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不缺钱才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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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大多数人说日子难过都是经济问题，两字——缺钱。
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几年感觉国家实力越来越强了，你要是说不强就有人骂你，说你是汉奸。但是，与此同时，发现身边暴富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常说的话是没有人请吃一万块的一顿饭了，并且发现身边天天发愁还债的人越来越多了。
对一个家庭来说经济问题是大事，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其他一切事都好办。否则，就会感觉到一切都是麻烦。
其实，一个国家也是如此。
如果从钱的角度，去看到历史的另外一面，会看到隐藏在水面之下的很多东西。就拿唐朝来说，在我们的印象中，大唐是盛世，是古代中国最强大的王朝。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其实有着极其脆弱的一面。这种脆弱性在王朝的一开始就埋下了衰落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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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种脆弱性究竟是什么呢？
唐朝的确是中华帝国的一个巅峰时期。唐朝有多强大？我们在各种历史书、电视剧里都见识过了，如果从财政角度看唐朝的强大，《新唐书》中记载了的这样两个细节。
第一个细节，如果在唐朝贞观时期，你一个人出远门，行千里路，可以不用自己带粮食。
这有什么特别的呢？你想想看，古时候出远门可不像现在，走哪儿都有超市、便利店、加油站。古时候交通不方便，也没有那么方便流通的货币，社会治安也成问题，你要出远门，当然就得背着口粮，不然很可能就遇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困境。
唐朝人出门千里可以不自己带粮食，至少能说明唐朝的经济发展程度高、交通便利、社会治安好、商业服务发达。
《新唐书》里的第二个细节是，唐玄宗的时候，老百姓家里储存的粮食，大多够吃上好几年，粮价也长时间保持在历史最低位。
对于一个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有粮吃，而且一直有粮吃，对老百姓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盛世。
那么，唐朝是不是不缺钱呢？在财政方面是不是做得很好呢？
好像答案和我们的感觉正相反。
唐朝这样一个强盛的帝国，它的财政基础从一开始就很脆弱。而且，就是因为这样的脆弱，没有给后来唐帝国的发展提供稳固的根基。
在这方面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在大唐最兴盛的时候，一下子就衰落了，没有一点缓冲，当然，表面上看是安史之乱。但问题的本质还是出在了财政制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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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唐朝初期的财政制度是什么样的呢？一句话概括，就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
我们要注意的是，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听上去是三个制度，但其实是结合在一起的制度，没法完全分割开来看。
这一套制度在不少人的认识中，是一套好制度，受到高度推崇，尤其是租庸调制和府兵制。
这三个制度中，均田制是基础。均田制就是把国家掌握的土地，按“一夫授田百亩”的原则分配给老百姓，其中80亩地死后要还给国家，这叫口分田。另外20亩地可以留给子孙继承，这叫永业田。
这有点像，我们现在农民的承包田和口粮田，这是对农民而言的。而均田制的另一方面，是宣布官僚贵族按照品级有一定的田地份额，这些土地上的收入归地方办公经费使用。这样做既能巩固君主对土地的产权，还能解决地方政府办公经费的问题。
租庸调制，在历史教科中名声很大，说是非常先进。“租”“庸”“调”其实是三种税收形式。“租”，是根据你家的人丁（成年男子）数量，计算出你每年需要缴纳的谷物。“调”就是每户每年要缴纳的纺织品（女子）。“庸”就是每个人每年要为国家服劳役若干天，如果你不去服役，就用一定数量的纺织品代替。相当于那些年中国农村的义务工。
在这两项制度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制度，那就是府兵制。
