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三征麓川与傈僳族迁徙概略
文/李贵明
公元1385年，云南大部已经被明朝军队平定，而云南与缅甸边境的土司中以麓川（今瑞丽）掸族土司实力最强，扩张能力极为强悍。早在1383年，麓川土司思伦就前往思茅景东成功堵截明朝军队，朱元璋考虑到云南初定，不宜扩大事态，要求留滇镇守的沐英采取防御手段，勿以轻战。1385年，思伦组织人马、战象，号称三十万大军攻击大理南涧，沐英率领云南军队前往攻击，将思伦的土司武装打击至溃不成军，思伦被迫入贡谢罪，并交出参与战乱的大小头领137人，事件被平息。
但是思伦之孙思任似乎也传承了祖父思伦的好战性格，他出任宣慰使后“黠桀喜兵”，1436年前后，他不仅多次攻击今耿马、梁河、昌宁、盈江、潞江、腾冲等地，而且在明朝派遣方振率领中央军队会同云南沐晟前来攻击时，思任也以诈降为手段，明为“修贡”实为暗渡陈仓，积极准备起兵反击。至1438年，思任率领万人突然攻陷怒江西岸的潞江坝，然后不分昼夜造船三百余艘渡过怒江，消灭了明朝布防在怒江东岸的守军，并向东攻击至大理云龙。明军奔袭迎战，方振的军队作为第一波攻击部队，击溃思任到达云龙的武装后，渡怒江翻越高黎贡山追击，不料沐晟率领的云南地方军队没有积极支援，率领孤军深入怒江西岸的方振被思任的军队全部歼灭，方振战死。而沐晟此时还远在千里之外的昆明，方振战死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沐晟急报朝廷求援，明朝派吴亮、马翔调集湖广官兵31500人，贵州10000人，四川8500人，计五万重兵开拔至云南后统一交由沐晟指挥。
大军集结完毕后，明朝本想一举歼灭掸族土司反抗武装，但是来自湖广、川贵的士兵难以适应高原气候，因高原和雨林疾病出现严重减员，甚至统帅沐晟也“渐惧发病，至楚雄卒”。思任听到沐晟病死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再度出兵攻击云县、沧源一带并占领。面对这个局面，明英宗本不想大动干戈，但当时明朝廷中太监党势力日益崛起，他们急于通过某种军事或者政治行动来进一步提高在宫廷中的地位，在太监王振的极力游说下，明英宗最终采纳了通过武力征服“示威四夷”的主张，当然，也许这只是转移宫廷内部政治斗争矛盾的一种手段。公元1441年1月，明朝以定西伯蒋贵为平蛮将军，王骥总督云南军务，大会诸道兵十五万讨伐思任。
总结了前一阶段军事进攻失败的教训，王骥先后从丽江永胜、华坪、迪庆维西一带的金沙江流域征集了至少三万名适应高原气候的纳西人和傈僳人，由丽江土司木森率领，跟随明朝远征军队征伐麓川。大军压境之下，思任表面要求乞降，但私下召集三万余人，八十余战象集结于滇缅边境一带。王骥将计就计，表面与思任和谈，暗地里分兵两路积极准备攻击。南路军队由左参将宫聚率领，攻击腾冲龙川江下游，北路军队由王骥和蒋贵带领直趋上江，乘胜进入腾冲，接着攻击至杉木笼，明军左右夹攻，在麓川会师。传说在与思任武装的交战中，傈僳战士的毒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时思任的军队三万人迎战明朝远征军队，思任摆出的战斗队形最前为骑兵，后面是战象，最后才是徒步士兵。
