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缘未了 ||周长荣
作者:周长荣
为了改善我们晚年的居住条件，免受阴暗潮湿的老平房内蚊子苍蝇老鼠的闲气，女儿要给我们老两口买套单元房，带我们看了多处，不是老伴不满意就是我自己不满意，后来在运河边的一个小区，选了一处电梯房，只看了一次我们俩都同意了。女儿高兴地说“这次老爸老妈惊人地一致，难得”。女儿问我选几层，我说就选26层，寓意为老两口都顺吧 。由于是精装修房，免去了装潢的辛劳，交房之后，买了一些必要的家具就直接入住了。
住到这里已经二年多了，大运河就像一条绿色的丝带在我的眼底飘过。过去成天忙忙碌碌时也没注意什么想过什么，而今闲暇下来，每日于卧榻之上，，俯视静静流淌的河水，观舟楫过往，闻船笛声声，心想当初怎么神差鬼使就对此处一见钟情，把它当着终老之地？
眼下的运河是京杭大运河淮安绕城段，总长14公里，开挖于1958年。那年我8岁，经过近三年不间断的开挖，1960年的冬天，这段运河终于竣工了。放水那一天下午，学校早早放学让我们回家，在此之前，学校大部分住在河北面的学生都转到了河北的小学，而我不知什么原因和为数不多的同学没有走。运河通水以后，平常上学可以搭乘小渡船过河，每逢刮大风，渡船停摆，可就麻烦了。我们只能沿着没有路的运河堆深一脚浅一脚地绕过现在淮海南路的当时刚建成的大运河桥回家。我们家的位置在现在船厂的水塔前面，而我们就读的福田小学校就在清浦大桥下的福田泵站，直线距离不过500多米，而这样一绕，就要多走5000多米。这个距离对于现在的同龄孩子也许不算太远，可是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的年代里，早上仅仅喝了两碗照见人影稀汤的正在发育的十岁左右的孩子啊！实在走不动了，就躺在河堆的沟堑里歇一会儿再走，实在饿的不能受就到河边扒几根茅草根子嚼。那时候，感到运河就像横在我和家之间的难以逾越的天堑。看到现在放学的时候学校门口开着轿车摩托车骑着电瓶车的等候孩子的家长们，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多直到1962年小学毕业方才结束。大运河留给我的艰辛的少年记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上世纪60年代大运河通航以后，由于经济不好，过往的船只很少。即使有船也大多是木帆船，赵凯曾在一篇文章里描写个那时候一个雪花飘飘的寒冬租了一条小木船送别爱妻的遗体回无锡老家的凄惨。66年文革以后，民生更加凋敝，运河则更显得冷清。后来南港开通了客运以后，稍稍热闹了一些。我的文革期间的一个同学全家就是1969年从南港回湖南东安老家的。临行前在我家住了一宿，走时未叫醒我匆匆离去。多少年里我一直为没去为他送行心存愧疚。他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校级军需官，后落户渔沟，文革受尽磨难。他本人文革后期被打成反革命，吃尽苦头，无奈之下，举家南迁。那时我父亲在渔沟也在经历着那场“革命”的磨难，我的心情就像掉在寒冬的冰窖里，冷极了。那时出生的我的三弟我为他起名就叫“冰”。十几年后当我俩在长沙湖南省图书馆见面时，煮着咖啡，谈起往事，彻夜无眠，真是不甚唏嘘。河边的南港当时驻扎了一批部队（现在还有部队驻扎），清一色的黄呢军装。看到冬天军人们穿着薄薄的笔挺的毛呢军服，比起我们臃肿的老棉袄，真是羡慕极了。文革期间，学生们最时髦的服装就是一身洗的发白的旧军装套上一个红袖章，那是家里有人在部队才能拥有的荣耀，因而我想毕业后一定要去当兵。可惜在那个年代，当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审过不了关，一切都无从谈起。何况我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呢？作为回乡知青，在生产队挑了一天的大粪，腰酸背痛的躺在床上听着南港部队悠扬的熄灯军号，真是好失落。当兵无望，招工无门，推荐上个工农兵大学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说，上世纪60年代大运河留给我的凄凉，苦闷，失落，和一个个破灭的肥皂泡。
1970年，村里组织人去徐州开采小煤窑，我义无反顾地报名去了。那时候叫做“农民轮换工”，说法是“一年一换”，30元工资交18元生产队，就是这样的工作也被远在湖南大山里的那位同学感叹说我“不至人才埋没在人海里”。
1970年8月16日，和几百个郊区农民组成的第一代“农民工”座着敞篷“嘎斯”（前苏联的老式汽车）去徐州。一路上灰头土脸，到徐州东北的大黄山停车方便，看到大黄山煤矿围墙上那一米见方的大字标语：“国家有困难，我们来承担”居然还激动了好一阵子，感觉到好像自己也就是那个领导阶级了。向北跨过大运河上的解台闸，很快就到了铜山县大吴乡王台村八队的队房。每人领了两张芦材席子住进了老百姓家的房子。矿井就在村子的后面，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里冒出的一个直径大约不到四米用块石垒砌的圆井，探头望望，一潭浊水，这原是徐州矿务局旗山煤矿的一个废弃的风井。虽然离自己的想象有不小的差距，但毕竟是一只脚跨出了“农”门，还是有一种幸喜。第二天就到十几里外的大黄山照相馆照了一张头戴矿灯的矿工照。就像当兵的人到部队后一定要有一张穿着军装的照片一样。回来路过解台闸下的大运河，看着大闸下的滚滚东逝水，，往日的苦闷，仿惶…仿佛随着河水渐渐远去。。东坡老的“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豪情在我的心中陡然而生腾。
