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古论今】韩湛海‖还是那块盐碱地
作者简介
韩湛海，1964年12月生于冀中平原，历练于塞北军营，空军中校军衔。退役十几年来，从事军转工作，用绵薄之力，为退役军人鼓与呼。
谈古论今
还是那块盐碱地
近日去托克托县，从黄河防洪大堤上经过，沿途的村庄名字又熟悉，又陌生。冬日的土默川，灰黄的一片，黄河大堤是平原上最高的建筑了，黄河时远时近，冰封的河面反射着西斜的阳光，白茫茫的一片。汽车行驶在堤坝顶上，一览大堤内外的树木与牛羊。村子周围的田地里，羊群在悠哉地低头踱步。羊倌抱着放羊铲，长长的铲柄高出他的头顶，柄子顶的鞭子在寒风中左右摇摆着。羊倌低着头，一手拿着香烟，享受着暖阳阳的生活；一手抱着手机，关注着红火火的世界。
堤外的农家小院，四四方方的坐落在平原上。说是土默川平原，其实这一“川”在人们的生活中并不平坦。200多年前，这里是黄河故道，形成高低不平的大沟、大洼，从山西、河北、河南走西口来的人民，找到一个高高的地方，用土坯垒墙，盖上柴草，建成土房子，便住了下来。把带来的糜谷等农作物种下，开始新的生活，娶妻生子，一代又一代地延续下来。村子东边是一大块盐碱地，地上地数的大土堆在平原上特别耀眼。这是40年前生产食盐作坊留下的。
进入元月份，地方正在召开“两会”，2020年极不平常的年份中，对于世界来说都是艰难的。面对人类的大灾难，中国走出了中国特色的路子，把新冠疫情控制在了最低风险，经济实现了正增长。从各省市的两会情况来看，只有湖北负增长，经济发展重要指标GDP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他们对这个数字的理解达不到全局的方面，他们只关心自己种的粮、养的羊，能否卖出好价钱。去年倒是个好收成，玉米价格突破1元，上升到了1.5元，是近几来少有的。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自古这里就是一块美丽的地方。这里是河套平原的一部分，因为一首诗歌成了人们的向往。黄河从西天而来，经过内蒙古的乌海市便进入了河套平原。刺勒川平原，现在叫土默川平原，是河套平原东半部。从乌拉特前旗到托克托县，在大青山与黄河之间的狭长的平原，在古代基本上是黄河河道。黄河水进入河套后，没有自然障碍的约束，在这个平原上横冲直撞，形成百十公里的黄泛区。从现在的地形来看，黄河主河道几经变故，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相对固定在鄂尔多斯高原北缘与现在的黄河防洪大堤之间。
有史料记载，现在的包头市南海公园是黄河主河道，包头东站北的太平寺，在清乾隆年间是水运码头，包头的兴起，就是缘于这个水运码头航运的发达。双龙镇镇政府所在地，同样是水运码头，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乾隆西征噶尔丹时，大军主帅大帐设在船上，逆河而上，在双龙和东河的码头驻扎多日。“万里经营到海涯，纷纷调发逐浮夸。当时费尽生民力，天下何曾属尔家?”这首诗就是乾隆驻扎在南海码头时，北望战国长城有感而发。
从现在的地理环境考察，沿着包头市昆都仑区、东河区、沙尔沁村、海子村、党三尧村北、将军尧村北到托克托县，有一条完整地、走向明显的沙质土地，应当是古黄河河道，是黄河千万年流淌形成的河底。党三尧地区、将军尧地区在解放前属准喝旗管辖的历史也能说明这一点。那时的两地应该在黄河南岸。还有考证说现在著名的古城麻池九原古城，起初建设时应该是在黄河南岸。因此这个“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富饶的地方，因黄河的泛滥，与多民族的争战，并不美丽也不富饶，它只是人民群众美好的向往与乐观的生活态度的描述罢了。
这块土地自战国时期，应该是一块荒芜之地，虽然有赵武灵王的战马铁蹄的痕迹，但是，从考古佐证，这里只是一个水草肥美适合牧业的地区。到了明朝阿勒坦汗时期（明嘉靖、正德年间16世纪20年代）还是以牧业为主的地区。蒙古与汉民族有奇特的关系。蒙古是历史第一个统治汉民族的少数民族，在元朝被朱元璋灭掉以后，将蒙古人赶回漠北。但是，在距北京200多公里的张家口以东地区还是蒙古人占据着，阿勒坦汗时不时的寇边，带领大军袭扰京畿，还制定了自己的法律。可以说明朝与蒙古的关系，是“一国两制”的鼻祖了。
