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欲长治久安国家当行汉法 ——蒙元开国文臣集团中的许衡（二） / 四六文摘

2020年第042期||总第473期

艺海风│473期

许衡像

若欲长治久安国家当行汉法

——蒙元开国文臣集团中的许衡

王长华

作为蒙元开国文臣集团中的重要一员，许衡的主要贡献，在于继承了儒家传统的“士志于道”的精神,并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下,慨然行道,积极投身于元初的政治实践。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淮建利认为，许衡的历史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紧密结合时代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总结出了少数民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必行"汉法"的规律,向忽必烈提出了以“汉法”为核心的“立国规模”,指出了蒙古统治者在据有中原以后所应当采取的正确的治国方略,深刻地影响了元初的政治走向;二是开元朝国学之先河,奠定了元朝国学的教育制度,为元朝统治者培养了一批以儒家思想武装头脑的高级统治人才,促进了理学的传播;三是领导并参与了元初修治新历这一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活动,对《授时历》的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淮建利《慨然行道:许衡思想的特点及其历史贡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许衡施教图

（接上期）

为政必因先王之道 用人必辨贤愚于否

其二：朝廷之中，中书省要处理的事务繁多，不胜其烦，但其关键之处，在于用人、立法两者而已。拿最浅近的例子来比喻：头发虽然长在头上，但却不必用手梳理，而去用梳子、篦子等工具来梳理；食物盛装在食器中，不直接用手去取而用匕（古人取食的器具，后代的羹匙由它演变而来）来取食。在这两个例子中，手虽然没有直接发挥作用，而是使用了梳子、篦子和匕，这也是间接地发挥了手的功能。皇上用人，和这两个例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人究竟贤良于否，不知他的详细，那就不能得之马上就用。但是，既然已经知道了谁为君子，谁为小人，而又患得患失，不敢擢进或者斥退，这仅仅是做到了知人，其实是不能用人，这又有什么益处呢！作为人，没有不吃饭喝水的，但只有厨师能够调和五味；没有人看不到太阳月亮，但只有天文星象之官才能知晓日食月亏的道理，这是因为掌握了规律的缘故。古人说：“要想高耸，必须凭借山川丘陵；要想低下，必须凭借江河湖泊；治理国家，必须遵循先王之道。”现今街巷乡邻之间闲谈，动辄诟骂古人，以为儿戏，却不知今日我们口中所吃的食物，身上所穿的衣服，都是遵照古人遗留下来的方法才得到的，这个道理确实不可违背；以天下之大，国家之重来推论，难道古代沿袭下来的成法反而可以违背吗？这也算是不认真思考得太过分了！治理民众，需要法度，遵守法纪，需要民众。民众和法度互相顺应，上安下顺，执政者才能在庙堂之上得到闲适，不烦事不劳累，这就是所谓的省心。立法和用人，当今虽然不能急忙做到如古昔之时那样，但已然入仕者，应当给予其相应的俸禄以培养其廉洁；未入仕者，应当从宽设立法律条文，使他们能够有序地分等级进用。做到了这样，民众对于官员失职的埋怨，就可以稍稍得到舒解。朝廷之外，应当设立监察部门以纠察官员的贪污和滥用职权；朝堂之内，应责成吏部核定官员的资历，这样非分之求就可以逐渐平息。再经过几任，通过抑制高位抬举下僚，则人才所享受的爵禄和其应得到的等级，大略可以得到平衡。至于贵族的世袭，有品秩的官员后代，因为父兄的功绩得保任授予官职，户籍或名册的统计，也应当陆续列上议事日程，不可迟缓。

其三：民众生来就有各种欲求，如果不加控制就会发生混乱，上天垂爱生民，赋予君主眷顾他们的重任，作为他们的君主和师长，这是最难担当的重任，不仅仅是给予他们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就可以取悦他们。因此，自尧、舜以来的圣明帝王，莫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知所畏惧，真切地知道上天之所以给以他们至难之重任，确实不能以轻易之心泰然处之。知其为难而以难事对待，则难事还可以作为；不知为难而以容易之事对待，则他日的为难之事，势必不可作为。孔子说：“为君难，为臣不易。”关于为臣之道，臣已告知安童了。至于为君之难，尤其需要陛下专门留意。臣请求先说说其中最为急切而重要的：

