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文学作品，影视画面和现实生活中，都可以见到坟的前方竖着一块长条状的石碑，上面刻着墓主的姓名，一些更大一点的墓，还会在墓侧单独立一块更大的碑，上面镌刻记载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这些碑均称之“墓碑”。坟墓的主体分地下的墓穴和地上的“坟墩头”，“古者墓而不坟”，也就是说，最初，中国人的墓只有地下的墓穴，不做地上的“坟墩头”，后来，人们担心时间长了，找不到自己祖先的墓，就在墓的上面再建一种标识物，那就是坟，而在坟墓上立碑应该是更晚的事了。这段文字实在太简了，说：碑是一种竖着的石头。南朝梁文学家王筠《仪礼郑注句读刊误》解释说：古碑有三用：宫中之碑，识日景也；庙中之碑，以丽牲也；墓所之碑，以下棺也。秦之纪功德也，曰“立石”，曰“刻石”；其言曰碑者，汉以后之语也。王筠以为，古代的碑可以分为三个大类，一种是竖在宫里的碑，它是一种原始的时钟，人们可以根据太阳照到碑后留下的投影来识别时间，如《仪礼·聘礼》“东面北上，上当碑南陈。”东汉经学家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另一种是竖在庙里的碑，古代十分重视祭祀活动，尤其是帝王和贵族之家，遇上重大的祭祀，就有数以百计的亲属、臣僚们骑着马或驾着马车从各地起来，而这种碑相当于后来的“拴马桩”，是用来拴牲口的。《仪礼·祭仪》：“既入庙门，丽于碑。”孔颖达疏：“君牵牲入庙门，系著中庭碑也。”现在一些古迹中还保留刻有“文武百官至此下马”的石碑，就是古代庙里石碑的遗制；还有一种坟墓上的碑，它是古代下葬棺材用的，至于秦始皇为了歌功颂德曾刻过不少“功德碑”，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邹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这种石碑先秦叫作“刻石”或“立石”，其被叫作“碑”是汉代以后的事。
▲ 上海的关帝庙在现在的复兴东路955号，关帝庙边上有万寿宫，是是地方政府庆贺皇帝吉祥的地方，门口有“文武百官军民人等至此下马”的警示碑。先秦时期，天子的墓四重（“四重”就是“四层”，以下，以此类推），诸侯的墓三重，大夫的墓二重，士无重。做墓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以“二重”的墓来讲，做墓先要挖一个足够大并足够深的坑，称之“圹”。这个“圹”字从土、从广，就是很大的土坑的意思，《周礼·夏官·方相氏》；“及墓，入圹，以戈击四偶。”当圹做好后，还要有专人下到圹里，把圹的四周夯实，防止圹倒坍；然后就在圹里做外棺，这种外棺在古代又叫作“椁”。
▲ 日晷仪也称日晷，是观测日影记时的仪器，主要是根据日影的位置，以指定当时的时辰或刻数，是我国古代较为普遍使用的计时仪器。最初的“椁”是用木材做的，后来的王公侯爵或豪富之家也使用石材，如《汉书·楚元王传》：“嗟乎！以北石之石为椁，用紵絮斮陈漆其间，岂可动哉。”古代没有水泥，一般用泥土或石灰为建筑的粘合剂，接缝处容易渗水，于是，不论石椁或木椁，用生漆浸的麻绳填充到隙缝里，这样就不易渗水了。椁很大，往往是直接在“圹”里施工完成的。
▲双墩一号汉墓的黄肠题凑，图片来于国家地理中文网
实际上，古代的棺材也不小，通常是用四寸的厚扳做成长约1.8米，高宽约80厘米的“大箱子”，在葬了尸体以及陪葬品、填充物后，估计在200千克以上，所以，殡葬时将棺材抬到墓地，并安全平稳地将棺材放进“椁”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季康子之母死，公输若方小敛，般请以机封。将从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鲁有初，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般！尔以人之母尝巧，则岂不得以其母以尝巧者乎！则病者乎！噫！”弗果从。“公输若”是鲁国的贵族，“般”即公输般，又作公输班，即被后人尊为泥水木匠祖师爷的鲁班。公肩假，复姓公肩，春秋时鲁国人。这段文字的大意是：鲁国贵族季康子的母亲死了，公输若主持殡葬仪礼，能工巧匠鲁班刚发明了一种可以搬运棺材的机器，就向公输若建议，是否就用这台机器来为季康子之母下葬。公输若与公输班是同族中人，公输若也同意了公输班的建议。此时一位叫作“公肩假”的人立即提出反对，批评道：“根据鲁国的制度，'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鲁班！你拿人家母亲的丧礼来尝试你的机器，为什么不用你自己母亲作试验呢？！你是不是有病啊！”最终，公输若否定了鲁班的建议。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后四周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椁以纤绕。天子六纤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
