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是为人，不是为利润
程盟超
在中国，罗伊·瓦杰洛斯没有诺尔曼·白求恩那样的名气。
他从没来到中国亲手治病救人。他是医生、顶尖科学家、杰出商人、亿万富豪，他曾是国际医药巨头默沙东公司的总裁。他值得被中国人牢记的事情可能仅有一件：1989年9月11日，他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世界先进的乙肝疫苗生产专利转让给中国，希望中国所有新生儿都能接种。
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缺乏商业逻辑的决定。在默沙东公司的董事会上，有人拍着桌子吼道：“你甚至没有打电话问我们！”
他承认这件事难有利润，仅培训中方技术人员以及派遣默沙东员工到中国的费用就远超700万美元。但他坚信，这是正确的事，是默沙东公司20世纪最好的商业决策之一。2017年，他接受国内自媒体“知识分子”专访时表示：“虽然无利可图，但它有望拯救的生命数量超过了默沙东曾经做过的任何事。50年后，中国将根除乙肝。”
当时的中国，乙肝是第二大致死疾病，全国有1.5亿人感染。每年有2000万新生儿面临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威胁。焦急的中国科研者缺乏受试者，甚至将试验针头扎进自己的身体里。
最快的方法是引进默沙东公司业已研发成功的疫苗。可在谈判中，瓦杰洛斯感到焦虑。100美元的市场价格对大部分中国家庭来说依然显得昂贵。“时间如此紧迫，我想保护孩子免受这种致命疾病的侵袭。”技术转让价格被一再压低，最终定在700万美元——默沙东公司向中方提供乙肝疫苗的全套生产工艺、技术和装备设计等，并培训中方人员，以便其自行生产。
1992年，作为国家计划免疫项目的一部分，中国卫生部建议所有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2002年，乙肝疫苗被纳入国家扩大免疫规划。
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如果不是瓦杰洛斯，乙肝疫苗甚至可能还未诞生——根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记录，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几家大型药企都对疫苗生产丧失兴趣。理由是利润低，且难以避免的副作用一旦以极小概率发生在婴幼儿身上，很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研发新的常规药物利润更高。在默沙东公司内坚决反对这种倾向的，恰是当时任研发部负责人的瓦杰洛斯。他提出了两点：“预防医学是最好的医学。”“默沙东因社会责任感才受到尊重。”
他在总裁生涯里不止一次做出这样的决定。同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默沙东公司发明了伊维菌素。这种不起眼的小药片可以有效杀死西非草原上的一种寄生虫。在此之前，这种恶毒的黑色虫子已经寄生在1800万非洲人体内，在人的眼睛上滋生出丝状物，然后致盲，继而导致全身虚弱。
瓦杰洛斯意识到，疾病的确不是单靠科学就能解决的。他之前在大学和研究所工作，直到46岁才进入默沙东公司。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救人的药就在那里，可非洲各国政府并没有购买的资金。作为一个相信科学必将带来福祉的前科学家和现商人，他的解决方案是：默沙东公司自行承担成本，向非洲免费发放药物。25年后，累计2亿人因此受益。
在瓦杰洛斯眼中，自己此生最大的挑战，就是“让科学的需求和同样无情的市场需求实现平衡”。他曾对《哈佛商业评论》直白地表示：“我需要坚持对医生来说重要的价值观，并将它们与默沙东公司保持盈利的需求相融合。”
这種想法可能始于他的童年。他对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访谈者表示：在靠近默沙东公司总部父母开的小餐馆里，他见到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了医学充满热情，不知疲惫;在大学，他第一次接触“病人护理”就爱上这门学问，说想不出任何比医学更值得从事的工作。他46岁来到默沙东公司，原因也十分简单——他在大学里被任命为行政领导，可他厌恶“过早脱离科学”，默沙东攻关的新方向恰好需要他的学识。
2017年，瓦杰洛斯在向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捐助2.5亿美元时致辞：“无论是生物医学研究还是临床护理，我们都已经十分幸运，因为这是改变他人、改变世界的宝贵机会。”
2016年，他对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和科技媒体Business Insider直言：“我的兴趣从来不是赚钱，尤其是担任CEO时。”在回忆与中国的那单令世人震惊的乙肝疫苗生意时，他说：“即使从资本的角度考虑，这种善意和勇气，也比单纯牟取暴利更能为公司的长远发展带来好处。”
在那场关乎回忆的访谈里，瓦杰洛斯声称，自己的“善举”恰恰是受默沙东公司创始人乔治·默克的启发。“二战”后，乔治·默克听闻战败国日本肺结核泛滥且无力治疗，便将公司的链霉素专利免费转让给日本。他因此登上了1952年8月18日的《时代》周刊封面，留下了那句名言——“医学是为了人，而不是为了利润。”
瓦杰洛斯也抱有同样的想法。在他低价转让乙肝疫苗十几年后，中国新生儿乙肝病毒携带率从1992年的9.7%下降至2006年的不到1%;乙肝疫苗的社会整体接种率从1992年的30%左右飙升至90%。
“我曾是一个医生，我无法放弃对公共健康的关注。”直至今日，瓦杰洛斯依旧相信，科学和良心的结合将解决几乎所有问题。药就在那儿，人会得救，科学永远不会说谎。在他的世界里，这些东西不应该失效，不能变质，也不会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