作为人君，所忧患的不是发出言语之难，而在于践行言语之难。知道了践言之难，那么，发出言语就不容不谨慎。昔日北宋以直谏闻名的大臣刘安世言行如一，决不虚言妄语，七年之后，清明的政风逐渐养成。刘安世仅仅是一介士人，所交往者也仅仅是一家一姓的亲友、一乡一里的民众，和他同朝为官的大臣也不过几十或者百人而已，他一人的言论尚且如此，何况天下之大，亿万民众，事情瞬息万变，每日有多种事情要处理，作为人君，只有一身一心，而要应付对待，想要言语没有过失，这是容易做到的吗？因此才有昨日所言而今日就忘了的，今天刚刚发布了命令而后日自己就违背的事发生，可以还是不可以，相异还是相同，继续还是变更，纪纲不发布，法度不创立，臣下就无所遵循，奸邪之人乘机作弊，天下之人疑惑迷乱，就会议论说，国家无法度、无信用，到了如此的程度了。这没有其他原因，而是因为处于困难之地，不用解决困难的办法对待，而以容易的办法对待的缘故。如果遵从《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但凡一言一行，必须求其然与其所当然，不因为爱而被牵累，不因为憎而被遮蔽，不因为喜悦而放纵，不因为发怒而激动，虚其心而端其意，深思熟虑而谨慎对待，就算有不合于事者，恐怕也就很少了。但是，身处上位者，大多肆意放纵；作为人臣者，多想取悦于人。取悦于人的本意是为了私心，私心太盛就不怕人说；放纵的本心是私欲，私欲心太盛就连上天都不害怕了。以不怕天的私心，与不怕人的私心，交汇无间，那么，他所做的都是快意称心的事情。快心则口中想说就说，身体想动就动，又怎么能够兢兢业业，以修身为本，一言一行，深思熟虑之后再谨慎对待呢？这样来说，人君践行诺言之难，而又难于天下之人。

人有真诚与虚伪，平易和险恶之分，险恶者难知，平易者易知，这是针对人心的险恶和平易者而言。然而，事物又有多少之分。少则易知，多则难知。因此，在上位者难于知晓下情，而在下位者则容易知道上情，这是情势决定了的。处于难知之地，驾驭难知之人，想不被其欺骗恐怕也非常困难。昔日包拯刚正严明严厉耿直，号称明察秋毫，但是一名小吏就可以欺瞒他。然而，包拯作为一座京城的长官，他被别人欺瞒，只不过误了一件事、祸害了一个人而已。而人君处于万民之上，操持着生杀予夺、进退赏罚之权，如果不幸被人欺瞒，那就会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其祸害就不可估算了。人君应当尽量克制喜怒，有喜有怒，则有人就会投其喜好，以私惠来取悦他，鼓动其怒气以乘风张势。人君应当不表露爱憎，有爱有憎，则会有人假借其爱好来助其私欲，借其憎恨以报复其所怨。甚至于本来无喜，而故意逗之使他喜，本来无怒，而故意激发使他怒，本来不足以爱，而故意赞誉使他爱，本来无可憎之事，而故意揭短而使他憎恨。如果真的有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被擢进者则未必为君子，被屏退者则未必为小人，给予奖赏者未必有功，被褫夺者未必有罪。以此为根据，赏之、罚之、生之、杀之，则少有能得其正道的。人君不醒悟其被欺瞒，反而赋予其重任，以防天下之欺，欺瞒到了这样的地步，还能够提防吗？大概说来，人君以知人为贵，以用人为急。用得其人，则不必着眼于提防。如果不这样做，那么，他所亲近者，则多是想争进之人，好利之人，无耻之人。这些人怀揣着奸诈之术，千方百计，想蛊惑君心，想要提防而不被他们所欺瞒，就是尧、舜，也不能够做到。

纵观历史，那些贤能者都是以公心为己心，以爱心为己心，不因利益而改变，不为强势所屈服。如果把这种情形普遍推广开来，那么，即使一些小事，也会得到正确的处理，而普天之下，也会受益，他们对于个人和国家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如果那些贤能者遭逢的时世不佳，只能局限于自我韬光养晦，世人也就不易感觉到他们的智慧了。即使有人知晓他们的才干，但如果无人引荐，那么，人君也就无从知道他们。就算人君知道他们，但是，召来之后，随意命令，轻率得就像厮养动物一样，肆意地役使，那么，这更是贤能者最为不屑的。就算是对他们外表上很客气，礼节上很尊重，但是，如果他们的建议得不到采用，这些贤能者也不会长期呆下去。就算是采用了他们的建言，而又使宵小之人掺和其中，急功近利，以期在短期内就取得成效，这实际上是有用贤之名，无用贤之实，贤能者在此种情况下，怎么肯尸位素餐，劳而无功，自取其辱，被天下人所讥笑呢！这也意味着，擢进人才特别难，即使选定了人才，也很难恰当地发挥他们的才干。人君处于最为崇高的地位，大抵乐于闻人之过，而不乐于闻己之过，务求快己之心，而不求快民之心。贤能者必然想纠其偏而使其正，扶其危而使其安，直达到尧、舜之端正、尧、舜之安适才算达到了目的，因此，两者的想法很难达到一致。何况那些奸邪佞幸者，他们毁弃正道，厌恶正直，肆意诋毁他人，千方百计，想构陷他人，他们自身的罪戾都很难免，又怎么指望他们，能够正确地处理事务，使天下受到他们的恩惠呢！自古至今，品格端正的贤人雅士，之所以以进为重，而以退为轻者，就是这样的缘故。就算是大禹圣人，听到善举就庆贺，更加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为戒，后世人主应当怎么做？这就是任用德才兼备之人的困难之处。

