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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那么多座城，写过那么多条街，最难描摹的，仍然是自己在那里工作生活经年的小城老街——宣化街。至今记得，北京那条京韵十足的南锣鼓巷，西安那条香喷喷的回民老街，哈尔滨那条有着俄罗斯风情的中央大街，海口那条带着南洋风格的骑楼老街……但一想起家乡济源那条相依相随的老街，顿时就乱了方寸：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年少时牵着爸的衣角走过宣化街，只记得一街两行遮天蔽日的法桐，不知道这条街已年逾千岁。百货大楼的朱红门窗，空中钢丝上“刷啦、刷啦”传递着的票据，柜台内女服务员不愿轻启朱唇的高傲神情，都让人羡慕。本家姑姑所在的国营照相馆，则是另一种风景。那只小船似的可以向前“奔跑”的小木马上，不知骑过多少孩子。照相师在蓝天白云的背景前把那只“啪啪倒儿”摇得满屋响，表情丰富地引逗着小孩子露出笑容，然后赶紧把头埋进架子上的黑布里，一边卖力地吆喝着：“这儿！这儿！往这儿看！”一边赶紧按下照相装置，生怕按迟了那孩子收回一脸的灿烂。姑姑是职业修相师，她能把一张黑白相片不着一丝痕迹地变成彩色。墙上那张女兵的大幅照片，就是她的作品：绿军装、红领章，明眸晧齿，粉面桃腮，谁见了都得多看一眼。国营照相馆西边紧挨着的，是新华书店。那柜台比百货大楼的还要高一些，柜台内的服务员同样有着书一样规范的表情。爸摸摸我的头让服务员帮着挑几本适合的书，服务员扭身从书架上找出三本放在柜台上。爸让我从中挑一本，我只得压住内心的欲望，挑了一本《雷锋的故事》，那是我拥有的第一本课外书。而还回去的那两本——《刘胡兰》和《董存瑞炸碉堡》，至今仍是我心头无法弥补的遗憾。成年后，宣化街成了我工作、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所在的检察院坐落于小城人都熟悉的大礼堂后面，出来进去都要经过大礼堂。礼堂前面临着宣化街的门口，摆着一个杂货摊，卖些糖果、纸烟、洋火、玩具之类的杂货。摊主是一位面目慈善的高个子老人，整天笑呵呵地经营着自己那一车小百货，同时也与来往的人们笑呵呵地打招呼，闲聊。大礼堂平时用于放电影，特殊时期用于召开重要会议。比如每年的三级干部会，全体干部职工参加的培训、表彰会议，大型的庭审活动，等等。记得参加工作后我观摩学习的第一个庭审就是在大礼堂举办的。宣化街几乎汇集了所有的党政机关。检察院的西邻是政府，政府的对面是市委，所以取送文件特别方便。记得刚上班时替院领导去政府开会，主持会议的一位干部隔着窗户对着检察院那边喊：“赶紧过来一位领导！这么重要的会你们竟派了一个学生！”我只得讪讪地离开会场。政府往西是绿门绿窗的邮政局，那里什么时候看起来都很繁忙。有打长途电话的，有发电报的，有寄包裹的，有寄名信片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身着邮局绿色工作服的中年男子，白白净净的，长年安安静静地端坐一隅，专门为需要提供帮助的人代写书信。我从没有听他大声说过一句话，也从没见过他与别人发生过任何争执。邮局正处于大十字的东北角，往南走三四百米，聚集着公安局、法院、司法局、看守所等与检察院有业务联系的单位。那时候管理没有现在严，老检察们偶尔也会把犯人从南街的看守所提出来，一只手铐在自行车后座上，推着走过宣化街，带到检察院讯问。老法官们开庭时，也大多是在自己狭小的办公室。那时候法官除了主持庭审，还得宣读证据，一个庭开下来，常常口干舌燥的。但老法官们大都没有想象中的威严。至今还记得一位老法官，他对待犯人，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父亲。他一眼看到一个拖着脚镣的年轻犯人“咣啷、咣啷”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进来，曾带着一脸的怜惜，嗔怪他：“你这又是咋了？让人家给你戴个这？”每年的元宵节，是宣化街最热闹的时候。各乡镇、厂矿、学校、机关都要组织演员到宣化街上“露一手”。踩高跷、跑旱船、舞龙耍狮、敲锣打鼓，年年都是老一套，但年年都是满街人。人们宁可到宣化街上挤一遭，也不愿在自己家清清静静看电视。为了保证宣化街上演员和观众们的安全，公检法机关干警能上街的都要全部着装上岗执勤，一字排开，挡着观众不能冲到路中间。警用两轮、三轮摩托车鸣着警笛，警灯上闪着红蓝两色的光，在演出队伍前面画着“椭圆”，一段一段地清理出表演的场面。街两边的墙头上、梧桐树横着的枝丫上、建筑物楼顶上都能看到人，小孩子们骑在大人的脖子上，老人们被儿女搀扶着，人们跟随着演员队伍潮水般往前涌，形成一街流动的喧嚣。记得那年元宵夜我在机关守电话，突然接到长途来电，说要找一位领导。我一头钻进宣化街密集的人潮，从人缝中挤了足足半个小时，才把这个消息传递到离单位不足500米的那位领导家中。