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周年了，究竟如何评价西安事变才算是中肯？这里也许有答案

1936年12月12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时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西北军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并杀害保安人员、中央机关人员。最终蒋中正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同抗日”的主张而获释，迫使国民政府放弃“攘外必先安内”基本国策，抗日统一战线形式上建立。

79年后，对于这个事件的评价，众说纷纭。对于国共两方的评价，本文给于忽略，不摘录任何带有政治倾向的言论，只以中肯的态度，一起读读对西安事变的评价。

张学良本人对此事的反复态度

1957年初，张遵从蒋之命令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957年8月3日，他在报上读到一个东北旧友的反共谈话，想模仿着写一篇文章，请刘乙光代其向“上峰”请示并获准。8月4日，张开始动笔，并将文章名称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8月26日文章写成，签名后交给刘乙光。在该文中，张称蒋介石是“现代对共产主义斗争中唯一的有明见、有经验、英勇果毅、不屈不挠的一位老战士”，称自己过去是“受了欺骗，受了愚弄，受了利用”，已经“彻底觉醒”，因而要“竭尽绵薄，现身说法，对共产主义者实行口诛笔伐”。9月2日，蒋经国阅后表示“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

1958年11月23日，蒋介石与张在台湾桃园大溪会面，蒋介石临走前说：“西安事变对国家的损失太大了！”张在日记中留下：“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张在此期间受访时曾表达：“在二十五年前，我对共产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全国要求抗日之时，我认为共产党也是中国人……我以为在抗日过程中，也可以和共产党相处，抗日胜利后，大家也可以合作共同建国。谁知，后来共产党是伪装抗日，而藉抗日扩大自己的力量……于民国三十八年和平谈判时竟然提出骇人听闻令人不能容忍的条件，真是令我失望之至。……共产党欺骗了全中国人民和各方面，我就是被他们欺骗中的一人，我这口闷气积在心里，实在痛苦万分。为了给祸国殃民罪大恶极的罪魁和骗子打击，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贡献一切，甚至我的生命！

由1956年至1958年，张于回忆材料中揣摩蒋意流露出“悔意” ，但鉴于张彼时仍期盼重获自由，上述回忆材料所言应非张真意。

1959年7月25日，张与宋美龄长谈，谈到恢复张人身自由问题，宋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或者发表检讨自己历史或者批评中共的言论。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一文，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之后立即给蒋介石写信，说明“这个东西可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介石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关于发动事变的动机，张自述说：“我主要的敌人是日本人，共产党跟我们争，那还是中国人。”他说：“（蒋）认为在中国能够夺取他政权的，只有共产党。我就不同，（政权）夺不夺取，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1990年6月1日，张90岁生日晚宴里（台北圆山饭店12楼昆仑厅），中国国民党多位重要大员，带着当时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的贺信，前去给张贺寿，张在宴会的致词里，效法使徒保罗，说：“我真是虚度了90，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保罗所说的‘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张学良自己感觉是万分的惭愧，我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的贺寿，我有什么寿阿……”1990年，张在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组采访时说：“我为了停止内战，全国抗日，发动西安事变，我没有错。也许方法欠妥。”

1991年5月张对来访的东北老乡曹长青等人抱怨：“当初周恩来说捉蒋时，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时，又是头头是道。”虽然张学良诸多讲话中，对周恩来人品上是持钦佩赞扬态度，但对“西安事变”后中共未能实践某些约定，他无疑是很有些不满的。

1992年，张对唐德刚说：“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1995年，张95岁生日时说：“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1936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史留香注：张的反复无常，有时出于自保，有时出于自我，仅供史料参考。

历史学家对此事中肯评价

唐德刚认为，张学良激于对国难家仇之义愤发动事变。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杨虎城建议发动事变；张主动而为，至骑虎难下，“问计无人”时，周恩来变成“谋主”，无可争论。