奸邪之人，他们为人之心险恶，其心术也十分机巧。正因为他们阴险，因此，其千态万状人们很难知晓；正因为他们心术机巧，因此，其千蹊万径人们不能防御。他们的谄媚之态看起来十分恭顺，他们揭发别人阴私之时看起来也很率直，他们的欺瞒之词似乎非常可信，他们的奸佞之情也似乎可以亲近。他们经常以窥测人君的喜怒而曲意迎合，假借人君的权势以树立自己的威风，尽量满足人君的欲望以加强其宠爱。由于这种隆宠来自于君上，所以，他们就敢擅自对下作威作福。对这样的奸邪之人，大臣们不敢议论，亲近者也敢怒不敢言，他们的流毒广布天下，而君上却不知道，到了这样的地步而想斥退他们，恐怕就非常困难了，这都是因为人主的不醒悟造成的，尚有说辞。比如宇文士及的谗佞，唐太宗早就洞察了其情状，但却不能斥退；李林甫妒贤嫉能，唐明皇也洞见其奸，但就是不能斥退。奸邪对于人的迷惑，竟然达到了如此程度，难道不畏惧吗！

如果上司以真诚爱护下级，那么，下级必然会以忠诚报答上司，这是上下感应的必然结果。但是，考察往昔之事，却不能用平常情理来衡量。大禹抑制洪水以救民众，他的儿子启又能继承大禹之道，其恩泽流播得更为广泛，但是，当再传到下一代的太康之时，却失于政道，导致万民百姓埋怨仇恨而被迫失国，为什么呢？汉高帝起兵之时，仅仅是一介布衣，但天下之人却像身影从形一样，紧紧跟随。荥阳之役中遭到大难，麾下将领纪信不惜慷慨捐躯，赴死救急，这样来看，当时的人心归依，可见一斑。等到天下己定，国中却有了谋反者，这又是为何呢？臣曾经思考过，民众之所以拥戴君王，这是出于对天命的尊崇，当初的确没有不顺之心，但由于君王的失道，使他们越来越失望，便产生了不平之感，怨恨和愤怒也就相继产生了。大禹、夏启爱护民众犹如赤子一样，而太康却骄奢淫逸，以至于失去了君王应有的品德，民众因此对他失望了；汉高帝以宽厚仁德得到天下，等到天下平定后，却以一己的爱憎为标准，肆意行使生杀予夺和赏罚之权，民众因此感到极为不平。古往今来的人君，虽然有恩泽于民，但民众却既埋怨而且愤怒的原因，都和这种情况极其类似。人君在即位之初，即发布美好的言论昭告天下，但后来的事实和当初的言论却并不符合，因此，民众才会有埋怨产生。人臣之间，本来没有大的区别，但人君出于一己之私而独自厚待一人，那么，为其轻薄慢待者就会产生怨恨，再加上慢待有功者，厚待有罪者，人们怎么能不愤怒于心呢？如果能够遵循古人所说的《大学》之道，以修身为本，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可以做天下人的表率，一赏一罚，都符合天下之公心，则万民之心，将不求而自得，又怎么会为民众的失望和不平而担忧呢！

清代乾隆年间刻印的许衡著作

立治国之本则治功可期

夏商周三代以下，能够称为盛世的，莫如汉代的文帝、景帝时期。但是，考查当时的情况，就会发现，天象多次发生巨变，山崩地震的情况，不是轻易就能数说清楚的。因此，天象有小变，则有水旱之灾；有大变，则有动乱和亡国的感应，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文帝、景帝能够顺承天意，一心以推行善政，养育人民为要务，今年劝农桑，明年减田租，恳切爱民，由于这些得民心之举，才使和谐的气象应验了。臣在前年秋季就发现，彗星出现在西方，后来又出现在东方；去年冬季，彗星出现在东方，后来又出现在西方。有人认为，这预示着应当除旧布新，以应天变。臣以为，不如直接效法文帝、景帝的恭敬勤俭，爱民如子，做到理明义正，才更加可信。上天之所以树立君王，本意是为了下民。因此，孟子才说，“民为重，君为轻”；《书》中也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即上天所看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看到的，上天所听到的来自于我们老百姓所听到的。以此推论，那么，上天的永恒之道，在于下民，在于弥补不足者。为人君者，不求于下而求于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余，这就会召来天变。如果变故已生，天象已显，怪异而不合情理的现象已经萌发，仍然因循故习，继续抑其下而损其不足，想要顺应天意，这不是太难了吗？

