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利：柏克论人民与国家的关系
本文摘自柏克《老辉格党致新辉格党的申诉书》
详见柏克《法国革命补论》
冯克利 译，约3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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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让讨论节外生枝，偏离这个令人浮想连翩的主题。但是有一个题目，我希望超出我的设想多讲几句，还请读者见谅。这些派别为了使人们完全放弃对国家的爱，从他们心中消除对国家的所有责任感，当下正忙着在我们中间宣扬一种观点：建立自己国家的人民不可以同他们对国家的权力相分离。这种观点是他们的攻不破的城堡，这些先生只要一受到法律、习俗和正式惯例的逼迫，就会躲进这个城堡。其实这种力量十分强大，他们为保住外围工事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白白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讨论他们的任何计划，他们的回答都是——这是人民的行动，这就够了。假如人民的大多数有意改变他们的整个社会结构，我们能够否认他们的这种权利吗？他们说，人民今天可以把一个君主制国家改成共和国，明天再把共和国改回君主国；可以如此反反复复，只要他们喜欢就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为从根本上说人民自己就是国家。他们说，法国革命是大多数人民的行动，假如其他国家，譬如说英国，人民中的大多数也希望进行这样的改变，他们有同样的权利。
然而不可置疑的是，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对于事关责任、信托、契约和义务的任何事情，无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都没有权利仅凭自己的意志行事。一个国家的宪政体制一旦根据某种默示或明确的契约确定下来，那么除非打破协约，或者征得所有当事人的同意，是不存在改变它的权力的。这就是契约的性质。再者，不管那些谄媚他们的无耻之徒为了败坏其心智如何教唆，大多数人的投票都不能改变道德世界，就像他们不能改变事物的物理性质一样。不应当教导人民轻率地考虑他们与统治者的约定，否则人民也会教导统治者轻率地对待自己向人民做出的约定。在这种游戏中，最终人民肯定是输家。谄媚他们，让他们蔑视信仰、真理和正义，是毁灭他们，因为他们的安全都包含在这些美德之中。用任何语言去谄媚任何人，或人类人中的任何一部分人，声称按约定他或他们是自由的，而其他人是受到约束的，这最终会把道德法则交给那些应该严格遵守约定的人随意处置，让人世间至高无上的理性受无能而轻率的人任意支配。
我们无人能免除公共和私人信仰以及另一些道德责任的约束，我们中间的任何人都不能这么做。犯罪的人数量再多，也不能把罪行变成值得赞美的行为，只会增加罪行的数量和强度。我很清楚，人们都爱听到自己有权力，极为厌恶有人告诉他们承担的责任。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任何责任都是对某种权力的限制。确实，放肆的权力很对各类庸众堕落的口味，所以危害共同体的几乎所有纠纷，都与它所采用的方式无关，而是与掌握这种权力的人有关。他们决心掌握它。他们要把它交给多数人还是少数人，主要取决于他们得到的机会，使他们可以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行使放肆的权力。
没有必要教导人们去追逐权力。但很有必要让他们得到道德教化，用公共法规迫使他们对无节制使用权力的过度欲望加上许多限制。实现这两个重要目标的最佳方法，是真正的政治家的重大而棘手的问题。他在考虑安置政治权力的地方时，要专注于对它的有益限制和谨慎的引导是否大体上切实可行。由于这个原因，在世界历史的任何时期，没有哪个立法者愿意把活跃的权力交到大众手里。因为这等于容许对权力不加控制、不加管理、不给予稳定可靠的引导。人民是控制权力的天然力量，然而既行使权力又控制权力是自相矛盾的、不可能的。
在民众的手中，权力的过度使用得不到有效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安排的另一个重大目标，即抑制过度的权力欲，也无法得到落实。民主国家是野心的温床，而在其他政体中它会遇到许多限制。无论何时，在以民主为基础的国家，立法者努力限制野心，他们的手段很严厉，丝毫不亚于疑心最重的专制主义所发明的方法，但最后都失效了。陶片放逐法未能维持多久，它打算守护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它抵挡不住野心的图谋，这是强大的民主国家天生的、无法救治的痼疾。
这段不长的离题话，与以下问题并非完全无关，即多数人的意志对他们的社会的形成或生存的影响。但我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有些人认为，文明社会是受道德审判管辖的领域，假如我们对它负有责任，它就不受我们的意志支配。对于所有持这种看法人，我不必经常让他们严肃考虑这个问题。责任不是自愿的，责任和意志甚至是两个相互矛盾的概念。尽管结合成文明社会最初可能是自愿的行动（在许多情况下无疑是这样的），但它的延续要依靠一个与社会共存的、永久有效的契约；它使每个人成为那个社会的一员，不需要每个人正式采取行动。这是由普遍实践来保证的，它来自人类的普遍意识。人不必做出选择，就从这种社会结合中获益；他们无可选择，承担着随这种利益而来的义务；他们无可选择，受到事实上的义务的束缚，它和任何实际义务有着同样的约束力。看看整个人生、整个义务体系吧，那些最强大的道德义务，从来就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我承认，如果不存在最高统治者，没有他明智地制定并有力地实施道德法则，任何实质性的、甚至是现实的对抗普遍的权力意志的契约都无法得到认可。根据这个假设，让任何一群人的意志强大到足以蔑视自己的义务，他们就不再承担任何义务了。对于难以抵抗的权力，我们只有一个诉求——
“倘若你蔑视人类和致命的武器，
唯愿你提防能记住一切善恶的众神。”
（Vergil, Aeneid, 1.542–43）
不言而喻，我写下这些话，不是给那些巴黎哲学的信徒们看的，但是我可以设想，我们令人敬畏的造物主，也是我们在万物秩序中的位置的缔造者，不是根据我们的意志，而是按照他的意志，运用神圣的技能安排和管理着我们。在这种安排中，并且通过这种安排，他让我们在安排给我们的位置上承担起自己的角色。我们对整个人类都负有义务，这不是任何具体的自愿协定的结果。它们是来自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些关系和选择无关。相反，我们同人类的任何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缔结的一切协定，其效力都取决于那些前定的义务。在某些情况下，服从关系是自愿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必须的——但责任都是强制性的。我们结婚时，选择是自愿的，但婚姻责任是不可以选择的，它们是由婚姻的性质决定的。我们来到世间的道路幽暗而神秘，引起这个神秘自然过程的本能并不是我们创造的。由于不为我们所知、大概也不可知的生理原因，产生了我们有能力完全理解、我们也必须履行的道德责任。父母可能不同意他们的道德关系，但无论同意与否，他们必须对那些从未与之订立过任何协定的人，承担起一长串沉重的责任。子女并未同意他们的关系，但他们的关系不需要他们的实际同意，他们必须承担其中的责任，或者不如说，这种关系就意味着他们的同意，因为可以假定，每一个理性动物是与既定的万物秩序和谐一致的。人以这种方式，和他们的父母的社会处境一起进入社会，享有所有的好处，承担着他们的处境的所有责任。如果作为共同体要素的生理关系编织而成的社会纽带，在大多数情况独立于我们的意志而产生并延续下去，那么不经我们的任何约定，我们就受到人称“祖国”的关系的约束，后者包含着（诚如人们所说）“全部的慈爱”。没有强烈的本能，我们也不会留下来，把这种责任变得让我们觉得既亲切又感激，既敬畏又带有强制性。我们的国家不仅是一个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它也包括我们生于其中的古老秩序。我们可以有相同的地理位置，但是有另一个祖国，就像我们在另一片土地上有相同的祖国一样。我们对祖国的义务，是由社会的、文明的关系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