金德曼：“切勿把这几天的事件予以过高评价，依蒋中正与毛泽东的说词，在数月之前，国共双方已进行谈判停战及联合抗日的问题（指潘汉年）”。

毕万闻认为，蒋、张所以如此“对立”，不仅是某些群体或党派推动结果，更有其深刻社会原因。蒋、张个性皆聪明有主见，不是谁都能利用到他们。张是西安事变主导者，这结论不能否认。

杨奎松在《西安事变新探》：“要说杨虎城、张学良是为国家、民族而发动西安事变，这说法太牵强。张学良当时已经看到回东北无望，因此联合红军和西北军建成“西北联军”，并成立以他为首的“西北抗日联合政府”，就可以得到苏联和斯大林的军事援助，而在西北割据和称王。张学良首次在延安秘密会见周恩来时，张就着重向周问苏联能否“真心”援助他之事，周当即保证：“苏联必助中国”。当时的计划是在组织西北联军，发动西北大联合，筹划西北抗日联合政府。以当时张杨的种种举动来看，周恩来以苏联军援忽悠张学良割据西北当西北王，才是引爆西安事变的主因，张最后发动西安事变是一场争取苏联信任的豪赌，与抗日关系不大。”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台湾新潮社1992年版）中说，“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开端，杨虎城也导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在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年，红军在江西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其间兵员损失惨重。在西安事变前夕，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又带几万红军出走，毛泽东的陕北红军仅剩下不足两万人，这时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加起来有33万人，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最终在苏俄强力介入下，中国共产党暂时停止颠覆中国的行动，与国民政府展开合作。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1937年，毛泽东〈在洛川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要冷静，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要千方百计的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为保文章不被删除，此处删掉，读者见谅。）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至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20多万军队。

对西安事变导致共产党和红军幸存这一事实，史学家几乎没有异议；那么关键是人们怎么看待共产党和红军的幸存，和后来获得政权。如果认为最后坐大并至今掌权的共产党给中国人带来了民主、自由和幸福，那就应该肯定张学良；如果反之，那就应该否定张学良。

“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China: A New 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为保文章不被删除，此处删掉，读者见谅。）”

蒋虽安全获释，但剿共功亏一篑，导致日本对蒋凝聚中国团结而加快侵略，影响日后历史发展极深，让蒋恼恨不已。事变后，蒋对中国国民党元老张钫说：“安内才能攘外，他们不明白我的意思，而出此下策。我的日记里有计划，风声透漏出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要升级了。你看目下这个烂摊子，怎样对外？张扬掀起这样的风波，真是坏了我的大事！”此时，蒋备战计划在事变中有泄露，引起日本注意，华北形势日益紧张。

当时计划整训军队，由德国顾问协助进行，向德国采购装备弹药。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军队不够三分之一，大部分订购之军事设备未运回，只储下不足三分之一预备打半年仗之粮秣弹药。西安事变前，蒋计划训练三十六个师，冀以此作为抗日基本力量。西安事变破坏整个计划，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因此而延缓或停顿，使日人提前全面侵略中国。蒋开始加速进行抗战政治、军事、经济准备，包括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三道国防工事，进口大量德国装备武装其嫡系部队。蒋抵住政府内部求和派压力，投入百余万国民革命军坚持抗战，尽力阻止日军深入中国内陆。蒋认为，与日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西安事变的第二个后果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黄仁宇在他的书中感叹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以农村社会作基干，不具实质上的统一，衣食未果的国家，打败一个工商先进国家的先例。”结果是，面对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坦克、大炮，中国军队根本没有打击的武器，士兵只得全身绑上手榴弹，滚到坦克底下，和它同归于尽。

“战事既开之后，中国即发现不仅航空汽油全赖输入，空投炸弹亦不能自制，一架飞机缺乏轮胎即不能起飞。……淞沪战役历时十周，中国损耗了85个师的兵力（近50万人！），整个防线暴露在日本海军大炮射程之内……徐州战役之后，中国只能以黄河决堤长沙大火等方法迟滞日军……”

那份力量悬殊的惨烈，那份艰苦卓绝的悲壮，回荡于整个抗战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