当时明朝军队已经装备了一部分火药武器，火药武器驱散了先头的骑兵部队，大象战队虽然也被击伤，但野性大发，一路狂奔而来。傈僳人和参战的云南土著士兵并不退却，用毒弩猛烈射击大象。体格硕大的大象虽然中了不少毒箭，但仍就前赴后继冲击而来，片刻之后，毒箭的药性开始发作，大象们因中毒而开始头昏眼花，互相践踏，最后调头冲进了己方步兵阵营，由此打乱了思氏土司军队的阵脚，进而一路溃败。明朝的第一次远征虽然击溃了思任的军队，思任父子三人和眷属却已逃往西北方向的孟养。思任本人也因此成为流亡者，但是明朝军队在滇西、缅北地区也因为缺氧、瘴气甚至猛兽的攻击，导致死亡率高达“十之七八”。
明朝军队中来自内陆的士兵造成了重大伤亡，但傈僳人和云南西北的土著士兵很快适应了当地气候，非战斗减员情况较来自湖广士兵而言并不严重，在那瘴气蔓延，九死一生的地方活下来的傈僳人对距离麓川不到百里的驻扎地进行了命名，它就是今天的“芒市”，傈僳语字面意思是“不死之地”。这是当今德宏一带的傈僳人认为“芒市”是傈僳语的原因，由此可知，当地傈僳人认为“芒市”即傈僳语，其意义为“不死之地”或“永生之地”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关于芒市地名，宋大理国时被称为“怒谋”，也有傈僳语“怒人之地”的意思。
虽然明朝的远征军队伤亡惨重，但仍然击败了思任，思任在逃亡途中遭到了木邦、缅甸两个宣慰使的堵击，明朝这时候也提出谁抓获并交出思任，就将思任的领地归谁作为奖赏的旨意。不久后，缅甸土司擒住了思任，思任之子思机被迫向明朝谢罪，并派遣其弟招赛向明朝纳贡。明朝军队认为战事已经结束，由此便班师回朝，部分傈僳人跟随明朝军队返回故乡。至今丽江华坪、永胜一带傈僳民间流传：“祖先从缅甸而来，木琴和弩弓留在了怒江”。这即是形成今华坪、永胜一带的傈僳族误认为祖先是从怒江迁徙而来的原因，也是傈僳学术界出现祖先“由西东进”说的一些民间依据。从灵魂路线而言，维西、华坪、永胜一带傈僳族的亡魂也是往西送别的，与傈僳族先民总体迁徙路线刚好相反，由此可知明朝三征麓川对傈僳族造成的重大伤亡乃至历史记忆和族群历史文化影响。
麓川并没有因此平定，傈僳士兵跟随明朝军队返回故乡后不久，思任之子思机很快又占领了麓川，明朝军队不仅没有抓到思任，思任、思机父子又重新会师“图恢复，据麓川，出兵侵扰。”明朝太监党虽然没有实现示威四夷的目标，但也并不甘心失败，于1443年5月再度派遣王骥、蒋贵第二次远征麓川。王骥再度召集包括傈僳士兵在内的十三万人从滇西出发，西进缅北。当王骥大军压境时思机又要求投降，明军向缅甸土司索要“首逆”思任，缅甸土司又“佯诺不遣”，明朝军队明摆着是被耍了一把。面对如此困局，王骥不敢多面树敌，只能率部直捣者兰，抓住了思机的妻子部众，将麓川改名为陇川，立“陇川宣慰司而归”，而思机又再度逃脱，逃往更远的孟养盘踞。
公元1446年，缅甸土司终于将思任及其眷属32人献至云南，思任知道此行凶多吉少，在从缅甸出发的路途上以绝食自杀，至奄奄一息时被明朝军队斩首，将首级送至昆明。面对如此巨大的军事压力，思任之子思机也屡次表示投降和归顺“修朝贡，献金银”。这时明朝也因为连年远征，财政和兵源都出现困难，一时无力兴师动众，便顺水推舟接受了思机的求降，投降的附加条件是要求思机亲自入朝谢罪，但因为明朝一直把五年前入京朝贡的招赛扣押流放在云南，思机担心自己有去无回，并不敢进京。为了给父亲报仇，思机转而迁怒于向明朝遣送思任的缅甸土司，组织重兵不断进攻缅甸土司的领地。
