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臆解
【内容摘要】：周公平定三監之亂后，《逸周书·作雒解》載，周公“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孙诒让、郭沫若、范文澜等学者皆以为“中旄父”为卫康叔封长子康伯懋，对于前辈几位大师的论断，哲并不以为然。一个是康伯髦，一个是中（仲）旄父，伯仲排行不一样，显然非一人尔。范文澜以“中旄父”为康叔次子受封为世子，是调停的猜测，并无实证。至于郭说，更是无稽之谈。以后世之草书字体来推断三代文字之形误，岂非关公打秦琼？然则“中旄父”何人也？哲以为“中旄父”乃毛叔郑次子，也即典籍所载文王幼子冉季载的次子。是叔旄方彝中的“叔旄”，盩伯毛鬲中的“盩伯毛”，师毛父簋中的“师毛父”，“旅鼎、毛公旅方鼎”中的毛公，《尚书.顾命》中成王托孤六卿之毛公。《作雒解》周公呼亲侄“仲旄父”是以字辈排行称谓，帶有濃重的剛剛走上歷史舞臺的初期印記。從“中旄父”到“叔旄”，从“叔旄”到“盩伯毛”，從“盩伯毛”到派氏为“毛伯”，從“毛伯”、“师毛父”、到“司空毛公”、“顧命毛公”，毛叔鄭（冉季）次子的稱謂變遷是有跡可循的。【关键字】：中旄父 叔旄 盩伯毛 师毛父 周公居柬 利簋铭 管叔 毛氏 毛叔郑 冉季载 盩师 管师 文王太姒圣孙台湾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其《西周史》序言中，谈及西周初年诸多人物时说，“金文铭辞中，也颇有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如明保，如中懋父，如毛公...，也均有资格列入专节。”文中“中懋父”概指《逸周书·作雒解》的“中旄父”，即周公平三监之乱后，“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柬）”。但许先生可能受前辈学者的影响，是将“中旄父”理解为是卫康叔封之子“康伯懋”，故而误写作了“中懋父”，且把“毛公”与“中旄父”目为二人。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邶墉卫考》以为，“中旄父”即《左传》中的“王孙牟”，也即《世本》、《史记》中的康伯髦。又有范文澜等学者为之补充，认为，“卫康叔封世子中旄父为康伯，康叔死后，康伯继位。自后卫国世子有受封称伯的惯例。”（《中国通史》第一册）。“卫康叔子仲髦父排行第二，受封为世子称伯。”也就是说，部分学者亦认为仲旄父即康伯髦。近代学者郭沫若在《金文大系》说王孙牟父即此“伯懋父”并说：“懋、牟、髦、旄均同纽，而幽宵音亦相近，中盖字之讹也。中、白形近，草书作尤近，故至讹误。”对于前辈几位大师的论断，哲并不以为然。一个是康伯髦，一个是中（仲）旄父，伯仲排行不一样，显然非一人尔。范文澜以“中旄父”为康叔次子受封为世子，是调停的猜测，并无实证。在中旄父宇于柬时，康叔举家封于殷墟，康叔之子康伯髦正在征东夷、征犬戎，怎能把二人混为一谈。《作雒解》说：“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柬，字误）。”这是周公筹谋稳固东土且同时进行的两个重大措施，在这个生死关头，决无可能把康叔父子分置在两个重要军事据点上。至于郭说，更是无稽之谈。以后世之草书字体来推断三代文字之形误，岂非关公打秦琼？然则“中旄父”何人也？哲以为，典籍所载的“毛叔郑”与“冉季载”是异名同一人。“中旄父”乃毛叔郑次子，也即文献所载文王幼子冉季载的次子，是《尚书.顾命》中成王托孤六卿之毛公。试为之申说。中旄父的身世，文献记载少的可怜，仅《逸周书·作雒解》中一见，且其中一字“东”又或为“柬”“阑”之讹，即周公“俾中旄父宇于东”。孔晁注说：“中旄父代管叔”。孔晁，西晋五经博士,王肃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在他的那个年代，恰遇“汲塚竹书”的被发现，他的这个注释应该是有所凭据的，是可信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的，记载了在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利簋”（又名“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或“檀公簋”）铭文中，有“...辛未，王才（在）阑，閒（閑）師...”字句，以往学者皆将“闌，閒”二字目為“管”字重文，哲以為誤也，此本二字尔。阑，即古文管也。《說文》解为“門遮也”，其實就是“關”。關简体就是关，引申为关隘。古文“關”即“管”，“管”字為后起，史料有“管叔，一作关叔”的说法。