府兵制起源于西魏，就是北魏分裂出来的，也就是后来演绎的花木兰的故事。府兵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兵农合一。简单来说，如果你是府兵，国家就给你授地，平时你在家正常种地，但是不需要交田赋，也不需要承担其他的徭役。
但是到了农闲的时候，你需要去接受军事训练，打仗的时候需要上战场出征。上了战场后，你需要的装备物资得自己解决，国家也不会给你付报酬。
听上去这三种制度之间没什么关系，为什么说它们没法分割开来看呢？
很简单，仔细一看就会发现，它们都是税地（向土地证税）、税人（向人头证税）两种方式融合后的一种变通。
先按照人头授地，然后再按人头交税，国家获得粮食或者亲身服务这样实物形式的财政收入。
你可能会说，这不是运行得挺好吗？唐朝初期也是欣欣向荣的呀，哪儿有问题呢？
的确，均田制和租庸调制获得的实物财政收入，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初兴的大唐。但是，这个制度运行起来，有一个缺陷是无法克服的。
那就是均田制希望能“一夫授田百亩”，这只是一个美好的畅想，在实际落实的过程中，很多地方根本达不到这个要求。
就算是在有些地区确实实行了，均田这种行为也很难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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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因为出现了田地的大量集中。
集中的原因有很多，有些属于自然集中，比如你是种地能手，耕作效率高，土地自然慢慢就集中在你手里了；有些集中是因为豪强势力乘机兼并，官府不能纠正；还有些是因为新贵族官僚不断出现，国家把自己控制的田地持续授予这些人，允许世代相袭，所以就出现了大地主。
均田很难持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唐朝的人口持续增长。
人口持续增长为什么这也会影响均田呢？
前面说的国家授田分两种，永业田和口分田。人口越来越多，留在老百姓手里的永业田就越来越多，需要的口分田也越来越多。那国家手中掌握的田地自然也就不断减少，又没法纠正刚刚说到的田地集中的情况，国家手里没田，最终就导致了均田的不可行。
接下来的发展，我们就不难想象了。均田制这个基础动摇了，在均田前提下对每丁、每户征收租调，就失去了负担的基础。老百姓享受不了均田的待遇，没田的人还要跟有田的人负担一样的租调，那怎么办？只能逃亡了。
更糟糕的是，地方官员的任务还得完成，这些逃亡的人应该负担的租调还得征收，这些官员的做法居然是直接摊派给没有逃亡的人。可想而知，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出现了更多的逃亡流民。
这也就是杜甫笔下的《三吏》、《三别》，并且，后来唐朝的府兵制崩溃了，军户也成了流民。流民后来就成了流寇和游民，并形成了中国的流民文化。最典型的就是《水浒传》，那里面说是唐之后，北宋的流寇和游民的故事。其根源是大唐的财政制度有问题。
最后，政府掌握的人口资源越来越少，征税的基础也就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唐朝初年设立的这一套财政制度的基础——均田制就不能很好地实行了，那可想而知，在这基础之上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当然也就很难有效实行。而且，这两种制度本身也有自己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实物性财政。就是没有货币化。
但是，实物性财政其实更适合战争时期。打仗嘛，拿着钱没什么用，有粮草供给，有士兵上战场，这些才重要。所以，魏晋南北朝以来，战争频繁，粮食、纺织品、亲身服役这些财政收入形式，比货币财政更适合现实状况。
但是，唐帝国逐渐就进入长期和平的状态了，商品经济开始发达起来，慢慢地，实行实物财政的成本就变得比货币高很多了。
就拿府兵制来说，帝国进入了和平时期，当府兵就没有了军功赏赐和战利品，每年要自备武器参加训练，还要守卫京城，甚至还要轮流去驻守边防，这当然就很耽误从事农业生产，更没可能去做其他职业了。这样一来，老百姓自然就不再愿意当府兵，府兵制就成了一项成本高、收益低、没法有效实行的制度。
不管是均田制、租庸调制还是府兵制，都没有办法在唐帝国继续维持下去了。
这里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唐兴盛时期的丝绸之路。有历学家研究发现，丝绸并不是东西方交换的商品，而是在西域流通的货币。
这些丝绸是做为后来守卫西域官兵的粮饷发放的，那时西域已经是募兵制了。这些丝绸从富足的江南运过去，比运粮成本低得多，它既轻又不会轻易腐烂，又容易测量和分割，天生具有货币的属性。
大唐是中国民族一个繁盛的记忆，也只能像歌一样《梦回唐朝》。
本期内容借鉴了上海财经大学刘守刚教授的“中国帝国财政”的课程。其实是想回答一些问题，问题我就不说了，总之对于一个国家政权而言，财政是命根，其他都是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