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金瓶梅》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

《金瓶梅》是我国明代的长篇小说，美国大百科全书称《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其作者署名是兰陵笑笑生。《金瓶梅》大约成书于隆庆至万历年间，关于作者“兰陵笑笑生”的身份一直有不少推论。据统计，国内外学者先后发表了近千篇论文，提出的《金瓶梅》作者将近70位。

在迄今已提出的众多学说中，关于《金瓶梅》的作者至少有四种说法，即“王世贞说”“屠隆说”“李开先说”和“徐渭说”。还有人提出作者是山阴人萧鸣凤（徐渭的表姐夫），徐渭等人也参与了部分文稿的修改。

《金瓶梅》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史学大家吴晗精准考证、严密论证，解开《金瓶梅》的密码。

小说在过去时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猥亵”的作品。因此小说的作者姓名往往因不敢署名，而致埋没不彰。更有若干小说家不但不敢署名，并且还故意淆乱书中史实，极力避免含有时代性的叙述，使人不能捉摸这一作品的著作时代。《金瓶梅》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

但是一个作家要故意避免含有时代性的记述，虽不是不可能，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不能离开他的现实生活，他是那时候的现代人，无论他如何避免，在对话中，在一件平凡事情的叙述中，多少总不能不带有那时代的意识。即使他所叙述的是假托古代的题材，无意中也不能不流露出那时代的现实生活。我们要从这些作者所不经意的疏略处，找出他原来所处的时代，把作品和时代关联起来。

常常又有原作者的疏忽为一个同情他的后代人所删削遮掩，这位同情者的用意自然是匡正作者，这举动同样不为我们所欢迎。这一事实可以拿《金瓶梅》来做一例证。

假如我们不能得到一个比改订本更早的本子的时候，也许我们要被作者和删节者瞒过，永远不能知道他们所不愿意告诉我们的事情。

幸而，最近我们得到一个较早的《金瓶梅词话》刻本，在这本子中，我们知道许多从前人所不知道的事。这些事都明显地刻有时代的痕迹。因此，我们不但可以断定这部书的著作时代，并且可以明白这部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为什么这样一部名著却包含那样多的描写性生活部分的原因。

《金瓶梅词话》本第七回页九之十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四道：“我见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宿柳，又裹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边胡行乱走，奴妇人家只管得三层门内，管不得那许多三层门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哪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有钱使，还问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休说买卖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各人裙带上衣食，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

在崇祯本《金瓶梅》（第七回第十页）和康熙乙亥本《第一奇书》（第七回第九页）中，孟三儿的答话便删节成：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少年人就外边做些风流勾当，也是常事。奴妇人家，哪里管得许多。若说虚实，常言道：'世上钱财傥来物，哪是长贫久富家。’况姻缘事皆前生分定，你老人家倒不消这样费心。”

天衣无缝，使人看不出有删节的痕迹。朝廷向太仆寺借银子用，这是明代中叶以后的事，《明史》卷九二《兵志·马政》：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隆庆二年，提督四夷馆太常少卿武金言，种马之设，专为滋生备用，备用马既别买，则种马可遂省。今备用马已足三万，宜令每马折银三十两解太仆，种马尽卖输兵部，一马十两，则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可得银百二十万，且收草豆银二十四万。御史谢廷杰谓祖制所定，关军机，不可废。兵部是廷杰言。而是时内帑乏，方分使括天下逋赋，穆宗可金奏，下部议。部请养、卖各半，从之。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是时通贡互市，所贮亦无几。及张居正作辅，力主尽卖之议……又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太仆帑益耗。十五年，寺卿罗应鹤请禁支借。二十四年，诏太仆给陕西赏功银，寺臣言先年库积四百余万，自东西二役兴，仅余四之一。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令所存者止十余万。况本寺寄养马岁额二万匹，今岁取折色，则马之派征甚少，而东征调兑尤多，卒然有警，马与银俱竭，何以应之！章下部，未能有所厘革也。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

