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鼎记》之后金庸为什么不写了？
▲董培新绘《鹿鼎记》
《鹿鼎记》之后金庸为什么不写了？
金庸封笔的原因就是“老了”，但这种老并非年龄和身体意义上不能支撑的“老”，单纯就是他写武侠小说方面难以为继了，至于为什么回这样，就得从他写武侠小说一些背景说起。
乡土情结
金庸是浙江海宁人，1924年出生，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那是他在并不算漫长的人生经历中，经历了抗日战争（外族入侵）和内战（北方政权南下），31岁却已经是个父母双亡的人。
这个年龄的金庸站在血气方刚的尾巴上，用武侠小说抒发壮志未酬，身体生活在香港，心中却还是故乡。
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写了家乡的传说——陈阁老的故事。
传说陈阁老在朝中为官，妻子与雍亲王老婆生产时间接近，陈阁老被人命令将儿子抱入宫中，出来的时候却成了个女儿。晚清就有人说了，弘历是陈阁老的儿子，被掉包了。金庸作为海宁人对传闻非常熟悉，虚构了一个人物——陈家洛，他作为乾隆的兄弟，与自己的哥哥开展了一番较量。
写小说对当时金庸来说是一件陌生的工作，工作不熟悉，内容如果再不熟悉，不会写的很好，所以金庸就从自己熟稔的传奇故事开写，而自己则化身主人公，回到了魂牵梦绕的故乡。
己牌时分已到达海宁城的西门安戌门。他离家十年,此番重来,见景色依旧。
回忆儿时母亲几次携了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望着大海，儿时旧事，一一涌上心来
真正让金庸意气风发的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虽然主人公郭靖是从小再蒙古长大，但是故事的源头发生在浙江，开篇第一句是这样的：
钱塘江浩浩江水，日日夜夜无穷无休的从临安牛家村边绕过，东流入海。
由此可见发生地点在杭州边上，入海的位置，打开地图看看杭州边上钱塘江入海的地方是哪里？还是海宁。
郭靖“为国为民”的思想源头，除了母亲以外，来自他的师父“江南七怪”，江南七怪是哪里人？嘉兴人，要知道金庸可是在嘉兴读过书的，他的师父也是嘉兴人。
射雕三部曲奠定了金庸的武侠小说巨擘地位，此后的小说也是写的越来越熟练，主人公逐渐远离了自己的故乡，但作为海宁查家的人，最后一部武侠小说还是回去了，甚至让祖先查继佐直接登场了，虽然开头和结尾与明史案相关的人物在普通读者看来似乎与全书没有特别紧密的关联，可金庸加在这里其内心的用意并非一般人能揣摩，实际上金庸内心里有一个绕不开的结——民族情结。
民族情结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金庸父亲带家人逃离海宁避难，期间金庸的母亲因病去世，当时10多岁的金庸没有能力做更多事情，但战争的印象投射在了他的心头。
出身书香门第的金庸幼时依照中国传统教育进行培养，但是所有对中国历史有了解的人来说，在外族入侵面前，两次亡天下本就是绕不过去的坎儿，他亲身经历的日本入侵更是激发起汹涌的民族情结。
1955年，31岁的金庸以笔为剑，开始书写属于自己的民族情怀。
《书剑恩仇录》并不是简单的狸猫换太子，因为雍亲王是满族人，王妃的儿子继位，也就是乾隆是个汉族人，相传获知了真相后乾隆很喜欢穿汉服，甚至想让服饰恢复回去，6次去江南，4次住在海宁陈家……这一切都让金庸充满了兴趣，然而最终结果并无变化，所以金庸塑造了陈家洛，在政治面前软弱又天真的他葬送了自己的爱情和事业，只得在江湖销声匿迹，而城府极深的乾隆则在权力的诱惑面前抛弃了自己的民族与亲情。
乾隆汉服画像
或许在最初金庸尚且不能在小说中纯熟的驾驭自己的文笔和思想，他塑造了陈家洛的悲剧形象和原因却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在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就是《射雕英雄传》，这些问题得到了一个结果。
