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对陇西文化的贡献（连载三）
史识·史律·史笔
——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对陇西文化的贡献
吴之珽，字乾玉，号赤谷，陇西吴家巷人。康熙年间，由拔贡历任江西婺源、江苏宝应、浙江秀水等县知县。吴之珽具有很高的史才，著述较多。所著《襄武人物志》二卷，各十六篇，共三十二传，有黄廷钰、王懋竑的序文。
吴之珽《襄武人物志》取材较严，描写精细，颇得时人及后世好评。
黄廷钰(生卒年不详)，字二如，一字澹园，奉天人，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乡试副榜，五十年(1711年)知静宁州事，五十五年(1716)年，黄廷钰与吴之珽共同纂修《静宁州志》十四卷首一卷。
由此可见，黄廷钰对于吴之珽是十分了解的。黄廷钰为《襄武人物志》作序说：“阐发幽微，具史识；书法谨严，具史律；描写生活，具史笔，可与龙门庐陵相颉颃。”
意思是说，吴之珽阐释和发掘幽深细微的历史故事，具有很高的历史见识；其著作体例严谨，法度严密，遵守了历史文章书写的规律；其文辞典雅生动，描写清新活泼，具有良史之妙笔，可与西汉司马迁和北宋欧阳修的历史功绩相媲美。
王懋竑是清代江苏宝应县人，生活年代在康熙、雍正和乾隆年间，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其叔父王式丹（1645—1718年），是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状元，叔侄两人同为清代著名学者。
王懋竑评价吴之珽的《襄武人物志》说：“其事核，其词质，昔人所谓有良史材者也。余读其自序，盖慨然欲追唐宋以上之作者，而几与班范并。”
大意是说：吴之珽的《襄武人物志》，事迹真实准确，文辞质朴优美，正是过去人们所说的具有良史才华的人。我读他的自序，慨叹他的志向，显然是要比拟和超越唐宋以上的文章大家，并且可以和汉代班固和南朝的范晔比肩。
这两位的评价应该是相当准确和公允的。
修身饬行，有意于后日之名
丰功骏烈，以见于国家之史
静宁知州黄廷钰对吴之珽给予很高的评价：“夫吴子乾玉，非一乡之士也；《襄武人物志》，非一邑之书也。”
和吴之珽同时代的学者王懋竑，对他的评价最为全面准确。
古代列国都有史志。自封郡建县以来，列国修史的传统就费弃了。此后就有了图志，而图志也属于史志之类。作为一种书籍，大部分都是供有关机构参考，重在记录故事而已，对于山川疆域州郡沿革记载较详，而对人物则略而不记。于是，有识者认为，这是一个缺陷。为了弥补这个缺陷，后世就有了《先贤传》、《人物志》，这个传统自汉代以来就有了，而把它传承下来的则寥寥无几。
自汉代班固和南朝宋范晔之后，史传大都在流传过程中变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还有的本身就肤浅丛杂，不值得一看。自宋代以下，尤其琐碎烦杂，纷乱不堪，没有法度。这还是聚集了当时的文人才士编撰成的，尚且如此，何况一个地方的史志与人物传，本来就是一个人的见解。前者，由于时代久远，作者没有亲闻亲见，如果没有记录和注解做说明，就变得空疏而不可考证；后者，由于容易掺杂个人的好恶之心，对于人物和事件的褒贬，往往不完全合于公议，或者因为是同乡旧友的缘故，有所回避和隐讳；而且，作者又未必通晓史传文章的写法，拙于取舍，繁简不当，使优秀人物的事迹得不到彰显，所以，这样的文章终究留传不了多久。
士人君子修身养心，规范言行，即使穷苦困顿，仍然能够以之自立于世；荣华富贵和显赫地位，已不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东西；但对于身后之名，却不能不有意。就算没有尊爵高位、丰功伟绩，被载于国家历史，但却未必没有雄奇瑰丽的篇章，留传千百年，这就是修撰史志的目的！如果后世的人们，没有把他们的事迹传承下去，那么，这些人以穷苦困顿，而自立于世的事迹，终将湮没不闻，不能光耀于后世，这是非常可惜可叹的事！
王懋竑还列举了有功于其家乡江苏宝应县的几位人物，来和吴之珽作对比。
我们宝应县，自从孙克己（1604——1684，字礼选，号勿斋。康熙九年(1670年)敕封文林郎，宝应县知县。1681年，诰封奉政大夫、户科掌印给事中）以来，以儒雅之风整饬吏治，俨然有两汉循吏之风，至今没有继承之人，但见到吴之珽先生，孙公良吏之风终于再现了。孙公曾经修撰过宝应地方志，但没有完成，后来，乔莱公（乔莱，字子静，号石林，扬州宝应人。康熙六年进士，十八年举博学鸿词，名列一等，改授翰林院编修，参与修纂《明史》，二十四年充日讲起居注官，旋迁侍讲，再升侍读。后因河臣之议触犯权贵，被罢官归隐田园，著作有《归田集》、《石林赋草》）终于将其完成了。乔公在任翰林院编修期间，有过撰写史传文章的经历；汪琬先生（汪琬（1624～1691）字苕文，号钝庵，初号玉遮山樵，晚号尧峰，小字液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初官吏学者、散文家，与侯方域、魏禧，合称明末清初散文“三大家”。顺治十二年进士，康熙十八年举鸿博，历官户部主事、刑部郎中、编修，有《尧峰诗文钞》、《钝翁前后类稿、续稿》）所作的列传，卓然独立,超然绝世,足以传之后世，但后来其版本毁于火灾，后来庸俗之人，将他的作品胡编乱造，简直糟践了这部优秀的作品！从此又经过了三十多年，后人想接续汪琬的工作，但却没有能够担当其事之人。
现在读到吴公之书，我才有了深切的期望。吴公必定能够继承孙公、乔公的作为，为宝应留下一部优秀的志书。后人如果披览我们宝应的地方志，应当不会有什么遗憾。
值得指出的是，根据黄廷钰的序言和吴之珽的自序，可知《襄武人物志》应该成书于康熙乙未（1715年）。但是由于时代的变迁，以及遭逢战乱，此书的命运也坎坷多舛。尤其是同治丙寅（1866）年，巩昌府被回军攻陷，史册典籍毁于一旦。
光绪乙酉（1885年），巩昌知府颜聘卿，礼聘陇西士人原浃续修府志。在四处采访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原浃在陇西东乡黄某家中偶尔得到此书，欣喜过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原浃之子原鹏翎邀同人措赀刊刻此书，中间经历了180年。
又过了113年，公元2008年，陇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按原版重印此书，这才使得这部珍贵的典籍，重新得以与世人见面！这令人唏嘘不已！
300年后，当人们重新披览这本记载陇西先贤的《襄武人物志》时，不禁会生出良多感慨！尤其是“幽谷寒岩而栋梁是畜，深山大泽而龙蛇潜伏”，可谓道尽了人才出产的规律！当政者不可不借鉴之！（全文完）
作者王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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