那时还没有农业生产，因此，阿勒坦汗的军事行为，最终以开放边境贸易为目的，和明的战争也不多，服从明朝的统治，平稳发展，强大自己。清朝以后，满清政府与蒙古的关系也是各自为政，只要你服从大清的领导，自治权归蒙古。这样的政治格局一直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这一地区依然保留着极大自治权。在民国时期，这个地区归绥远省管辖，但是，由于《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的制定，使从蒙元时代传承下来的蒙古王公的封建特权，和其它蒙古地区一样，传承着世袭制度，省级以下的主要领导还是从蒙古帝国时延续世袭下来的蒙古王族中传承。在那个时期一个县级主政者统称“王”，如，抗日时期第一个把日本人引进蒙古的、著名的“德王”。这样的 “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直到解放后新中国建立才结束，延续了几百年。
在那个时期，就是乡级主政者也是世袭下来的，县级称札萨克，乡级称协理。当时，这块地是准格尔旗的一个乡级单位，称西协理。它的主政者是孛儿只斤氏后裔奇姓的世袭地。一个乡级地区的世袭者，不但对辖区的经济社会进行管理，还可以有武装，并且有生杀大权。当地民间有一个真实的故事。17岁西协理世袭父亲的职位后，一个村级边姓头目不服气，有冒犯的言语。西协理召集全乡村长开会。提前在城门外布置好军队，当边姓村长到来时，现场就处决了。总之，这一地区从蒙古帝国开始直到新中国成立是蒙古为主的政治统治地区。
土默川农业人口的兴起严格来说，还是从清朝中期开始的。四百年的“走西口”，让“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逐步成为相对稳定的农耕社会。“走西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口迁徙事件之一，从明朝中期至民国初年四百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山西人、陕西人、河北人背井离乡，打通了中原腹地与蒙古草原的经济和文化通道，带动了北部地区的繁荣和发展。也用血水、汗水把人类生存的苦难与痛苦写满土默川大地。
大堤外有一群突兀的大土堆，像坟墓一样在那里矗立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这些土堆是当年盐业作坊留下遗迹。这一带盐化十分严重，白茫茫的像棉花一样平铺了整个土地。走西口来的移民发现这一资源后，便生产食盐，成为这一地区的手工业者。这样历史说起来轻松，他们当时生产的艰辛却是十分残酷的。这里生产的食盐当地政府叫做“土盐”。生产工艺也简单。把盐碱土堆成高高土堆，在土堆周边挖开沟，让盐碱土中的盐份随着水自然流入沟中，把沟里的水舀到一口大锅里，用火烧，让水蒸发提取出盐的结晶。盐里的许多不明成份，或者是有害成份简单的生产工艺不能除去的。所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被政府取缔了，人民开始食用加碘的食盐。这个土盐经过二百多年的历程，养育了这里的几代人，最终以“有毒”违法生产的原因被取缔了。
其实，这些移民来到这里，没有一个不艰难的。一开始租种牧主的草地，因为没有政府许可，经常受到官吏的欺压，当时生产力还是以人力、畜力为主，人的体能是生存与发展的首要生产工具。走西口的移民正式在土默川合法生存到了19世纪后期，特别到了1900年代“贻谷放垦”，清政府在贻谷对当地反对汉民将草原农业化的蒙古首领采取镇压态势下才慢慢合法化。合法化并没有给民众带来幸运，同样是在封建政治体制下，以苦力来维继生活。百年前的艰难，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的艰辛中就能体会到的了。我们这一代有幸还能亲身经历和体验人类生存、生活的历练。生活艰辛历练了人的斗志，也让人消沉。因此，这个地方出过不少官吏和企业家，也是黄赌毒的重灾区。解放前由于变革，这一带成为游民流寇的聚集地和反清义军的隐藏地。更加让这里的民众水深火热，也就有那句“萨托二县出土匪”民间俗语了。
土地永远是政治的基础，也是让人民稳定生活的根基。
