标明为“仿汉”，实际上，这些作品已经是成熟的浙派风格了。古人和今人，在观念上很不相同。今人崇尚创新，从古人那里抄袭一点皮毛，也能标榜为创新之作。古人重视学有渊源，所以创新之作也贴上“仿汉”的标签。当然，古人所说的“仿汉”更多的是对汉印风格的传承与借鉴，这与初学者对汉印形式的摹拟是有区别的。

清人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记述著名印人董洵刻印的情况：“余观其奏刀，却无时习，辄以秦汉为宗。然必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将秦汉印谱翻阅数四，而后落墨。”在刻印之前反复翻阅汉印谱，不单是寻找篆法、章法方面的参考，更多的应该是感受汉印的精神和气息，让汉印的风骨、汉印的神采潜入自己的创作。这就是前人摹仿汉印的方法。从对汉印形迹的追摹进入到对汉印意象的感悟，从着眼于搬用汉印的文字，套用汉印的章法，进入到气息精神上的与古相通，这是由摹仿进入创作的一种质的变化。

在摹仿与创作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能在摹仿中融入自己的个性，或在技法上有所创造，在作品面貌上有独特的风格特征，这便是一种创新之作。完全绝去摹仿，一切出于心造，这固然是一种创新。但利用汉印的程式、旧瓶装新酒，也未尝不能实现创新。即便是在艺术成熟以后，也不必完全拒绝对汉印的摹仿。运用之妙，存乎其人，关键在于其作品能不能为人们提供艺术上的享受。最近，笔者为扬州画家王涛先生刻了一方印，文曰“广陵王涛”。广陵是扬州的古称，著名的“广陵王玺”金印就出土于扬州。笔者在这方印中摹仿了“广陵王玺”中的三个字，只将“玺”字换成了“涛”字，但两方印的整体趣味并不相同。这是一种摹仿，也是一种创作，笔者认为，更是一种有趣的游戏，因此附录于此，供读者批评。

在中国，印章有着几千年历史，从事篆刻艺术创作的印人们总是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徘徊。现在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创新。但创新的作品多了，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篆刻艺术所缺失的，其实并不是创新的意识，而是创新的本领。和许多传统艺术一样，创新的本领是在对经典的反复摹拟中磨炼出来的。因此，创新不要操之过急，更不要认为摹仿都没有意义。历史上许多在艺术创新上很有成就的篆刻家，总还是在叨念着“仿汉印”，这对我们或许是有益的启示。

春魁占百花头上岁寒居三友图中

如将白云清风与归

神出古异淡不可收

祝竹八十后作

寻常杯酒

时见美人

亦狂亦侠亦温文

坐中佳士左右修竹

古欢

故园三径吐幽丛

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冷露秋花着眼清

锄云种菊

熙云馆

岁寒不改此君清

花好月圆人长寿

幽人无事不出门

诗成何必问渊源

开径便见竹对人闲赋诗

都是悠悠君子心

岁寒贞姿

孰不有古南山峨峨

凤兮凤兮今来仪

岁寒伴幽独

黄唐在独

吐尽平生冰雪肠

凤兮凤兮今来仪

不是如今才悟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别是东风情味

狂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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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竹, 原名庭顺, 号竹斋, 1942年生, 江苏省扬州市人。1961年起, 先后师从南京艺术学院丁吉甫、罗叔子先生学习篆刻, 又受扬州印坛名宿蔡巨川、孙龙父等先生指授。祝竹治印垂五十年, 早岁曾临摹秦汉印千枚,规矩精严而迭宕多姿,至今不少懈怠, 论者谓为渐入胜境云。中年以后, 始习绘画, 专攻花卉, 曾在扬州博物馆和北京画院美术馆、荣宝斋书法馆等地举办个人篆刻书画展。兼及金石碑版之学, 曾点校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潜研堂金石目录》等古籍。著有《中国篆刻史》、《汉印技法解析》、《祝竹印谱》等。现为西泠印社社员、中国书协会员，北京语言大学中国书法篆刻研究所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