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雅走向儒雅
一个时期以来，听到不少贬低中国人道德的言论，抑或是看到贬低中国人道德水准的文章。这些言论或者文章所采用的基本方法，要么是把现在的中国人与过去的中国人比，要么是将现在的中国与现在欧美发达国家比。这样比较，其结论必然是：现在的中国人不如过去的中国人，现在的中国人也不如现在的外国人。前者向往过去的中国，贬低现在的中国；后者羡慕现在的外国，也贬低现在的中国。如此，古往今来，似乎只有现在的中国人最烂脏、最没有德行。在我看来，这很不科学，也很不不公平。
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道德确实相当重要。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在大部分时间内，非常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和集体道德水准。心是道德之根，所以儒家文化强调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但是，道德总归是在精神层面，道德总是建构在特定物质环境下。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说，道德体系自有其存在的现实物质基础，而非空中楼阁。历史上，中国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传统农业文明，与之相适应，也形成了儒雅的乡村社会，温文尔雅，彬彬有礼。这是在中华民族脑海深处的美好记忆，并为今天不少人所留恋、所向往。
19世纪上半叶，西方工业文明时代穿越海洋，撞击处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社会。显然，传统农业文明不是现代工业文明的“对手”。在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对撞的伟大历史时刻，中国沉醉于传统农业文明，不大理解工业文明的深刻内涵，更没有做好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准备。现代工业文明通过海洋多次撞击中国门户，直至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东南海上门户洞开。具有悠久历史、祖先无比伟大的中国人，为此感到屈辱、愤慨，撕心裂肺，整个民族的自尊心都受到极大伤害。由此，在中国人脑海深处留下了极为悲惨、极为伤痛的记忆。
19世纪后半叶，在极不情愿、极不自觉的情况下，中国开启了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但是，一波三折，跌跌撞撞，中国的现代化进展曲折复杂，历尽艰辛。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还是“一穷二白”。20世纪中期，中国的乡村人口占到全部人口的90%，乡村所创造的财富占到全社会创造财富的80%。那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1949年以后，中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推行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城乡二元治理结构。到1979年，虽然工业所创造的财富占到全部财富的70%，但乡村人口仍占到全部人口的80%，中国还是一个乡村社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突然加速，2010年城镇化率超过50%。根据有关资料预测，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超过70%。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国家。
目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之中，经济大转型、社会大转型。这“两个大转型”，意味着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历史变革。首先，财富创造机制发生重大变化。由以资源依赖型的农业创造财富向以科学技术依赖性工业创造财富的转变。其次，财富分配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在农业社会，财富创造以家庭为基本单元，财富分配遵循亲情原则。在工业社会，财富创造以企业为基本单元，财富分配遵循市场原则。第三，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在农业社会，人口流动性小，左邻右舍世代相守，可以说是个“熟人社会”，大家彼此熟悉，知根知底，人们之间有利益联系，也有情感联系。在工业社会，人口流动性大，对面而来，擦肩而过，相见不相识，人们之间更多是利益关系。这“两个大转型”、“三个重大变化”，是任何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只不过，经历“两个大转型”、“三个大变化”的时间有长短之分。有些国家经历了两个世纪，有些国家经历了一个多世纪，有些国家则只需要几十年时间。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起步很早，但其主要部分集中在最近的30年。
无论时间是长是短，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充满荆棘与坎坷，喜悦与苦痛，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百折千回。试问，那些老牌工业化国家，那个没有经历过工业化初期血与火的年代。英国不仅有国内的圈地运动“羊吃人”，还寡廉鲜耻，向外输出鸦片，不惜一次又一次发动侵略战争，烧杀抢掠，无耻之极。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在工业化崛起之时，都参与了可耻海外战争。日本是中国的邻居，曾长期接受儒家文化熏陶。日本工业化初期也不光彩，以邻为壑，穷兵黩武，企图吞并中国，震惊世界，可笑之极。中国是工业化的“迟到者”，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正是西方国家工业化“先行者”所赐的“副产品”。工业化、城镇化过程是人口由乡村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也就是“农民进城”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另一个侧面就是农民背井离乡的过程，农民在“痛苦”中追逐“甜蜜”的过程。不可否认，在一定意义上，工业化、城镇化过程本身就无奈地蕴含着血腥与暴力。
中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关键时期，也就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可以定义为“大转型状态”，也就是“特定状态”，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原有的与农业生产、乡村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已经不再适用，以至被彻底摧垮、彻底瓦解。新的、与工业生产和城市社会相应的道德体系，虽然已经孕育，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经济社会大转型的时期也是道德体系的解体、重组、创新的转换时期。因此，切不可将大转型时期的道德状况，也就是特定状态下的道德现象与之前的乡村社会进行比较，也不能将其与之后的城市社会进行比较。农业社会、转型社会、工业社会是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如果非要比较，就必须把处在转型期的中国与当年处在转型期的西方进行比较，这样比较才具有可比性，其结果才能令人信服。根据我的估计，再过30年时间，也就是大概到2040年，中国将稳定地进入工业社会、城市社会。到那时，中国将形成与工业社会、城市社会适应的道德体系。到那时，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实现了从儒雅的农业社会向儒雅的城市社会的历史跃迁。这也将是中华民族全面崛起的重要历史时刻。我相信，中国文化有这个历史实力，中国文明有这个历史自觉。
从乡村儒雅到城市儒雅，这是一个历史巨变，一个经济大提升、社会大提升、文化大提升、道德大提升。我们要认识这个规律，适应这个规律，服从这个规律，自觉做好转型时期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在21世纪初期，中国已经走上了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快速干道”。现在，我们不能患得患失，更不能无端终止现代化进程。我们要沿着正确道路义无返顾，勇往直前，不断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推向新高度。
注：本文写于2012年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