管地，《括地志》謂在“鄭州管縣”。閒，即閑。空也，隙也。古“閑、間、閒”通用。閒師，即師旅間歇、暫駐的意思。“利簋铭”讲的是周武王在克商后第八天的辛未日，率领军队来到了阑（管）地，在该地进行休整驻扎。阑（管）地在商周时期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在三千多年前，就曾为中国商代中期都城。夏禹也曾建都于登封阳城王城岗，以嵩山为中心的伊洛河和颍河上游一带及山西南部是夏人的活动中心。阑（管）地周边有荥阳关、虎牢关等险关要隘，有广武山、鸿沟等名山沟川。东有鸿沟连接淮河、泗水，北依邙山毗邻黄河，南临索河连嵩山，西过虎牢关接洛阳、长安，地势十分险要，是周武王与八百诸侯孟津会师灭商的出发点。故而周武王将王师驻扎在该地，并派封弟叔鲜（管叔）为殷商三监之一，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命管叔率军在阑地监殷是周武王控制殷地及东方的重要措施，在成周洛邑没建成之前，管地或管国是周王朝实际控制东方政治疆域的中心。阑（管）地历来是殷商中末期都城安阳、朝歌的南门户，也是后来周王朝的东都成周洛邑的东门户。它的军事关隘作用可以从古地名文字的演变上也能体会得到，如“利簋铭”中的“阑”，是由“门+柬”组合。对于柬字，现代人大多数只晓得是请柬之“柬”，而不大明了它的古义。这也难怪，因为许慎《说文》对它的解释是有欠缺的。《说文》以为“柬”，从束从八。八，分別也。所以认为是“分别拣之也”。这个解释非常难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由此延说了一段云山雾罩的解释，太长，不引，自个看去。哲以为两位先儒的解释都不对。“柬”的字元结构是“束中带两点或两竖”，束，缚也。中有两点是会意，表示书简束缚后的绳结。故“柬”从束不从八，乃从束从结，读若简。我们现在制作精美的请柬，有的还会用红丝带打结，这也是一种古老文化的孑遗，只是我们平时习以为常，未尝注意到而已。故而“柬”的本义是打结，“门中有柬”即阑字，意思是将门束缚起来并打结，即栏也，关也。“柬”从手即“揀”字，用手剥弄束缚的书简，就是挑揀的意思，故揀才有“择”的意思。“柬”从言即为“谏”字，言柬就是言语“劝诫、阻拦”之意。故而柬的本义是关，阑、關同义，“关+邑”就是“郑”字。很有意思的是，郑的繁体鄭,字元构成是奠+邑。奠，定也，鎮也，守也。故管地就在现在的河南郑州一带。因了“利簋铭”的发现，一些学者，如杨宽、于省吾、徐中舒等对《作雒解》中“俾中旄父宇于東”的“東”字有了重新的审视，认为传世文献可能是将“闌”误衍成“東”。當然需要指出的是，他們并沒有厘定出“利簋铭”中“闌+閑”是兩個字，多數將兩字的合文看作了“管”的古文，連帶后文的“師”，認為“管師”即管地，是周初管叔的封地，即在今鄭州一帶。因為是將合文認作了“管”字，而與“東”字形差距相甚，故對《作雒解》中“東”是否“闌”之衍文不大敢以肯定，也影響了進一步的研究和發揮。將“利簋铭”中“闌+閑”二字單獨隸出，是毛天哲的獨特研究成果，可參見“毛天哲：利簋銘文籀釋兼論武王克商日”一文。“闌”簡寫即為柬，從這點出發，我們可以肯定地認為，在文獻抄寫過程中，“柬、東”二字形近而致誤。由此可見，晉孔晁的註解沒錯，“中旄父宇于柬（管）”確實是接管了管叔的封地。
周公平三監之亂后，讓嫡親少弟康叔封接管了殷商都城朝歌，讓嫡親幼弟毛叔叔鄭（冉季）次子中旄父接管了管叔封地“闌”。从沬司徒牟鼎铭文可知，康叔封长子伯髦父担任了沬司徒一职。沬，典籍也称沬邑、妹邦，妹土。即纣王故都朝歌。朝歌是别称，沬邑是本名。有一说是指牧野，不确。卫，古文为韡。司马迁《史记》中写作“韂康叔世家”，“韂”恐又是“韡”之讹。可见康伯髦与父亲“康侯”是同时被周公派驻于殷商故都沬邑的（也即俾康叔宇于殷），且任职沬司徒，故而“中旄父”非康伯髦显然。上古文字由于形误传抄导致的历史公案有很多，其中让毛氏族人愤懑不平的莫过于《逸周书.祭公解》里周穆王三公之一毛班的名字被隐匿了数千年。近世被发现的清華簡《祭公之顧命》中，“乃召畢貆、井利、毛班。曰：“三公…”於今本作“乃召畢桓於黎民般”。盖古人校書不知这是三人名，把“毛”誤認作“民”，“利民”讀爲“黎民”；“班”被讀爲“般”，訓爲“列”；顺此理解即把“井”字臆測成“於”字了。看來古人校書也就那么回事，沒資料誰都沒輒。所幸清华简出，毛氏族先祖毛班於文献可徵又添一例。上述“柬東”易形誤的事實，讓我們不得不對先秦典籍中相關文獻重新做下點校和審視。如著名的“周公居東”公案，哲以為也是形誤，實為“周公居柬（管地）”。有关文字记载在《尚书.金滕》中，说到是周武王去世后，周公摄政辅助幼小的成王处理国家政务，“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声称周公对“孺子”（成王）另有所图。