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城访书院 | 文史

鹿城访书院

陆小华

寻访书院
    听说三亚有家“弘道书院”，六月末的一天，友人带着我们一行人去探访了这家深藏在临村边沿的书院。

城市的扩张，已经把三亚市中医院周边的临村逐渐吞入其中而成了城中村。弘道书院位于村的东北面的边缘，穿过杂乱的民居街巷，我们寻找到了幽静、掩映在绿树丛中的书院。深藏其间的弘道书院，虽然是地处市内，但市声已经被花树远隔。

弘道书院实际上是建在一个兰花种植园之内，其中有不少地方覆盖着黑色的遮阳网的大棚，棚内里种植着大量的兰花。弘道书院的院长带着我们在书院内参观，礼堂、课室、操场、宿舍小楼。规模不大，但也算麻雀虽小，五脏具全。操场四周，榕荫覆地。东面，矗立一尊面南的释加牟尼雕塑；南边的地面上是有太极的双鱼图案。

操场边，正有一个着仕女服装的学员在树荫下抚弄古筝。院长让她为我们演奏一曲古乐。一时间，古乐悠扬，余音袅袅。一曲终了，院长又邀众人前往池塘水畔饮茶坐谈。关于这一次寻访及坐谈，笔者曾写过《弘道书院寻访记》。

三亚历史上的书院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四大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应和书院。所谓书院，其实质就是民办教育的一种形式。有关资料称，中国历史上的书院，是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全国书院数曾达到七千多所，分布于各省区城乡，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与文化发展作出了诸多贡献。

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书院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它在系统地综合和改造传统的官学和私学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

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是我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观。

三亚，也就是历史上的古崖州地域，根据《崖州志》记载，古崖州曾经有过一所书院叫鳌山书院。书院的地址是在当时的州城外东隅，也就是现今的崖城中学之内。书院南面宁远河，东临打铁街，北靠四会馆，西接东莞会馆。这里原先是一座文昌庙，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崖州知州宋锦把文昌庙改成了珠崖书院，开创了古崖州书院教育的先河。宋锦还率先捐献出白银二百两，发起成立义学基金会，聘请教师到书院上课。宋锦也因此成了崖州书院的开拓者。

七年之后，乾隆二十七年，又来了一位开明重教的知州金绅。此人下车伊始，便到书院视察。当看到书院教舍破败，年久失修，马上召集乡绅商量募捐事宜。知州带头捐出银两制办新桌椅，于是乡绅们个个踊跃，计捐得白银二千二百余两，对校舍加以修葺，并增建厢房九间。尚余的银两则作为义学的基金，用以放贷生息，以其利息作为学校日常开支、教师薪水以及助学生求学之用。随后，知州金绅提笔撰写了《重修义学捐置膏火碑记》的碑文，详记其事。

崖州历史上的这两任官员，因为重教，因为捐献教育而在历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笔。尤其是金绅，对募集资金操作技巧甚是了得，先是自己带头捐银两，引导乡绅们捐资，再用余款放贷获利，为书院的长久生存和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

    书院教育的意义
    三亚是个新兴发展的城市，一些本土居民，因为城市建设而占用了土地和拆迁了房产，一时间变得富足。但在富足之后，如果没有相应地提高文化教养，既处理不好突然而至的钱财，也不能让自己变得高贵。人们常常用“土豪”这个词来形容这样一批富而不贵的人。

目前社会所能提供的教育，只是一种共性化的教育，针对个性的教育往往缺失。而书院这种形式，对提供差异化教育也是一个选项。弘道书院的教育模式，是把儒释道三种中华传统文化打包，加上把琴棋书画茶艺统一传授，这样就提供了一种差异化的教育，因人而教，因材施教，作为正规学校的一种补充。另外，把儒释道的知识溶入一体教学，相互参照，让人更容易理解。

弘道书院小班授课的方式，也让学生有很多可以自由选择的技艺项目，这种教育方式不仅可以对青少年，也可以对成年人。针对三亚地区存在的教育前天不足、富而不贵等文化现实问题，通过国学教育，通过灵活的授课方式，可以对社会产生一些影响。

也许在三亚迅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一个书院并不能给城市带来多少GDP，甚至还需要政府的资金扶持，但对于城市的综合发展，对于城市居民素养的提升，书院与其他教育一样，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