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挪威的森林》 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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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03日解放日报朝花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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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讲了我和山口百惠主演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命运》，也是因为时有读者和记者问起的关系，这次，讲讲我和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讲讲这本书翻译的缘起和我对翻译的看法。
一
《挪威的森林》日文原作于1987年9月在日本出版。一个月后，我出现在日本，在大阪市立大学留学一年。
那时候，每次去书店，都见到那一红一绿——上册鲜红鲜红、下册墨绿墨绿——上下两册《挪威的森林》，各戴一条金灿灿的腰封，被摞在书店进门最抢眼的位置。仿佛整个日本列岛都进入了“挪威的森林”，几乎无人不看。不看的大约只我一人，只我这个日后的译者。原因在于，我当时正挖空心思做一个所谓“中日古代风物诗意境比较研究”的项目，去日本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此搜集资料。况且，当年我是一门心思要当像那么回事的学者的，想写两三本砖头般的学术专著，啪一声砸在桌子上把身边同事吓个半死。没时间也没闲心打量这披红挂绿的当代流行小说，全然不知村上春树为何村何树。只因一个老同学送了上下两册中的下册，我为配齐，回国前才老大不情愿地买了上册。带回国，随手扔在书架底层，没理没看。
岂料，命运之手正悄悄把我这粒棋子移到另一条人生轨道。
1988年12月，即我回国两个月后，日本文学研究会的年会在广州召开。从事日本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副会长李德纯先生一把将我拉到漓江出版社一个年轻编辑面前，极力推荐《挪威的森林》多么美妙，我的中文多么美妙，此书译出来市场前景又多么美妙。可惜，我当时的经济景况一点儿也不美妙，站讲台穿的衣服大多是在学校后门地摊买的，无论如何都需要赚点稿费补贴生活开支。当学者诚然美妙，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钞票的美妙为前提的——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便是在这种既不美妙又未必多么猥琐的心态下翻译《挪威的森林》的。
二
记得那年广州的冬天格外阴冷，再次借用村上的说法，就好像全世界所有的电冰箱全都朝我大敞四开，或者全世界所有的冷雨落在了广州所有的草坪。我蜷缩在暨南大学一栋教工宿舍五楼一间朝北房间的角落里，身上裹一件好像用深蓝墨水染成的半旧混纺鸡心领毛衣，时而望一眼窗外路上绿子（《挪威的森林》中的人物）般说说笑笑的港澳女生的靓丽身影，时而搓一搓冻僵的手指，对照日文一格格爬个不止。
就翻译环境来说，同村上写《挪威的森林》时住的罗马郊外那座低档旅馆多少有些相似。只是，我放的音乐一不是爵士乐《挪威的森林》，二不是《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说来难以置信，我放的是中国古琴曲《高山流水》《渔舟唱晚》和《平沙落雁》。我觉得那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超越日常性、凡俗性的旋律，非常契合自己的心境，使我很快在书的世界里流连忘返。仿佛直子、绿子和“敢死队”们（《挪威的森林》中的人物）用一条看不见的细线，拖着我的自来水笔尖在稿纸上一路疾驰，但觉人世间所有美妙的词汇、美妙的句式纷至沓来，转眼间便乖乖填满一个个绿色的方格。
这一翻译过程促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文学翻译不仅仅是语汇、语法、语体的对接，而且是心灵通道的对接、灵魂剖面的对接、审美体验的对接。换言之，翻译乃是监听和窃取他人灵魂信息、审美信息的作业。我倾向于认为，一般翻译和非一般翻译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描摹皮毛、转述故事；后者传递灵魂信息、美学信息，重构审美感动。总之，我就是这样陪伴《挪威的森林》、陪伴村上君开始了中国之旅，又眼看着其由不入流的“地摊”女郎变成陪伴“小资”或白领们出入星巴克的光鲜靓丽的尤物，进而升格为半经典性世界文学名著。
三