移民来到这里从租地到合法的购置土地，成为地主，再转租，渐渐地成为这里的主人。但是，大多数人还是无地的长工。不过无论生活多么艰难，这里的人们总要一把糠一把菜地也要把孩子养大，供他们学习，成家立业，再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下下一代，世世代代生生不息。他们没有什么大的理想或是多么高大上的擘画，他们有的只是生物界最基础的生存与延续生命的本能的目标。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生物界的基因遗传传宗接代，比什么都重要伟大。也正是人们朴素的思想，使得人们在这个贫瘠的土地上得以生存，得以发展。人始终是社会的根本。没有人便谈不上物质、思想、宗教、文明等等。传统中国农村，农民们的宗旨是传宗接代、光宗耀祖。细细品味，农村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生儿育女来完成个人人生任务的。
在这里人们的一生中有两件大事：一是盖房，一是结婚。这两件大事，也是人们奋斗一生的大事。改革开放前，那里的房子也简单，多数是用土坯垒起四面墙，上面用木料盖上，用泥土封顶。好一点的人家用石头做地基，四角用砖，俗称“穿靴戴帽”。如此简单的房子，人们要为之奋斗半生，有的人家一辈子也盖不起这样的房子。结婚更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孩子大了能上学的就上，不上学的，到了十七、八岁就开始在媒人的牵线下成家立业，回到父辈的生活状态。
土地是人民的根基，也是使人们在共同的地域里形成共同的语言的、习俗的、政治的唯一条件。更是因地域的限制，把人约束在一起的力量。几千年来，人们造反、起义、革命的目的是获得土地的支配权和受益权。因此，大多数人一生很少离开他出生的地方，一生都在他居住地几十里范围内活动：长大、成家、立业、生子，终老一生。这块土地，历史上它的主人便是从蒙元时期受到封分的成吉思汗子孙。来到这里口里人，并不平安，与自然灾难斗争，更主要是与土地所有者的斗争。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后来，形成的什么移民文化、二人台艺术；什么晋文化、陕文化，游牧文化相融合的多元文化等，只是后来的人们从祖辈的血渍上以乐观的人生态度升华出来的幸福。
这个偏远之地，也是外国列强眼中的肥肉。外国列强没有在这里用坚船利炮，却用尽了宗教的侵略。二十四顷地村天主教堂的历史是近代当地人受奴役的典型。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比利时天主教神父从当地农民手中购得二十四顷土地，迁来一批天主教徒居此，遂将“二十四顷地”命名本村，这里也成为天堂教内蒙地区的中心。当时由荷兰人韩默理任主教，管辖地区包括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伊盟、河套地区和宁夏、陕西部分地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地人自然不会全部自愿被奴役的，起来反抗的也不少。天主教有武装，把反抗的人用麻袋装起来投入黄河，激起了人民强烈反抗。那年正是义和团反洋教运动风暴席卷土默川的时候，当地民众积极与义和团神兵配合，攻克二十四顷地主教府，当场焚毁教堂，杀死教徒数百人，并活捉主教韩默理，在托克托枭首示众。反抗最后以失败告终，在《辛丑条约》的大背景下，土默特旗也给教堂赔偿白银20万两，重修教堂。直到解放后，外国神父被遗返回国，土地才回到人民手中。改革开放，又恢复了教务活动。当地人以信教为荣。忘却了曾经的苦难。有的成为新的被奴役者，不懂教义思想，却只知道阿谀奉承，对官吏低三下四，对朋友穷凶极恶。中国人的传统丢掉了，宗教思想也不知一二，成为新一代苦奴。
马克思在《〈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里”的苦难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没有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宗教本质的论述倒是最对宗教实质利己的思想真实的论述。