“纤”是拉船前进或牵牲口的一种很租的绳索，“穿”就是在物体上打的洞，而“鹿卢”即“辘轳”，一种起重用的搅盘，中国北方的地下水位较低，井很深，为方便打井水，会在井口上装一用于提水的绞盘，这就是辘轳。这段文字可以译成：丰碑就是一种用粗大的木头做成的碑，形状与石碑相似，竖立在椁的前后四角；在丰碑的上方中间钻一圆孔，是安装辘轳用的，用粗的绳子把棺材放进椁里。天子的葬礼使用六根纤，四根丰碑，前后都装有辘轳；诸侯为四根粗绳，二根丰碑，讲作“桓楹”；大夫只有二根粗绳，二根丰碑；一般性的士只有二根绳而不用丰碑。
▲ 图为光绪出殡时的场景，抬棺者数量高达128人
如今，中国偏远地区仍实行土葬，下葬时用两根粗绳子通过棺材的底部，四个人各执绳子的一端，将棺材抬起后，松开绳子棺材就慢慢地进入墓穴中，在现在的一些西方电影中也能见到这种“下棺”的镜头，一般人的棺材不是太重，四个人用二根绳子足以使棺材抬起、放下，不必使用起重设备，所以古人讲“士二纤，无碑”，而地位高和富裕人的棺木既大且沉，单靠绳索是抬不起来的，于是，人们先在椁的四角竖粗大的木桩，实际上就是辘轳的支架。天子的棺材特别大，特别沉，就在得的四角各竖一根丰碑，再用横木对穿丰碑上端的孔，使其固定，再在横木上装上三只辘轳，通过辘轳就可以容易地将棺木“吊”入椁中；而诸侯和大夫的棺材略小一点，只需在椁的东西各竖一根丰碑，再用横木相接，在横木上装两只辘轳或一只辘轳就可以了。
中国近代著名考古学家马衍的《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对碑的演变有一段总结性的叙述：汉碑之制，首多有穿，穿之外或有晕者，乃墓碑施鹿庐之遗制。其初，盖因墓所引棺之碑而利用之，以述德纪事于其上，其后相习成风，碑遂为刻辞而设。故最初之碑，有穿有晕，题额刻于穿上晕间，偏左偏右，各因其势，不必皆在正中，碑文则刻于额下，偏于碑右，不皆布满。魏晋以后，穿、晕渐废，额必居中，文必布满，皆其明证也。马衡先生的这段分析告诉我们，丰碑最初是用巨木制作的，后来也用石制；丰碑只是下棺时安装起重设备——辘轳的一个支架，下葬结束后就披拆除，也可以重复使用，它顶端的“穿”在安装和使用在安装和使用过程中会因磨损而出现毛口——“晕”。后来人们在丰碑上刻上文字来歌功颂德，今天人们把记功颂德的巨大石碑，或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者讲作“丰碑”即典于此。汉代早期的“功德碑”就是利用旧丰碑而刻的，这些碑的顶端大多有一大大的洞，有的洞周还有磨损的痕迹，碑额也刻得很不规则，有的刻在“穿”的左边，有的则刻在“穿”的右边，就是哪里有空白就刻在哪里。后来，陈放在墓里的碑叫作“墓碑”，而用于记录事情的叫作“石碑”或“碑刻”，用于歌功颂德的叫“功德碑”，而用以纪念某人某事某物的就是“纪念碑”。
▲ 山东孔子墓，“大成至圣文宣王”墓碑立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黄养正书
墓里的碑大致上分为两个大类，一种是竖在坟前或坟后的碑，称之“墓碑”，孔夫子当年为他的父母做合葬墓时，担心自己是一个整年在外游学的“东西南北人”，怕以后回家找不到父母的墓，于是在墓上封土作坟，作为标识，孔夫子是一个“书呆子”，他如果在墓上竖一块石碑，不是更简便，更明了了吗！这种碑大多由死者的子女为死者立的。
▲ “颜料大王”贝润生墓，贝润生先生墓碑的碑文是薛理勇写的，据说是福寿园最大的墓碑。墓碑长期露置于野外，所以大多使用质地坚硬的花岗石，通常不着色，后来的墓碑文字涂以漆，习惯上使用黑漆，唯姓氏规定用红漆，因为人的名字属于个人的，人死后他的名字也消失，而姓是宗族的符号，它永远与宗族共存。
如今世道变了，中国传统的土葬变成了火葬，尸体火化后仅剩下一小撮骨灰，棺材变成了骨灰盒，殡葬礼仪也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
1947年9月出生于上海。1981年大学毕业后即入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参加筹建今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从事上海历史，中华文化风俗历史研究。现任上海市规划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等。已经出版的著作有《外滩的历史与建筑》、《上海租界史话》、《上海洋场》、“薛理勇说老上海丛书”等约六十余本；主编《上海文化源流词典》《上海掌故大词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