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斥他人观点，只是体现了我们的弱小
极端化思维通过让我们倾向于认同自己的观点，同时排斥和诋毁与我们不一样的观点来否认摆在我们面前的存在主义客观现实。一旦极端化思维形成，我们可以合理地否认和逃避自己身处于大千世界中不得不时刻面对的脆弱和荒诞。
当我就任人本主义心理学协会主席的时候，人类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不仅造成大量感染者的死亡，还给社会经济和人类心理带来了巨大创伤。同时，这场危机还暴露出了政治界长期分裂造成的不利影响，凸显了社会贫富差距和种族之间的矛盾。
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我们当然希望尽最大努力帮助人类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在“扶大厦之将倾”的艰辛路途中，同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柯克·施奈德（Kirk Schneider）博士报名竞选美国心理学协会（APA）主席的举动给了我们巨大的鼓励。柯克关于极端化思维的研究在目前看来尤其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他的观点不仅能为理解当前人们所面临的的政治困境提供理论上的蓝图，也能警醒我们非黑即白的极端化思维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将来不要重蹈这样的覆辙。
柯克所研究的“极端化思维”指的是人们倾向于过度吹捧某一种观点，把任何其他观点都归为异类的思维习惯。这些人们生活在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里，他们认为周遭的事物不是天使就是魔鬼，要么好要么坏，要么成功要么失败，不是英雄就是狗熊等。其他心理学理论中也存在许多和极端化思维类似的例子，比如认知行为疗法（CBT）中所说的“全或无-思维”，客体关系理论中提到的“分裂”以及个人构建心理学所强调的“敌意”等等。柯克明确地指出，极端化思维与其他思维方式的不同在于它的存在主义理论基础。因此，他将极端化思维看作人类对自身无助的现实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人类是渺小无助的，也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存在从生命诞生之初的本质上没有任何意义。
这些认识是相当可怕的，极端化思维通过让我们倾向于认同自己的观点，同时排斥和诋毁与我们不一样的观点来否认摆在我们面前的存在主义客观现实。一旦极端化思维形成，我们可以合理地否认和逃避自己身处于大千世界中不得不时刻面对的脆弱和荒诞。毕竟，极端化思维中对某一观念的极大认同，甚至是狂热的追捧给了我们少有的安全感。这些极端的观点和论调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的生活有了真正的目的，自己的生命也更加重要和有意义了。通过乐此不疲地给这个世界输出自己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无意义地存在于世上”的焦虑拒之门外。
然而，接踵而来的是我们为这种虚无缥缈的安全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当你把自己的观点凌驾于其他观点之上时，我们就默认了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只不过是自己的附属品，同时在心理上不知不觉地缩小了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更糟糕的是，我们可能会教条地为了维持这种虚伪的自我安慰而去贬低他人。
不幸的是，极端化思维在如今已经深入人心了。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在疫情期间拒绝戴口罩（强调“个人自由”高于群体利益），某些政治家对“黑命贵”运动做出种族迫害的可耻回应（并声称自己的种族优于别的种族），在美国总统大选中阻止一些选民投票（为了达到自己所谓“纯粹”的政治目标而不择手段）。在这些政治漩涡之中和之外的人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极端化思维不断催生极端化思维的恶性循环。
面对选民间的明争暗斗，种族的不平等以及“新冠白痴”们（指新冠肺炎疫情中过度囤货或故意到处走动散播病毒的人）的可笑行为对我们带来的种种创伤，我们自己也面临着被极端化思维洗脑的风险。正如柯克所说的那样：“由于灾难或恐慌而爆发的革命运动往往会矫枉过正，导致社会的极端化”（施奈德，2013年，第162页）。正因如此，“在恐慌中诞生的革命运动（或个人）容易忽视他们在社会运动的过程中所遗留的消极影响”（施奈德，2013年，第162页）。一旦我们把单一的世界观凌驾于其他所有世界观之上，并一意孤行地认为自己拥有着一切的道德和真理，我们就有可能从社会的“受害者”变成“施暴者”。激进结构主义理论家温贝托·马图拉纳（Humberto Maturana，曾在自己的祖国智利经历过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一针见血地评论道：
我的观点是，无论在道德或其他任何方面，我们都不应该认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我认为，那些自认为不可能因此压迫别人的人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最先成为施暴者。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受到（极端化思维的）诱惑（Poerksen，2004年，第68页）。
人本主义教育大师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在晚年致力于促进对立政治派别和团体之间的积极对话。受此思想的影响，柯克鼓励我们避免以极端的论调回应社会上存在的不公正；尽可能把社会运动建立在互相敬畏尊重的基础之上。积极的社会运动应该重视观点的多样性，鼓励不同立场间的充分交流，友好地接纳模糊立场，求同存异。柯克敦促人类“积极开展以尊重为前提的社会运动，希望自由派和保守派、原教旨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工人与老板、教师与学生、父母与孩子之间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沟通”（施奈德，2013年，第162页）。
所有这些目前当然还只停留在嘴上说说的阶段。但我们无法低估求同存异的重要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格外小心，避免成为我们所厌恶的那类人。回避、辱骂或大声呵斥那些种族主义者，不平等经济政策，或者不重视疫情的人可能只是图一时痛快，让我们觉得自己与那些社会中的害群之马不同。可是参与这样的行为有很大的风险。这不仅会使我们自己的思想更极端，反而还会使我们痛批的那些人变本加厉，愈加一意孤行。观点冲突的不断升级只会导致更多不理智的行为。
总地来说，避免极端化思维的征途上布满了荆棘。它要求我们怀着开放的胸襟，放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模式（这并不等于放弃它们），开诚布公地与他人交流。这同时也是现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个人构建理论创始人乔治·凯利（George Kelly）所称的社会性。在社会性中，我们积极参与到他人的思维构建过程。在此过程中，或许可以与他人发展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凯利，1955/1991a，1955/1991b）。不然的话，（就像凯利在几十年前就警告过我们的那样）人与人之间只会相互毁灭。引用希腊神话杰森寻找金羊毛的故事，凯利（1955/1991a）指出，“这些从伊阿宋散播的龙牙中崛起的战士们有很多共同点，但是，他们误解了彼此的动机，未能为同一个建设性的事业而奋斗，很快就彼此毁灭了”（p.66）。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们应该听从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候选人柯克·施奈德避免极端化思维的建议，与社会上的不公作斗争。他们可能会致力于推进一些更细致入微、更挑战重重、也更难能可贵的社会思考，也就是那些接受多元、接受未知，也接受模糊立场、立足于相互尊重的对话，而不是两极分化的思维。这也将是我担任协会主席的这一年里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点击滑动查看）
1.Kelly, G. A. (1991). The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Vol. 1. A theory of personality. Routledge.(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5)
2.Kelly, G. A. (1991). The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Vol. 2. Clinical diagnosis andpsychotherapy. Routledg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5)
3.Poerksen, B. (2004). Thecertainty of uncertainty: Dialogues introducing constructivism (A. R. Koeck& W. K. Koeck, Trans.). Imprint Academic.
4.Schneider, K. J. (2013). Thepolarized mind: Why it’s killing u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UniversityProfessors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