把佛经翻译成汉语的古代翻译家鸠摩罗什说，翻译就是用舌头积累功德。就我翻译的村上作品系列而言，是不是功德不好说，但30多年来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一两代人的生活情调、精神格调以至行文笔调、说话调调，恐怕可以大体认定为事实。这也给予我人生困难时刻的尊严、自豪感和奋然前行的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必须感谢翻译，感谢世界上存在翻译这样一种活计、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也许，有哪位不由自主地想问，你吹得那么厉害，说得那么玄乎，可你翻译的村上是百分之百的“原装”村上吗？或者，索性说痛快些，你没往里塞“私货”吗？对此我想这样回答：主观上我以为自己翻译的是百分之百的村上，而客观上我必须承认那顶多是百分之九十或者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村上。
非我狡辩，也不但我，任何译者——哪怕再标榜忠实于原作的译者——都概莫能外。所谓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别说翻译界，即使这个星球上也哪儿都不存在。其实，甭说《挪威的森林》那样长篇，即使“I love you”这样再简单不过的短句，翻译起来也可能一个人一个样。有一次，张爱玲的朋友问张爱玲如何翻译I love you，并告诉她有人翻译成“我爱你”。张爱玲说，文人怎么可能这样讲话？“原来你也在这里”，就足够了。还有，刘心武问他的学生如何翻译I love you，有学生脱口而出，翻译成“我爱你”。刘心武说，研究红学的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这个妹妹我见过的”，就足够了。再举个外国的例子。日本大作家夏目漱石有一次让他的学生翻译I love you，有学生同样翻译成“我爱你”。夏目说，日本人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今夜月色很好”（今夜のお月はとても明るい），足矣足矣。王家卫更绝。据说有一次他让他的演员翻译I love you，有的演员译成“我爱你”。王家卫说：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应该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坐过摩托车了，也很久未试过这么接近一个人了。虽然我知道这条路不是很远，知道不久就会下车，可是这一分钟，让我觉得好暖好暖”。
怎么样，就算去掉王家卫这种极端的例子，也一个人一个样吧？上哪里去找百分之百等于I love you的翻译呢？
四
关于这点，林语堂有个很生活化的比喻：“翻译好像给女人的大腿穿上丝袜。译者给原作穿上黄袜子红袜子，那袜子的厚薄颜色就是译者的文体、译文的风格。”你看你看，穿上丝袜的女人大腿肯定不是百分之百原来模样的嘛！香港岭南大学原中文系主任许子东也说得够狠的：“翻译就像变性手术，一个靓仔变性后不一定是美女。”
不过，我以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变得比美女还美女，也不一定。总之不可能百分之百。何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任何翻译都是基于译者个人理解基础上的语言转换，而理解总是因人而异，并无精确秩序可循。其二，文学语言乃是不具有日常自明性的歧义横生甚或意在言外的语言，审美是其内核，而对审美情境的体悟、把握和复制更是因人而异，更无精确秩序可循。据台湾学者童元方之论，雅是文学翻译的唯一宗旨，信、达不能与雅并驾齐驱。而雅的最大优势（或劣势）恐怕就在于它的模糊性、无秩序性、不确定性。换言之，翻译作品是原作者文体和译者文体最大限度达成妥协和谅解的产物。
余光中在《翻译乃大道》说：翻译如婚姻，是一种相互妥协的艺术。妙译有赖于才学和两种语文上醇厚的修养。能成为翻译家，学问之博不能输于学者，文笔之妙应能追摹作家。借用村上本人的说法，译者哪怕再扼杀自己的文体，也还是有扼杀不了的部分剩留下来。而剩留下来的那一小部分，可能就是译者的风格，就是林家铺子而非张家铺子、李家铺子的胎记（identity）。也就是说，翻译总是在海外异质性、陌生美和本土同质性、熟识美之间保持微妙的张力和平衡。好的翻译总是介于生熟之间、土洋之间，好比火候恰到好处的二米饭。一句话，文学翻译追求的是最大近似值或最佳模拟效果。而更高层次的翻译，甚至已经不是模拟，不是克隆，而是再生，是原作的投胎转世。
最后我要补充几句的是，《挪威的森林》自2001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接盘。村上作品系列亦不断发展壮大。始而17种，继而32种，再而44种，鱼贯而出，首尾相望，长驱直进，蔚为大观。至2019年底，村上作品总印数近1310万册，其中《挪威的森林》即已印行5684400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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