然而，当他挤得气喘吁吁赶到单位时，那个长途电话早就断线了……说到元宵节，往往又会联想起宣化街东段文昌路口那家干干净净的汤圆店，还有店里那位玫瑰花般漂亮的姑娘。不管是不是元宵节，什么时候想吃汤圆，她都会在街角那片小店里笑盈盈地等着你，掀开擦得明晃晃的大锅盖，从白生生的布帘下捡出比雪还白的汤圆，丢在早晚都坐在炉子上的汤圆锅里，然后拿同样明亮的大勺子在锅里缓缓地推转，就像推着慢悠悠的岁月。她家的汤圆有一个同样美丽的名字：玫瑰汤圆。玫瑰汤圆店的近邻是“翟家烧鸡店”，同样是小城人时常会光顾的地方。那以笨鸡为食材添加各种调料精心卤制出的独特口味，牵动着不少人的神经，我爸就是其中之一。大礼堂斜对面，路南，是小城人都知道的灯光球场。那里经常会举办一些篮球赛事，吸引着球友们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球场北侧有一个露天广场，广场西边是一个大舞台，上面经常会有一些歌舞表演，同时也是政法机关召开公审大会的地方。那些站在卡车上被绳捆索绑、被武警左右押解着的犯人，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同时也成为留在记忆里的永久的痛。后来这个露天广场经过改造，修建了喷泉，设置了滑梯、转椅、脚蹬飞轮等游乐设施，取名源园广场，成为宣化街上唯一的休闲游乐场所。我的孩子就是在这个广场玩大的。那天孩子的爷爷拿回家一张照片，不知是哪位好心人给他们祖孙俩照的。冬日的阳光下，爷爷站在广场的滑梯旁，满心欢喜地望着他一脸呆萌的小孙孙……想起宣化老街的时候，那些乱纷纷的思绪就抑制不住地往外冒，像那映在蓝天上的数不清的老梧桐树叶儿，又像是阳光透过梧叶洒下的一街光斑，摇曳着，变幻着，无从捉摸。上班闲暇时，也常听老检察们笑嘻嘻地讲宣化街上那些陈年的往事。一遍一遍地讲，听得多了，也就刻在了脑海里。至今难忘的，一个是蹭电影票，一个是蹭肉丸儿汤。蹭电影票，说的是三四个机关职工晚上没事去大礼堂看电影，又不想买票，怎么办？几个人一商量，晚上都换上一色儿的黑色半高腰雨靴，然后摆出“气宇轩昂”的样子，挺胸抬头，踱着方步往检票口走。等到走在前边的那个人刚要“若无其事”地往里进，后面跟着的同事赶紧拽着前面那人的衣服，像一个诚实公民那样大声说：“科长！我们还没买票呢！”前面那位“科长”转过身，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见检票处的女服务员头往门的方向一摆，手往里一挥，微微一笑说：“你们几个！不用买票了，都进去吧！”原来，那时的“科长”比较稀罕，电影院对他们比较宽容。而这几个蹭票的，脚上的雨靴在夜色中黑得发亮，配合着“科长”的称谓，更像是“科长”脚上的皮鞋标配，所以就顺利地蒙混过关了。蹭肉丸儿汤，说的是某村一位“聪明人”，每次进城，总爱在小十字西南角上的济渎饭庄前面的肉丸儿摊上“过把瘾”。他往那低矮的长条凳子上一坐下，就显得非常气派地冲着卖肉丸儿的胖敦敦的老者大喊：“来一毛钱肉丸儿！”店家小心翼翼地给盛了一碗飘着肉香的丸子，放到他跟前。那浅口红花细瓷碗里的肉丸儿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正好10个，而那肉丸儿汤，店家可是挺大方，盛得浮溜溜满，而且喝完还可以再加。这位“聪明人”，看中的恰恰就是这免费添加的肉丸儿汤。只见他先弯腰沿着碗沿儿吸溜几口肉丸汤，再象征性地吃一两个丸子，等到碗里腾出地方，就不慌不忙地从挎包里摸出一个裂开口的干馍，费劲地拿手掰开，泡进碗里。那干馍块儿遇到肉丸汤，就像海绵吸水，一下子就把碗里的汤吸进去了。“聪明人”美滋滋地吃起“汤泡馍”来，肉丸儿仍留在碗底。完了再掰几块干馍，然后站起身递到肉丸儿锅跟前，理直气壮地对店家说：“蒙蒙！”意思是让店家往那干馍上覆盖一层肉丸汤。店家拿起勺子大方地给他加了一大勺汤，他继续美滋滋地吃。完了再掰干馍再说：“再蒙蒙！”店家不太情愿地又给他那干馍上添了一勺汤。等到他第五次再要求添汤时，大概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然后忽然用悲壮的语气说：“妈的！今儿个索性不过了！再给我蒙蒙！”店家终于忍无可忍，把铁勺往泡肉丸儿的桶里一丢，翻了脸，说：“你不过了？我还要过哩！”听说，这个“聪明人”的儿子长大后，也爱喝肉丸，但每次必须交待店家：“给我舀一块钱肉丸儿，一滴汤都不要！”冬日的宣化街，阳光正好。踩了一地的落叶，我在一棵一棵虬枝峥嵘的老梧桐上寻找旧时的记忆，而那扑面而来的满街光鲜，却总是冲击着脑海中昔日的画面，让我生出老街“逆成长”的感叹。罢了！这一街的斑驳。留待我日后慢慢地寻，细细地品。
作者简介：王荣香，笔名安安，河南省作协会员，高级检察官，编著《推窗时有蝶飞来》《远航》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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