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宗教虽然不似西方乃至中东历史上那样强烈地干涉政治、干涉社会、干涉家庭婚姻，但宗教的影响也无时不在。宗教与传统的儒家思想之间，互相渗透，互相制约，互相纠葛，在每一历史时期的社会中都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宗教是佛教和道教。佛道两教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中，每个封建王朝乃至每个封建皇帝，对佛道两教的倡导或抑制政策也往往不同，因此，每一历史时期社会上展示出来的宗教现象，也往往是不同的，有着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独特色彩。文学作为人学，每部作品中都不可避免地打着创作当时社会、政治、文化背景的印记，宗教背景往往又是这些背景中最鲜明、最独特、最不易隐藏的痕迹。笔者试图通过对《红楼梦》宗教背景的分析，去印证她的创作时期以及创作思想，借以解开红学研究中的一些谜团。《红楼梦》书中描写的宗教场合与宗教活动很多，书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同宗教有着一定的联系，都曾参与过某项宗教活动。综合书中描写的诸多宗教活动，我们可以看出四个明显特点：其一，在多数场合，出场的出家人往往僧道不分，亦僧亦道。《红楼梦》书中开篇就出现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就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大士”是佛家的称谓，譬如“观音大士”；“真人”是道家的称谓，譬如“紫阳真人”。在《红楼梦》故事中，“茫茫大士”和“渺渺真人”往往幻化为“癞头和尚”和“跛脚道人”，并经常结伴而行，在故事的关键之处不期然出现；“一僧一道”其实成了书中故事的幕后组织者，成为红楼故事发展演变的导航人。《红楼梦》交代故事来源时，出现了一个“抄阅问世”者“空空道人”，奇怪的是，这个道人在阅读了“石兄”的故事后，竟然“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奇奇怪怪地易名为“情僧”。他究竟是和尚还是道士，《红楼梦》问世以来，谁能说得清？《红楼梦》描写的主角“金陵十二钗”中，有个“戴发修行”的妙玉。这个妙玉修行的究竟是佛教还是道教，大概也是一笔糊涂帐，说是女尼却一身道姑装束，说是道姑却经常诵经拜佛；她寄身的“栊翠庵”，大概也无人能说清究竟是尼庵还是道观。那个被尤三姐自刎震撼得迷迷茫茫的柳湘莲，急愤中跟着一个“道士”出家了。奇怪的是，走前竟把满头“烦恼丝”、也就是头发一挥而尽。和尚剔发并不奇怪，但他跟的是道士啊，而道教从来就没有剔发的教规！其二，书中那些身份明确的和尚与道士，却往往不是好人。水月庵（馒头庵）的那个老尼姑，为了弄几两肮脏银子，竟然行贿王熙凤，硬生生拆散了张金哥的因缘，致使两个年轻的恋人双双自杀。须知，在我国封建社会，有着“宁拆十座庙，不拆一个婚”的传统道德观，显然，这个可恶的老尼姑，是个丧心病狂的恶魔！她的弟子智能儿，长期跟着秦钟做“风月勾当”，也是个典型的不守清规者。后来，她又把大观园中的“小戏子”芳官拐来使唤，《红楼梦》作者明确交代了她的拐人动机，那种恶毒的心理，与佛家度人的心理是绝对不相容的！书中的僧尼可恶，道人的行为也是半斤八量。宝玉的那个“寄名干娘”马道婆，竟然主动勾引赵姨娘，对自己的干儿子实行“魇魔法”，几乎没要了宝玉和凤姐两条小命！清虚观的张道人，在教中的身份是很高的，又是国公爷的“替身”，从他在“打醮”中的言谈举止看，一副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老世故、老滑头嘴脸暴露无遗。天齐庙的王道士，不仅给宝玉出了那个令人可气又可笑的“妒妇方”，并且还怀疑宝玉在“房事”方面有什么问题，主动提出要给宝玉配“滋助”的药，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壮阳药。一个出家人，在“房事”方面深有研究，其德行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其三，书中表现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思想，有着三教合流的深刻印记，特别是“庄禅”思想的影响十分深刻。