缅甸土司向明朝禀报了思机对其领地的军事进攻，接到缅甸土司的报告后，为了“擒斩首逆”，1448年3月，王骥、宫聚第三次受命率军征伐思机。这一次，华坪、永胜、维西一带至少有五万傈僳人被征召参战，或为士兵、或为民夫。1449年2月，明军和地方土司武装再次会师腾冲，并一路攻击至伊洛瓦底江，与思机的土司武装隔江对峙。后来在木邦、缅甸土司的协助下，一直将思机追击至孟养西边很远的孟那。这时明朝军队已经疲惫不堪，加之后勤给养路途艰难遥远，王骥软硬兼施，在伊洛瓦底江西岸设置了一个军事和政治缓冲地带，招抚一个叫思路的掸族人在那里代表明朝“行政”，要求其“约束诸蛮”。两人还以伊洛瓦底江为界，做了“石烂江枯，尔乃得渡”的盟誓。
在德宏陇川、盈江，腾冲，乃至临沧镇康一带留下几万傈僳士兵戍边防守后，王骥再次班师回朝。最初流传在德宏盈江、腾冲的傈僳族“上刀山、下火海”传统体育运动，至今已经成为傈僳族文化名片，民间传说就是为了纪念王骥，这应当是有历史联系的。但是至此又产生了关于傈僳族群源头的误会，那就是一部分傈僳人认为他们的祖先来自南京。形成这个误会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当时明朝远征军队中跟随王骥而来的主要将领来自首都南京，南京人在军队中的地位想必高于土著军队，或为获取相对较好的战争物资，或在戍边过程中为虚张声势蒙蔽对手，傈僳士兵也时常冒充“南京中央军”。当王骥率领主力军队撤回云南时，甚至可能要求戍边的傈僳人自称“南京来的部队”或者“南京人”，以蒙蔽对手。当今德宏、腾冲傈僳族甚至认为，明朝皇帝为奖赏傈僳戍边部落和士兵的卓越贡献，允许他们使用“南京云锦”作为制作衣服的材料，使得他们看起来更像“南京人”，德宏、腾冲傈僳族服装也因此与其它地区有着明显的区别。这个举动给思氏土司造成明朝主力军队并未撤退的假象，使其不敢再轻易东进冒犯。
此外，为了巩固疆域，明朝实行了云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最早的移民是明朝征滇的30万大军，后来这些军人大多留在云南参加屯垦。明朝平定云南后，朱元璋于同年三月召傅友德、蓝玉率部班师回朝，派沐英率数万之众留在云南镇守疆土。傈僳人从滇中、滇西出发参与明朝远征麓川之时，为填补楚雄、永胜、大理、保山平原地区的人口空白，沐英上书朱元璋，说“云南地广，宜置屯田，令军士开耕，以备储蓄”，朱元璋同意了沐英的建议。沐英把云南分为52府、63州、54县进行治理，令军士且戍且屯，既解决粮食问题又可稳固防守，一举兼得。沐英也曾经亲自回到南京，在南京广招工匠，跟随自己远赴云南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在大理、丽江、保山一带与当地土著民族混居。外省移民跟随沐英进入云南后，经过数十年经营，屯田总数达到百万余亩，促进了云南的农业发展。沐英还组织民工疏浚河道，扩广滇池，兴修水利；招商人入滇，运进米谷帛盐，发展商业。同时开发盐井，增加财源。明朝也因此成为汉族移民进入云南的重要时期之一。
据笔者在楚雄田野调查了解到，诗人乔小惠之祖先墓地里有一墓碑明确记录“先祖跟随明朝沐桂入滇”，说明楚雄乔氏一部是跟随明朝贵族沐桂进入云南的。怒江州兰坪县营盘镇张芳洲家谱也明确记载其家族“原籍江南凤阳府石板桥柳树湾”，明洪武年间“从征迤西大理、浪穹、剑川处”。可以佐证南京、江南人士进入云南的情况。在今丽江永胜县，遗留着著名的“他留坟林”， 据传说和坟林碑文记载，他留人的祖先于明初湖广调卫时迁居永胜，祖籍为湖南长沙府湘乡县、麻林县或江西吉安府，有的老人甚至能清楚地说出祖籍为湖南长沙府湘乡县柳树庄大石洞三村大水井。