《射雕英雄传》绝不仅是一部成年人爱情童话，因为从感情的角度看，已有婚约的郭靖撩黄蓉，得手后又要去履约简直是活脱脱的渣男。让郭靖摆脱渣男形象的除了金庸给他加上的木讷标签外，就是国家民族大义了。面对高官厚禄甚至裂土封王的承诺，郭靖毅然决然的违背了婚约，走上了一条无比艰难的路，面对外族入侵，谁敢绥靖，谁就是他的敌人，这就是金庸给出的答案——面对外族入侵，必须抗争到底。
全书沉浸在浓郁的爱国情怀之中，南宋爱国诗人的众多作品贯穿全篇。全书开头就时一首戴复古的作品。
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
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
黄蓉第一次以女装见郭靖时，唱了辛弃疾的《瑞鹤仙》，并且说自己的父亲敬重辛弃疾。
雁霜寒透幕。正护月云轻，嫩冰犹薄。溪奁照梳掠。想含香弄粉，艳妆难学。玉肌瘦弱。更重重、龙绡衬著。倚东风，一笑嫣然，转盼万花羞落。
寂寞。家山何在，雪后园林，水边楼阁。瑶池旧约。鳞鸿更仗谁托。粉蝶儿只解，寻桃觅柳，开遍南枝未觉。但伤心，冷落黄昏，数声画角。
郭靖一个字一个字的听着，虽然于词义全然不解，但清音娇柔，低回婉转，听着不自禁的心摇神驰，意酣魂醉，这一番缠绵温存的光景，竟是他出世以来从未经历过的。黄蓉一曲既终，低声道：“这是辛大人所作的‘瑞鹤仙’，是形容雪后梅花的，你说做得好吗？”郭靖道：“我一点儿也不懂，歌儿是很好听的。辛大人是谁啊？”黄蓉道：“辛大人就是辛弃疾。我爹爹说他是个爱民的好官。北方沦陷在金人手中，岳爷爷他们都给奸臣害了，现下只有辛大人还在力图恢复失地。”
以武穆遗书为主要线索的故事更是少不了岳飞的诗篇，除了《满江红》以外，《小重山》等岳飞名篇也纷纷登场为全文奠定了基调。
主人公虽然仁慈却不再软弱，这就让反面人物难以得逞，《射雕英雄传》中的杨康就像《书剑恩仇录》中的乾隆，利欲熏心之下，弃家国于不顾。对这种人金庸表示了理解，因而在《神雕侠侣》中给出了自己的观点，他借用南宋爱国文人刘过（刘过，字改之）的名字给杨过（杨过，字改之）命名，期望人们不要犯错，即便有了错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郭靖扬鞭吟道：“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连云列战格，飞鸟不能逾。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杨过听他吟得慷慨激昂，跟着念道：“胡来但自守，岂复忧西都？艰难奋长戟，万古用一夫。郭伯伯，这几句诗真好，是杜甫做的么？”郭靖道：“是啊，前几日你郭伯母和我谈论襄阳城守，想到了杜甫这首诗。她写了出来给我看。我很爱这诗，只是记心不好，读了几十遍，也只记下这几句。你想文士人人都会做诗，但千古只推杜甫第一，自是因为忧国爱民之故。”杨过道：“你说‘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文武虽然不同，道理却是一般的。”郭靖听他体会到了这一节，得是欢喜，说道：“经书文章，我是一点也不懂，但想人生在世，便是做个贩夫走卒，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
金庸在郭靖和杨过的对话中定义了“侠”——“只要有为国为民之心，那就是真好汉，真豪杰了”。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的根本，离开了这一点，那么他的小说就失去了根基。
民族主义消退
《倚天屠龙记》是金庸年近40岁完成的作品，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张无忌与铁棍一般支楞着的郭靖相比显得软趴趴的，像个没有主心骨的老好人，身世坎坷的他记不清家仇国恨，在天下唾手可得时选择了与异族女子厮守他乡，这是与自己和解的先兆，金庸此时已经不再像当年那般头铁，态度也转变为民族融合。
其后的《天龙八部》更是突出了作者的思想转变，与《书剑恩仇录》和《射雕英雄传》不同，《天龙八部》并没有用两兄弟的对立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是用一个人的两个不同身份来探源内心。乔峰和萧峰随着身份的变化，民族立场多次反复，从要为大宋人民呕心沥血的丐帮帮主到想为大辽人民鞠躬尽瘁的南院大王，在两国军民之间，乔峰多次沉思后没有退路，唯有一死。