由此可知太仆寺之贮马价银是从成化四年（1468）起，但为数极微。到隆庆二年（1568）百年后定例卖种马之半，藏银始多。到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做首相尽卖种马，藏银始达四百余万两。又据《明史》卷七九《食货志》三《仓库》：

太仆，则马价银归之……隆庆中……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书朱衡极谏不听……至神宗万历六年……久之，太仓、光禄、太仆银括取几尽，边赏首功向发内库者亦取之太仆矣。

则隆庆时虽曾借支太仆银，尚以非例为朝臣所谏诤。到了张居正死后（1582），神宗始无忌惮地向太仆支借，其内库所蓄，则靳不肯出。《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载居正当国时：

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

在居正当国时，综核名实，令出法行，所以国富民安，号称小康，即内廷有需索，亦往往为言官所谏止，如《明史》卷二二九《王用汲传》说：

万历六年……上言……陛下……欲取太仓、光禄，则台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见嘉纳，或遂停止，或不为例。

其用途专充互市抚赏，《明史》卷二二二《方逢时传》说：

万历五年召理戎政……言……财货之费，有市本、有抚赏，计三镇岁费二十七万，较之乡时户部客饷七十余万，太仆马价十数万，十才二三耳。

到了居正死后，朝政大变，太仆马价内廷日夜借支，宫监佞幸，为所欲为，专以贷利导帝，《明史》卷二三五《孟一脉传》说：

居正死，起故官。疏陈五事：言……数年以来，御用不给，今日取之光禄，明日取之太仆，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锱铢取之，泥沙用之。

不到十年工夫，太仆积银已空，《明史》卷二三三《何选传》：

光禄、太仆之帑，括取几空。

但还搜括不已，恣意赏赐，如《明史》卷二三三《张贞观传》所记：

三王并封制下……采办珠玉珍宝费至三十六万有奇，又取太仆银十万充赏。

中年内外库藏俱竭，力靳内库银不发，且视太仆为内廷正供，廷臣请发款充军费，反被谯责。万历三十年时：

国用不支，边储告匮……乞发内库银百万及太仆马价五十万以济边储，复忤旨切责。（《明史》卷二二〇《赵世卿传》）

万历时代借支太仆寺马价银的情形，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说得很具体：

太仆寺马价隆庆年间积一千余万，万历年间节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两。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至四十二年老库仅存八万两。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余两，随收随放支，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边功不时之赏，其空虚乃尔，真可寒心。

明神宗贪财好货，至为御史所讥笑，如《明史》卷二三四《雒于仁传》所载四箴，其一即为戒贪财：

十七年……献四箴……传索帑金，括取币帛，甚且掠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李沂之疮痍未平，而张鲸之赀贿复入，此其病在贪财也。

再就嘉靖、隆庆两朝内廷向外库借支情况作一比较，《明史》卷二〇六《郑一鹏传》：

嘉靖初……宫中用度日侈，数倍天顺时，一鹏言：今岁灾用诎，往往借支太仓。

《明史》卷二一四《刘体乾传》：

嘉靖二十三年……上奏曰：又闻光禄库金自嘉靖改元至十五年，积至八十万，自二十一年以后，供亿日增，余藏顿尽……隆庆初进南京户部尚书……召改北部，诏取太仓银三十万两……是时内供已多，数下部取太仓银。

据此可知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数。穆宗享国不到六年（1567—1572），朱衡以隆庆二年九月任工部尚书，刘体乾以隆庆三年二月任户部尚书，刘氏任北尚书后才疏谏取太仓银而不及太仆，则朱衡之谏借支太仆银自必更在三年二月以后。由此可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数决不甚多，且新例行未久，其借支数目亦不能过大。到了张居正当国，厉行节俭，足国富民，在这十年中帑藏充盈，无借支之必要，且神宗慑于张氏之威棱，亦无借支之可能。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

《金瓶梅词话》的本文包含万历十年以后的史实，则其著作的最早时期必在万历十年以后。

©本文选自吴晗《历史不曾远去：吴晗读史札记》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