佛教本来是外来宗教，但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中，逐步融入了一些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特别是老庄的玄学思想。所谓的“庄禅”，就是这样一种佛家禅宗思想与老庄玄学思想杂交的独特宗教教义。在《红楼梦》中，宝玉、宝钗、黛玉等年轻男女，虽然涉世未深，但却对这种“庄禅”十分熟悉。读者印象最深的情节，大概要数“宝玉参禅”那一段。宝玉本意要在姐妹之间左右逢源，但结果却是各方都不讨好。心灰意冷之余，下意识地去“巢袭南华《庄子因》”，大写了一段“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尹，……回头试想真无趣”。宝钗为此大讲了一通禅宗“五祖慧能”的故事，并担心宝玉“悟了”，黛玉却断然说他“悟不了”，一顿“尔有何贵，尔有何坚？”问得宝玉无言以对。可见，钗黛两个女子，庄禅知识似乎比宝玉还深厚。庄禅思想在当时深入人心的状况，就可想而知了。其四，书中反映出来的非宗教人员如果想加入宗教队伍，似乎是非常容易的，无须什么批准手续，随时随地都可以“出家做和尚”或者当道士。《红楼梦》开篇那个甄仕隐，在穷途末路时，与跛脚道人对上一段“好了歌”后，大彻大悟，抢过道人的褡裢背上，便跟着道人“飘然而去”了。柳湘莲在三姐自刎后，急痛攻心，迷迷茫茫中，便跟着道人不知往哪里去了。水月庵老尼姑，可以随随便便就把芳官这样的女孩子拐到庵里；贵族小姐惜春，在看破红尘之后，也可以自由地穿起僧尼服装，当起“出家人”来。其实，在我国封建社会，不论僧道，收录弟子门徒，都是有严格规矩的，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实行的，关于这点，后文再论。《红楼梦》反映的宗教生活，是清朝初期的现实反映。由于清朝是关外满族铁骑入关取代明朝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宗教政策，除了受满族带来的喇嘛教和萨满教影响外，还必然对从明朝沿袭下来的中原佛教、道教进行调整规范。因此，要想研究清楚《红楼梦》展示的宗教生活，必须对明清两代的宗教沿革，作以简要的回顾分析。明太祖朱元璋小时曾出家当过和尚，大概对佛家庙宇中的生活比较熟悉，对其中的一些黑暗之处也不会陌生。虽然在他争夺江山的戎马生涯中，非常注意利用宗教的影响，大胆使用一些宗教人士，如周颠、铁观道人等。但他当了皇帝之后，出于加强世俗统治的需要，却对宗教采取了严格的规范限制政策。据《明史》记载，他建立的主要宗教制度有：一是对天下的僧道人员从严管理，若“犯与军民相干者，从有司惩治。”二是对寺庙宫观等宗教场所的装饰以及僧道人员的服色器物，由礼部统一规定，严禁愈制。三是严禁僧道人员生活奢侈，如果在“斋醮”中“恣饮食，有司严治之。”四是减少寺庙道观，限制出家。各府州县只许保留一所宽大的寺观，每三年方许发一次度牒，对发行数量严加限制。严禁男四十岁以下、女五十岁以下出家。原有的僧尼道人允许自由还俗，与僧道杂处的人员一律清理还家。僧道“游方问道”，必须自备路费，不得向百姓索取。对邪教和不正规的宗教信徒严加打击，等。明太祖制定的这一整套宗教法规，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最完备的宗教行为准则和管理制度。以后的明成祖、宣宗、英宗、孝宗等朝，基本是遵照执行的。但代宗、宪宗以降，名器斯滥，制度废弛，社会宗教生活开始出现混乱。明宪宗既佞佛又笃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可谓社会浇漓、箕裘颓堕了！特别是昏庸皇帝嘉靖，狂热地崇奉道教，他让太子“监国”，自己整天蹲在道观里同道士们鬼混，炼丹服砂，参罡拜斗，虔诚荒谬到了极点。最后，他可能是因为吞食丹砂出了问题，竟暴死于道观之中。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贾敬”（与嘉靖同音），不管家事，整天在道观中胡羼，最后吞食丹砂涨死，同嘉靖皇帝如出一辙，似非偶合。从嘉靖皇帝到万历、天启、崇祯皇帝，明朝最高统治者在宗教问题上统统昏庸固执，以至宫廷中连续出现“红丸”、“梃击”大案，朝臣中出现日甚一日的“党争”，社会上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终于把三百年基业断送了事。造成这个悲剧结局的原因，虽然有政治、军事、民生等多方面，但都与这一时期混乱荒谬的宗教政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直到崇祯十六年，明朝灭亡前夕，崇祯皇帝在焦头乱额之余，还请张天师在北京搞了一场“护国罗天大醮”，乞求“国家绵久，万子万孙”。