乔峰是郭靖真正的对立面，被蒙古人养大的郭靖面对两国兵戈选择了自己的民族，被宋人养大的乔峰按照这个理论在辽宋交兵时岂不是应该为大辽前驱？”为国为民“，那么”国“是什么？”民“又是什么？这是金庸自己创造的难题，戏剧性的故事艺术效果绝伦，结局看似惨烈，实则狡猾，金庸没有给自己设定的问题一个合理的解答，反而选择了逃避。
《笑傲江湖》写在《天龙八部》之后，它讲了一个不涉及民族纷争的故事，没有明确年代，却点明了内部争斗的残酷性，对权利的贪婪会令人性扭曲，这一点在任何时代和民族上没有什么不同。
到了《鹿鼎记》，金庸讲了自己家的故事，“明史案”与海宁查家关联密切，虽然此后发现了查继佐的著述，但是也没法改变“明史案”中查家因为举报受益良多的事实，“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是查家经久不衰的写照。直面自己家庭背景的金庸给出了此前困惑的最终答案——他已经认同了民族融合的看法。
这个结果对很多读者来说是不能接受的，痛骂金庸“满遗”、“包衣”，不过我觉得48岁的金庸拥有这种观点并不意外，或许他曾经思考过“亡天下”的过程，在其间痛彻心扉，但最终的结果就是他依然不得不面对民族已经融合的现实。
硝烟散去，汉族遭受屈辱已然是过去，历史需要铭记，可金庸有关民族主义的著作已经足够多，再继续下去，似乎就会延续本不该存在的仇恨，于是就有了“鹿鼎记”结尾穿越一般的对话：
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问道：“我的老子倒底是谁？”韦春芳瞪眼道：“我怎么知道？”韦小宝皱眉道：“你肚子里有我之前，接过什么客人？”韦春芳道：“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每天有好几个客人，我怎么记得这许多？”
韦小宝道：“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韦春芳道：“汉人自然有，满洲官也有，还有蒙古的武官呢。”
韦小宝道：“外国鬼子没有罢？”韦春芳怒道：“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连外国鬼子也接？辣块妈妈，罗刹鬼、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韦小宝这才放心，道：“那很好！”韦春芳抬起了头，回忆往事，道：“那时候有个回子，常来找我，他相貌很俊，我心里常说，我家小宝的鼻子得好，有点儿像他。”韦小宝道：“汉满蒙回都有，有没有西藏人？”
韦春芳大是得意，道：“怎么没有？那个西藏喇嘛，上床前一定要念经，一面念经，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真像那个喇嘛！”
金庸思想只是从单纯的汉民族主义升级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了，他不是“皇汉”，也不是“满遗”，只是个用笔来讲述读书人家国情怀的作家。
金庸为什么不写了？
1972年，金庸48岁，定居香港也已经有24年，他在香港的时间已经赶上了在大陆的时间，他内心的痛苦和仇恨已经化为淡然与和解，中年的金庸给了青年的自己一个答案，解开了他心头的结。
书写了一篇篇引人入胜虚构历史的金庸拥有一支生花妙笔，而驱动着他进行创作的动力却是朴素的民族情结，人毕竟时荷尔蒙操控的动物，待金庸的这种情结消退，”侠“的根基不复存在，他便再也难提起笔延续那个世界。
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韦小宝……一个个金庸笔下的人物隐退在书中，他们与自己的家人拥抱生活，远离了纷争，金庸同他笔下的人物离开了那个世界，走向了现实，一切便无可挽回的走向了庸俗。
当然，你也可以认为金庸还在，就在襄阳城上矗立着。
不论什么观点，都是金庸的，随着时代变迁，保不齐什么时候《射雕英雄传》又会成为人们爱不释手的作品，那会人们需要像郭靖一样支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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