这个小煤窑起先叫“清江二号井”后改为“淮阴五号井”最后定名为“淮阴市张庄小煤矿”。这里距大运河边仅仅四五里路，河边有一个煤港，我们挖的煤通过淮阴65车队的煤车运到运河边装上船运回家乡。在张庄呆了7年，到了1977年这个小煤窑挖不出煤了，我们又到了大黄山的淮阴一号井，后来叫“淮阴市郑庄小煤矿”。这个矿靠着大运河边，矿里井下出的煤直接用皮带输送机堆到河边码头。我们住的生活区就在河堆下，和老家的情景几乎一样。在这里一呆又是14年。80年代前，虽然当了“轮换工的”工人，但出身不好的小辫子却始终甩不掉，那些脑子里时时刻刻绷着“阶级斗争”弦的头头们总是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着我们。虽然在那个人群里有个老三届的高中文凭不算低，但上学培训始终论不到我，勉强给个小班长当当还是副的。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国家政治气候的变暖，我的境遇也一天天好了起来。通过自学取得了相应的技术职称，成为了单位的技术骨干，就连周边的一些小厂矿及淮阴矿务局内的小煤矿遇到一些技术难题都会找我会商。1988年，和我们一河之隔的涟水金场矿两路电源同时中断，煤矿面临淹井的灭顶之灾。半夜时分接到命令的我飞速跨过大运河，在一片漆黑的矿井里站在膝盖深的井水中用我的胆略，镇定，勇气和十足的自信接通了6000伏的高压电源，挽救了矿井
到了1991年，郑庄小煤矿几乎到了无煤可采的地步，频临倒闭。我调离回到家乡，这一年我42岁，这时距我离家已有20多年的时间了。确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在我调离的三个月后，这个矿倒闭了。当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一阵发痛。
应该说，21年的小煤窑生涯是大运河给了我家的慰藉，路的导引，命的认知。
回到家乡上班的单位在里运河边。这样我每天从大运河边的家里出发到里运河边的单位上班，淌漾在两条运河的怀抱里。2003年，我到南方一个城市为人家帮忙，而那个城市就是京杭大运河的末端杭州，更为可巧的是，我所在的位置就在大运河的旁边300米。2009年，我的母亲黯然离世，2010年我退休了，就在这一年，母亲居住的运河边的老宅子拆迁了。我突然感到成了河面上无根的浮萍…
而今，我的新家又回到这条运河边，只不过大运河离我更近了，她就在我的眼底，我的目光所及就是她的倩影。
河对面就是已有几十年历史的船舶修造厂，老厂房北面，高高耸立的老水塔如在眼前。它是记忆老家被拆掉的老房子的标志性建筑。水塔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高不过十几米，但由于建在大运河堆上，因而显得很伟岸。在90年代前，那时候高层建筑不多，在很远处就能望见它的身影。老家的老房子就在水塔向北四五十米，紧贴淮三路弧形弯的电厂河河堤下。现在被污水处理厂占用的院子里就是老屋的宅基所在。原来站在老家简陋的红砖平房里看门前的水塔，和现在的视觉距离差不多。只不过过去是仰视，而现在是俯视罢了。
老家的南面祖辈们流血流汗积攒买下的那两亩多地，就在现在我眼下的河床里。解放前为了生活我爷爷从一家富农手里租了七亩多地也在它的边上。土改时我们这里平均每人一亩半地，我们家合起来已有九亩多地，因而，正好不进不出地，划为下中农。（我们家当时6口人——爷爷，我的父母，小叔叔，小姑姑。加上刚出生的我。因我们家土质不好，土改工作队研究又给我们家补了三亩，51年复查时又退了回去）。可以说，这块土地是繁衍生息了我们家几代人。是我的血脉所在，根之所在。如果你没有读过龙应台的《目送》那么一定读过朱自清的《背影》，今天当我们已经成为子孙们目送的那渐行渐远的背影时，那个根，就是常常萦绕我心头的挥之不去的眷念。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大运河这头连着我的根，那头连着我的一生的路。无论我到哪里，她都像小时候拉着的母亲衣襟，不舍得撒手。年少时她伴着我成长，年轻时她伴着我去远方，中年时伴着我回故乡，老年时又陪着我看夕阳。一生的苦和乐，酸与甜，爱与恨都随着她滔滔的不息的清波流向远方…她不离不弃，不声不响，不急不躁
哦！我的运河缘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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