可笑的是，这个张真人，刚刚从北京跑回江西龙虎山，就不得不为下江南的清朝大军准备符瑞了。清政权建立后，对宗教一度采取了比较宽松的政策。满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入关前，又信封了喇嘛教（藏传佛教），所以对中原宗教采取了一种既不排斥、也不信仰的放任政策。当道教张天师为多尔衮“进符瑞”时，就遭到了冷遇。顺治皇帝似乎对喇嘛教、中原佛教、道教、甚至天主教都有兴趣，民间传说他到五台山当了和尚，似乎没有道理，如果他当了喇嘛，似乎还说得通。五台山在北方信奉藏传佛教各民族心目中，主要是个喇嘛教圣地，直到现在仍然如此。康熙大帝对各种宗教都“俳优蓄之”，并不排斥，但他的兴趣似乎更集中在儒学精神和文章诗词上，他曾经有这样一首御制诗：“颓波日下岂能回，二氏于今更可哀。何必辟邪犹泥古，留资画景与诗才”。“二氏”即释道两教，他认为其“颓波”已经不可逆转了，不必要泥古不化，何如多研究点作诗绘画。他的儿子雍正皇帝，对宗教采取了与社会一样的严峻政策，曾杀过几个和尚道士，但对于佛道二教，总的说还能优容。从他把自己的“潜邸”雍和宫改为喇嘛庙一事看，似乎他最崇奉的，仍然是藏传佛教。清朝宗教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是在乾隆朝。据《会典》记载，乾隆四年（１７３９）下旨“永行禁止”道人“往各省开坛传度”，一经发现，严厉治罪。并把“正一真人”由正一品降为正五品，道教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最信仰并推行“理学”的最高统治者，从他打击宗教，倡导理学、大兴文字狱、借修篡《四库全书》抽毁异端学说等行为综合看，这些举措都是强化封建正统思想的不同侧面。道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宗教事务更趋混乱，但那是近代史上的事情，与《红楼梦》无关，就不再涉及了。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中展示的宗教背景，不可能是明朝嘉靖以前的事情，也不可能是清朝乾隆以后的事情，只能是从明朝嘉靖到清朝康熙年间的事情。而这一时期，在历史分期上，正是广义的明末清初。广义的明末清初，在明清大约都延续一百年左右，在这二百年的漫长时期内，《红楼梦》又是展示的哪一阶段的事情呢？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研究。我们回过头来再看本文前面归纳的《红楼梦》宗教背景的四个特点，第一点就是僧道不分，亦僧亦道。在嘉靖以前和乾隆以后，由于宗教管理严格，一般很少有这种事情。广义的明末清初，僧道不分的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最严重、最风行的年代，是在狭义的明末清初。所谓狭义的明末清初，就是指明清两朝的改朝换代时期，也就是清军席卷大江南北、南明四个小朝廷先后苟延残喘的二十年左右时间。这一时期，明王朝大厦倾覆，以忠君爱国为基本人生理念的封建正统知识分子，以杀身取义为荣，以变节事敌为耻，多数对新王朝采取不合作态度。加之异族统治者在军事上和社会管理上都采取了严厉甚至残酷的政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令人谈虎色变；“剃发易服”的推行又使这些正统文人感到莫大耻辱。无奈之下，多数正统文人采取了消极避世的态度，就是向宗教寻求庇护和对抗办法。朋友们不妨去翻阅一下这一时期文人的作品，他们拒绝出仕为新朝服务，也拒绝剃发易服，而拒绝的最好理由，就是“入道”。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出家”当了和尚、道士，没有出家的也多数以“居士”自居。正象明朝大文学家张岱记叙的那样，这些人不分佛道，有妻有子，喝酒吃肉，不宣佛号，根本不读佛道教义，更不遵守宗教戒律。他们把奉佛和奉道统统称为“入道”，其实际目的仅在于避世，说到底是不分佛道，亦僧亦道，不僧不道，与佛道二教都没有什么关系。当时的著名文人钱谦益、吴梅村、朱彝尊等，都是这样“入道”的。最著名的“入道”例子是杭州的陆圻，他的同乡洪升这样记载他的“入道”经历：“君问西泠陆讲山，瓶钵漂泊竟忘还。乘云或化孤飞鹤，来往天台雁荡间”。“瓶钵漂泊”是和尚的行为，“化鹤乘云”是道家的说法，“天台雁荡”山僧道皆有，你说他入的是什么道，当了和尚还是道士？在这些封建正统知识分子的影响下，社会其他各界的人士也纷纷效仿，就连秦楼楚馆的妓女也都纷纷“入道”。著名的“秦淮八艳”，后来基本上都走上了这条路：卞玉京、黄皆令、陈圆圆、李香君，都成了僧道不分的“女道士”。