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篆到小篆的演变

孟云飞 孙秀明/文

与甲骨文最为近亲的大篆书体，最有代表性的如《大盂鼎》《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墙盘》等，其镌刻在钟鼎彝器之上，圆转委婉，结体行次疏密自然，如仰观满天星斗，精神四射。《书断》中说：“篆者，传也，传其物理，施之无穷，甄酆定六书。” 可见，篆书从开始就具有规范、厘定、丰富中国文字的作用。并且，因其属于古文字的第一代变体，从审美上讲，更能描绘自然万类之象，所以，蔡邕在《篆赞》中就说：“体有六篆，巧妙入神，或象龟文，或比龙鳞，纡体放尾，长翅短身。延颈负翼，状似凌云。” 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图腾般的篆书之象，让我们看到书法历史的远古天空中龙图龟文之神妙境界。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康王时期青铜器，铭文291字。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认为文王、武王得以卓越的功绩立国，主要是由于其臣属从不酗酒，每逢祭祀，认真、恭敬，而商王的亡国教训就在于沉迷于酒。

大盂鼎器形巨大，造型雄浑，端庄堂皇，工艺精湛，呈现出一种磅礴气势和恢弘的格局。其书法体势严谨，结字、章法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开《张迁碑》《龙门造像》之先河。以书法成就而言，大盂鼎在成康时代当据首位，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毛公鼎》，因作器者毛公而得名，西周宣王、平王时期青铜器，毛公鼎铭文长度接近五百字。作为西周晚期金文的典范之作，已显大篆的典型风范和一种理性的审美趋尚，结字瘦劲修长，不促不懈，奇逸飞动，仪态万千。笔法圆润精严，线条浑凝拙朴；章法纵横宽松疏朗，错落有致，顺乎自然，气象浑穆笔意圆劲茂隽，表现出西周晚期的文字书写形成了具有纯熟书写技巧和表现手法的形式和规律。清代大书法家李瑞清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散氏盘》，又称夨人盘，西周晚期厉王时期青铜器物，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散氏盘铭文的最大审美特征在于一个“拙”字，拙朴、拙实、拙厚、拙劲，线条的厚实与短锋形态，表现出一种凝重含蓄，朴茂豪迈、斑驳陆离、浑然天成的美。在结构上，左支右出，自由活泼，于不规整之中见其错落摇曳之趣，给人以奇崛不羁，超然独行的豪迈气势。被誉为大篆书体中的行草书，金文之有《散氏盘》犹隶书中有《石门颂》，皆属于书法中“逸”之风貌。

《虢季子白盘》，为周宣王时青铜器物，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并赐弓马之物，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虢季子白盘盘底铭文其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文辞优美，行文与《诗》全似，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其书法用笔谨饬，圆转周到，一笔不苟甚有情致，造型精练而细密。线条讲究、清丽流畅，字形注重疏密避让，有些线条刻意拉长，造成动荡的空间效果， 属清丽秀逸的格调，风格已开石鼓文之先路。

可以说，至东周战国时期，大篆文字由随类赋形，参差错落开始向用笔画整饬、流畅自然的籀文演进。这时的字体逐渐变的修长，笔画圆润如曲铁，而籀文的代表书体就是《石鼓文》。

《石鼓文》，是先秦时期的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故称“籀文”。所以，石鼓文更加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大篆的特征，是一种过渡性书体，故张怀瓘在《书断》中，把石鼓文作为籀文的代表性刻石。并赞曰：“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

自《石鼓文》之后，籀文开始趋向停匀整齐之美，直到秦统一。秦废六国文字，李斯增损大篆，异同籀文，创制小篆，画如铁石，字如飞动，作楷隶之祖，为不易之法。 始皇泰山、峄山、琅琊诸刻石，皆为李斯所书，在秀丽端庄的风神中，体现“篆尚婉而通”的书法风貌。

《泰山刻石》的书体是秦统一后的小篆标准字体。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

《李斯碑》是秦始皇封禅泰山的唯一保存实物，刻于公元前209年，是泰山现存最早的刻石，更被世人誉为“天下名碑之最”。 而碑刻上的李斯小篆，遒劲若虬龙飞动，清秀如出水芙蓉，历来评价甚高，鲁迅誉之为：“汉晋碑铭所从出”。汉代大文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中说：“至于始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元代郝经在《太平顶读秦碑》中赞叹道，拳如钗骨直如筋，屈铁碾玉秀且奇；千年瘦劲宜飞动，回视诸家肥更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