这六个方面，都是天下最为困难之事。举其大要，无非就是修德、用贤、爱民三者而已。这可以说是治本之策。根本树立了，则纪纲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期。否则，爱恶相攻，善恶交病，生民难免于水火之灾，以此而想达到治理的目的，则万万不能。

其四：但凡谈论古代圣君，自然就是尧、舜；说到古代的贤相，必然会是稷（舜的五名大臣之一）、契（子姓，名契，又名卨，别称“阏伯”被帝尧封于商，主管火正，其部族以地为号，称“商族”，契成为商族始祖，是商朝建立者商汤的先祖，后世尊称其为“商祖”、“火神”）。这是因为，尧、舜能够明白天道而顺应并继承，稷、契又能够体会到尧、舜之心而辅佐他们，这样，才可以为天下树立良好的法度，并传于后世。天道好生民而不存私心，尧与舜也好生民而不存私心。如果能够发扬天道的大德，使天下民众也相递变化，友好和睦起来，再使天下万民知晓时令变化，不误农时，达到百业兴旺的目的，这就算是收到了顺承天道的实效。稷播种百谷使民生丰厚，契传播五种教育以教化民心，这就是辅佐尧、舜的实际举措。臣曾经反复深思，发扬推演，思之又思，并参证古代圣贤之言，确无不同，再用历代治乱的事实来验证，无不符合。如果天道能够得到施行，则人民可以富裕，军队可以强大，人才可以众多，国力可以强盛，这是臣夙夜思考得已经相当成熟的治国之理。而今，国家只知道以如何机巧的办法聚敛财富，却不知道创造财富的办法；只知道防备如何不被奸佞之人所欺瞒，而不去想如何培养人的善良；只担忧法令难以推行，而不担忧法令究竟有没有可以推行的地方。如果真正能够优待重视农民，不要打扰不要侵害，驱使那些闲游懒惰之人回到农田里，教会他们种植的技艺，真诚明白地告诉他们并且督促执行，十年之后，粮仓和钱库里的积累，应当不是今日能够相比的。自京都通邑一直到各州府县，都设立学校，使皇族子孙以下，一直到普通平民子弟，都能够进入学校，使他们明白父子君臣这样重大的伦理，不仅要学会洒扫应对等日常生活的本领，还要明白治理天下的重要道理。十年以后，上司就可以知道如何统御下级，下级就知道如何侍奉上司，上下和睦，又不能和今日能够相比。如果这二者能够得到施行，那么，其他各项事务都可以得到顺利解决，否则的话，就都难以预期。这样的道理，其实也就是尧、舜之道。孟子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意思是说，我的学说(如果)不是尧舜治国的道理,就不敢在大王面前述说。臣以区区之愚，私下里也想以孟子为榜样。

其五：天下之所以安定的原因，在于人民的心志安定，这样，士人安于士人之业，农民安于农业，工商者安于做工经商，则在上之人才可以踏实安稳。如果民众不满足于过清贫的日子，则必然会追求厚禄并选择入仕的道路；官员不安心于低下的位置，必然会追求尊贵和荣显之路。四面八方，千里万里，辐辏并进，各自怀着没有满足和没有廉耻之心，那在上之人能不为此寒心吗！臣听说，攻取天下之时，应当崇尚勇敢，守卫天下之时，则应当崇尚退让。不管攻取还是守卫，各有其适宜之时，作为人君，不可不仔细考虑。只有仔细斟酌之后再采取办法，才能做到发无不中，否则，一遇到事情就匆忙形之于喜怒，而且，喜怒之色表现在外貌上，言语一旦出自口中，则人人都知道。如果审慎而且徐缓地考查清楚了原因，知道其实没有什么可喜的，则必然后悔其当初的可喜，其实是一种过失；没有什么可怒的，则必然会后悔当初的发怒，其实也是一种过失，甚至于先喜而后怒，先怒而后喜，号令多次改变，这都是由于喜怒不加节制的缘故。因此，古圣先王，都能做到谨慎虚心，恭敬沉默，喜怒不轻易表露。当其喜怒没有表现出来时，就是最近之人，也无法知晓他的真实意愿，就是最亲之人，也不能改变他的主意，因此，才能做到号令简明而不反复，这样才能够使每一项治国措施，无不切合实际。政令多变，不行；多次失信，更不行。周幽王是无道之君，所以对此并不顾及，今日的情况和过去不同，何苦使人民不相信呢！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