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桂湖的自信》之七：皎然日月名传后世 / 四六文摘

2020年第128期||总第559期

艺海风│559期

杨慎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皎然日月名传后世

——《桂湖的自信》之七

王长华

在长达三十五年的边陲谪戍生活中，杨慎孜孜不倦，勤学苦思，写下了大量著作，在明代以学博才雄著称于世。他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多产的大学者，杰出的书法家；又是一位正直而有气节的政治家，十七世纪启蒙思想的哲学家，在云南边疆传播中原文化的先驱者。

升庵的同辈人、学者薛蕙对他的才学甚为折服：“升庵先生穷极词章之绮靡，可以足见其卓异之才；牢笼载籍之菁华，可以见其弘博之学。”（《升庵诗序》）稍后的文学家胡应麟对他也推崇备至：“才情学问在弘（治）正（德）后，嘉（靖）隆（庆）前，挺然崛起，无复依傍，自是一时之杰。”（《诗薮》）与他同时代的文学家、“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说：“明兴，称博学，饶有著述者，盖无如用修。”（《艺苑卮言》）稍晚于他的学者焦竑、顾起元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升庵外集序》）清代第一大才子、学者、文学家纪昀赞扬他说：“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骨铮铮者矣！”现当代作家、革命家李一氓题词说他：“升庵功业当以在云南推行中原文化，使汉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与融合，对中华民族的成长有贡献。”现当代学者、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张秀熟则高度评价他：“综计升庵毕生行事，我敢大声高呼：杨慎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伟大哲人！”这些评价，并非过誉。

升庵充军三十五年，戍地多暇。他广泛涉猎典籍，潜心治学。“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阐其理，博其趣，而订其讹谬焉。”（《杨慎年谱》）他不但对经史、诗文、词曲、戏剧、音韵、文字等造诣精深，而且于天文、地理、金石、书画、草木、虫鱼、医学等也颇有研究，从而成为世界上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一代伟大的哲人，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如今，升庵已经离开我们四百多年了，但他所作的《临江仙》词，这阙千古绝唱，却穿越时空，作为一种永恒的历史意向，并以新时代的旋律，成为当今的“流行金曲”。站在历史之上，人们应该知道，这大彻大悟、旷达至极的一字一句，其实正是升庵在炼狱般的逆境中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悟。作为一代光照千秋的文坛巨星，一位博通古今的学界通才，一名文化教育的传播先驱，升庵给中华民族尤其是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留下的文化遗产是非常宏富的，而他的高尚品格和丰功伟绩，也影响着他以后的千百万人。明末文学家、思想家李贽曾在《读升庵集》的序中说：“所谓文集者，其文的然可传于后世，皎然如日月之炳焕，又何籍（疑为“藉”）于叙赞。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余是以窃附悬仰之私，欲考其生平始末履历之详，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况复有矮子者，从风吠声，以先生但可谓之博学之人焉，尤可笑矣。”李贽在这篇序文中，对升庵的人品、道德、才望做出的中肯评价，这正是四百多年来人们喜爱、怀念、称颂、景仰升庵的根本原因。

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

如果将杨慎和苏轼做一对比，人们会发现，两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

如，同是出身名门，有着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同样是少年奇才，小小年纪便识见不凡，文采斐然；同样是科举出身，如果不是主考官欧阳修的处于“公心”，那么，苏轼则极有可能和杨慎一样，成为“状元及第”……

稍有不同的是，二人所面临的时代主题不同，北宋当时面临着富国强兵的时代需求，王安石的改革正是要达到这个目标。苏轼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对于改革中的一些具体做法颇有微词。因此，他既不容于改革派，也不被保守派所宽容，在政治的夹缝中举步维艰；而杨慎所处的时代，明王朝的统治者则正在一步步滑向昏庸腐败的深渊。明武宗不理朝政，喜欢到处游玩。杨慎针对这种行为，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呈上《丁丑封事》的奏章，指责武宗“轻举妄动，非事而游”，劝他停止这种荒唐行为。武宗根本不理睬，依旧我行我素。杨慎无可奈何，只得称病告假，辞官归里。

如果说苏轼所遭遇的“乌台诗案”反映了北宋年间“党争之祸”的不讲逻辑，构陷政敌的可耻行径的话，那么，杨慎父子在“大礼议”之争中所获得的惩罚，则将明代政治的黑暗，以及明王朝统治者的刻薄寡恩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画像

明世宗以“兄终弟及”的方式登基后，按照皇统继承规则，要承认孝宗是“皇考”，享祀太庙；自己的生父只能称“本生父”或“皇叔父”。世宗即位后第六天，就下诏令群臣议定他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按皇帝的尊号和祀礼对待；这样，皇统与家系就成了当时内阁大臣纷争的议题。

杨廷和父子和许多大臣坚决反对。为此，杨廷和辞官归里，杨慎一再上书辞职。世宗大怒，正式下诏改称生父为恭穆皇帝，杨慎“又谐学士丰熙等疏谏。不得命，偕廷臣伏左顺门力谏”，世宗更加震怒，使用暴力镇压，“命执首八人下诏狱”。消息传出，群情激愤。杨慎约集同年进士检讨王元正等二百多人，激动地说：“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于是，在金水桥、左顺门一带列宫大哭，抗议非法逮捕朝臣，声彻宫廷。世宗怒气不减，将他们全部逮入诏狱，加以廷杖。杨慎于七月十五被捕，十七日被廷杖一次，死而复苏；隔十日，再廷杖一次，几乎死去，然后充军云南永昌卫。

苏轼一生，虽然遭到多次贬谪，但还是等到了朝廷大赦的那一天；而杨慎则被贬到云南，历经三十五年的磨难，临终之前，也没有等到朝廷赦免的消息！明代统治者的“无情寡义”再次得到了充分体现。

遭贬之后，苏轼研究《论语》，著有《论语说》五卷；他还研究《易经》，著有《易传》九卷；而杨慎著述的范围，则遍涉经史、诗文、词曲、戏剧、音韵、文字、天文、地理、金石、书画、草木、虫鱼、医学等领域；苏轼贬谪海南，成为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而杨慎戍守云南，则成了当地人民群众心目中的“三位神灵”之一……

因此，将杨慎和苏轼的人生经历、仕宦履历和文学成就做一系统性的梳理和对比，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