解放后，劳苦人虽然得到了土地，但是，当时生产力低下，耕作还是沿用千年以前汉朝时就发明的犁等工具，加之人民公社制度的缺陷表现在上层建筑上的阻碍，使得人们生活没有摆脱困苦，这里的人们基本是离不开这块盐碱地的。改革开放后，高考制度的恢复，给这里的人们开辟了一条离开土地的道路，有机会通过考试改变自己、家庭的命运。那个年代无论考中的是中专还是大学，都可以成为“国家的人”，享受干部身份，毕业了分配工作。所以，青年人把目标定在了几千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方向上。但是，不到百分之一的录取率又让多数人留在这块土地上。不过也给解放的土地留下了劳动力。孩子们到了学龄就去学校，每个村子都小学，走读是小学生的主要方式，放学了回家后第一任务不是做作业，那时也没有那个老师留作业，放学后老师和学生一样忙着做农活。学生们回到家里，年龄小的打草喂猪，大点的放羊牧马。孩子们上到初中，也不用怎么应试，能上的继续上，不能上的回家种地，也用不着找工作，不会失业。这样的生活，听起来像极了现在人们奋斗的终极目标－－耕田织布、看海捕渔！但是，它背后的苦衷不经历的人是体会不到的。稍大一点，十七、八岁成家是头等大事。于是又回到结婚、生子、养家的轮回。那些曾经是“校花”级的学生们，回到这个轮回基本上就顺着轮回下去了，曾经吟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的樱桃小口，在东家长西家短的日常中泼辣了起来；曾经心目中的高加林渐渐地从少女心中消失的不知所终。曾经向往黄埔豪杰的革命生涯的男生们，则回到了丛林法则盛行的村子里，粗野的、原始的、不见血不收手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大部分“同学们”就这样在风俗中生活，看着孩子长大、上学、失学、结婚、生子，完成人生的轮回。
其实，人生的意义也就是如此吧。一个村子，一个地区，一个种族、一个民族，正是有了传宗接代思想，才有了生活目标，为此，让所有辛苦都有了理由，有了生物界的终极价值。这样的终极价值让人们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实现无限的子孙延续的意义。
随着生产力发展，以及政治的治理，民生的投入，让人们不会再为衣食住行去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摆脱贫穷，几百年形成的村子因为搬迁，或是人们外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消失了。生物进化、民俗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的过程，目前农村几百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在快速的变动，这一快速的、甚至是飞速的一夜就让几百年形成的自然格局和生活格局消失了，彻底打破了以土地为依附、以传宗接代终极价值为信仰生活，使得过去虽然是丛林法则的、血腥的、地区的、村子的社会性竞争，成为互不往来的、高楼大厦式的、自顾自的城市生活。人的本能的生物价值的荒漠化，现实的意义消失，人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对的，让人们好似回到清末鸦片毒害下的生存现状。
车子经过曾经赤脚打草牧马的地方，回头望着几十年不变的亲人们居住的土屋，在这个新时代，在这个脱贫攻坚的新农村中，还是最为落后的。水涨船高，水涨船不高，我无语了。
作品链接
编辑：孙传海
纪
实
纵
横
投稿注意事项
1.所投文章必须是没有在其他平台上发表过的原创作品。
2.作品内容必须健康向上，必须充满正能量，不得涉及政治敏感话题，不得泄露国家秘密，不得侵犯别人隐私，不得抄袭别人作品。文责自负。
3.本平台实施赞赏稿费制。文章获得的赞赏金额在20元（含）以上的，将其60%作为稿费。文章获得的赞赏金额在20元以下的，没有稿费。所有稿费都将在文章发表一周以后以红包形式发放，稿费发放以后再获得的赞赏，将不予发放，算是支持平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