特别是那个柳如是，按照佛经“如是我闻”的意思，为自己取名“如是”，为居所取名“我闻室”，应该是个女尼身份吧？可她偏偏一身道人装束，自称也是“道人”，同《红楼梦》中的妙玉，真有异曲同工之妙。《红楼梦》中展示的“庄禅”思想，严格说并非宗教教义，而是一种消极的处世哲学思想，“悟”与“不悟”，并没多大关系。这种思想，在明清改朝换代期间非常流行。他的起源，在于“王陆心学”。明代嘉靖朝以后，明代士大夫中开始流行“王陆心学”。所谓“心学”，就是披着儒学外衣，搀杂了佛家禅宗思想、道家清净无为思想和老庄哲学的一种封建儒学的变种思想。到了改朝换代、天崩地裂时期，这种哲学思想恰好成了人们消极避世的最好口实。此一时期，“谈禅”成为一种时髦，不仅士大夫阶层谈禅，一般文人学子谈禅，就连平头百姓，也不时打几句禅语，以示自己大彻大悟。究竟悟没悟，只有天知道，就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他的姐妹那样。这就是《红楼梦》中宗教背景第三个特点的真实来源。清军入关后，虽然在军事上采取高压态势，但对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政策却是相当宽松的。实话说，也不一定是有意如此，而是刚刚入关的异族统治者，还不完全明白这些，也没有规范这方面的典章制度。因此，当时所谓“入道”，即当和尚道士，是不需要取得官方度牒，绝对宽松随便的，只要你自己宣布“入道”了，管你什么“阿弥陀佛”还是“无量寿佛”，都没人提出异议。你想跟着和尚走还是跟着道士走，你跟着道士走却剃掉满头“烦恼丝”，也绝对无人干涉。这不正是《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四个特点么？至于《红楼梦》宗教背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僧尼道士多不是好人，其来源说来也不奇怪，是以上三个方面派生的。我国古代正统知识分子，受儒学影响根深蒂固，“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人，焉知鬼”的观念打得很牢。在当时的特定社会环境下，他们被迫“入道”、“谈禅”，但他们何尝真的信仰了佛道宗教？他们的心目中，还是以儒家为正宗，以佛道为“外道”的。加之中国历史上，民间就有“三姑六婆”都不是好人的传统观念，大家不妨看看《三言两拍》诸多故事中的“三姑六婆”，就明白了。并不信教的这些假“入道”者，对真正的宗教中的一些低俗人士，采取排斥的态度，是很自然的；《红楼梦》中把尼姑、道士描写得多不是好人，也就毫不奇怪了。在清朝早期，满族统治者从关外带来的萨满教，喇嘛教，在《红楼梦》中也有间接反映。王熙凤说“老祖宗”百年之后，宝玉要顶着她的灵牌“上五台山”，历史上汉族无此风俗；而信仰喇嘛教的满族、蒙古族，此风俗由来已久。萨满教的痕迹，在“太虚幻境”、“祭饯花神”、“马道婆巫蛊”诸事件中，似乎也有蛛丝马迹可循。清初，这些习俗在入关的满族人中还很普遍，乾隆以后，由于民族融合同化的原因，也渐渐淡漠了。不过，在东北内蒙古的少数民族中，一直保持到上世纪中叶。根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红楼梦》故事的宗教背景，只能是明末清初，不能是以前，也不能是以后。红学界认为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是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的。曹雪芹是乾隆时期人，距离明末清初已经一百多年了；曹雪芹是汉军旗人，是大清王朝的既得利益者，那种强烈的遗民思想绝对不会具有。任何人笔下的思想文化都不会凭空产生，爱恨情仇都不能无缘无故，就象今天的非洲作家，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上世纪初欧洲的故事一样。笔者考据康熙朝的洪升，是《红楼梦》的初作者，他的人生经历、思想倾向，都与上文的分析吻合。洪昇一生与明末清初“入道者”的交往可谓多矣，他自己晚年虚无主义思想也很严重，曾在康熙二十二年为自己治“白痴道人”印章；康熙二十八年遭遇“国丧聚演《长生殿》案”后，亦曾跑到京东盘山，跟随亦僧亦道的拙庵大师出家。拙庵俗称拙和尚，也叫拙道人，拙上人，确系《红楼梦》书中亦僧亦道一流人物。洪昇他能够写出《红楼梦》的宗教背景，而曹雪芹却不能。本文也算是旁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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