这些移民在与永北境内的傈僳族长期生活之后，演变成一支新的民族，自称“他鲁僳”、当地傈僳族称之为“他鲁帕”，意即“他留人”。新中国建国后划归为彝族支系。这说明明朝移民云南不仅有来自京都的南京人，还有湖南、江西一带的汉人。此外，今保山地区学者从方言发音和意义考证，保山、腾冲汉语方言与南京方言及其相似。明代的南京应天府也确实有柳树湾地名存在，而且就在明宫城附近。明万历《疏通沟渠碑》《明宫城图第十》，上面标有“东城兵马司”、“太医院”。将碑文与宫城图进行对照，说明柳树湾的位置原在东城兵马司与太医院之间，正与现在的石门坎相去不远。至此明白，“高石坎”应为今“石门坎”，柳树湾即位于今天的城东南角。由此大概可以推测，明朝的南京移民来自皇城周围，到达云南后首先是进入了平原地区，而此前居住在平原地带的土著居民则被驱逐到山地、高山地带，或被移民至边境地区充实防守力量。具有关学者推测，从沐英进入云南至明朝结束，大约有120万南京移民进入了滇西。这庞大的队伍对于地广人稀的云南土著居民而言，的确造成了十分巨大的心理威慑。随着越来越多的南京移民进入云南中西部与傈僳族混居，加之征伐麓川戍边屯肯的需要，“南京人”这个身份不仅在云南土著民族中成为高人一等的象征，“南京”这个词也在傈僳族中口耳相传，以讹传讹，导致后来傈僳族民间出现祖先“南京来源”说。部分傈僳族、纳西族也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一个准确的地方“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也许这是当时民族融合和南京移民的历史事件造成的族群记忆混乱。
一部分傈僳人在德宏、腾冲一带戍边屯垦后，边境远未安宁。公元1560年，即明嘉靖三十九年，缅甸东吁王朝兴起，向滇西、滇西南方向剧烈扩张领地。1567年，明朝再度征集一部分傈僳族进入缅甸作战。此时，滇中、川西聚居地的傈僳族在漫长的战争和移民屯边过程中向西移动。1585年，为遏制缅甸东吁势力东进，在北胜州土司高承祖的率领下，傈僳人再度加入明朝军队协同作战，攻击镇康、湾甸、耿马等处，攻破三尖寨，生擒首领罕虔、罕锐，余众降服。1588年，永北傈僳人按照明朝的要求，北上收复被缅甸东吁占领的腾冲、陇川等地，双方发生拉锯战。公元1593年，明万历十一年，东吁发兵三十万，战象百余头攻灭八莫，进逼德宏芒市、陇川等地。镇守永昌的云南巡抚陈用宾派遣部将抵御，被东吁士兵引诱至险要处伏击，明军惨败。为防止东吁士兵再向东犯，陈用宾于今盈江、陇川、瑞丽三县边境要道设置了八处关卡，称为上四关和下四关，上四关为神户关、万仞关、巨石关、铜壁关；下四关为铁壁关、虎踞关、汉马关、天马关。其中上四关主要由傈僳士兵驻防，戍边军民按照明代长城的思路在要隘建成军事设施后，明朝与缅甸边境逐渐安宁。从丽江永胜、迪庆维西等地出发，跟随明朝军队进入腾冲、陇川、盈江甚至缅甸一带的傈僳族从此在那里繁衍生息。今龙陵“木城”就是因为当年远征的傈僳士兵在那里设置木栅栏防线而得名的。清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卷99也明确记载“古永土把总先世杨自昂，明万历年间从征，开辟古永地方荒土，巡抚陈用宾奏授土把总世袭”，证明了傈僳族在明朝时期西进中缅边境戍边屯垦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