在来势汹汹的流言面前，周公对召公和姜太公说，我若“弗辟”，“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周公居东两年，罪人们都被抓获了。对于“周公居东二年”的理解，古今学者有着不同分歧。概括起来有“周公东征”、“周公待罪于东”及“周公奔楚”三种迥然有异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历代学者发挥自己的理解，还延伸出近二十种看法和解释，使得这一历史公案更加的扑朔迷离。其实只要正确理解“居东”是“居柬（管）”的形误，对此文献的理解就不至于这么歧路多羊。汉代马融、郑玄的“周公待罪于东”说，是将居东理解为“避居东都”。从历史材料看，东都洛邑的规划选址建造是在平定三监之乱后才着手进行，并且营建的时间应该也是不短的。成王初年，洛邑尚且不存在，周公“避居东都”的说法显然是没有根据的。而伪孔传的“周公东征”说一定程度上还算合理，但也没法解释“居东”与“东征”之间的字面关联。“东”作为一个地理方位来说，相对周公所居住的某地方，范畴太大，古代史官所记绝无可能如此无厘头。唯有将“居东”理解为“居柬（管）”的形误，这样的文献记录才是最接近史实的。清华简《金滕》的整理和发布为我的这一推论提供了佐证。相关简文是这么写的：“周公石东三年，祸人乃斯得。”石是适的通假字，同出清华简的《系年》篇常见，写作“辶+石”，就是古文常见的“适”字的本字。“适”的字义是去、往、到、赴。但哲以为，清华简写作者此处用“适”字应该是对“周公居东”材料的变通写法。可见在春秋之际，“周公居柬（管）”原始材料可能就被误读了。从字义上看，尚书金滕的记载更为原始，也更说的通。管地是周王朝在东方的重要军事堡垒，是周王师驻扎地之一。管叔当时就在管地负责监殷，利簋铭也说明了周武王灭商后，周王师确实是驻扎在管。武庚勾结三监反叛，周公在管地负责指挥调度军队平叛，并在此居住了二年，也是合乎情理，符合历史真实的。《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通观文意，周公在管地确实是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故能在次年一举克殷。《逸周书.作雒解》回顾说，“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乃囚蔡叔于郭淩…”，然后始有“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等重要举措。“三年践奄”必定是扫清了殷地的抵抗力量后才可进行的军事行动。在“践奄”军事行动时，周公是否还在管地，从现有史料中没法得出准确的信息，但可推测的是，以灭“商奄”为重要标志的征服东方诸方国的战争，才是周公真正意义上的东征。从地缘军事和政治的角度看，“三年践奄”行动时周公不会停留在管地指挥作战。即使周公居管指挥东征，也不妨碍文献对周公东征花了二年时间，则“罪人斯得”，因为《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这一年救乱，以哲的理解是，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作了大量军事准备的过程，所以典籍里有说周公东征三年的，是将“一年救乱”包含在内。也有说周公东征二年的，是将“一年救乱”剔除在外，是对周公东征迄止时间理解不同而已。有点扯远了，我们回头来看看周公东征（包括平定“三监”及武庚叛乱，征服东方诸方国的战争。）依靠的是那些力量呢？《逸周书.作雒解》说的很明白，“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司马迁《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此处说内弭父兄，主要是指召公、毕公等。先儒有说召公为周同宗，恐不确，召、毕或是文王媵妻（太姒随嫁之妹）所生，周公同父异母之兄长。清华简《耆夜》记载：“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太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甲为位，作策逸为东堂之客，吕尚父命为司正，监饮酒。”周人是非常讲究尊尊亲亲之伦理的，从文中宾客主次可以看出，“叔旦为主”是指周公为伐耆主帅。毕公作为征伐功臣为客，排位在先，是先尊后亲。召公排序在周公前，估计也是因年齿稍长。重要的是文中只称谓周公为“叔”，可知唯有周公为武王母弟，召、毕或为周公庶兄弟，文王庶子。宴席中，王先“掖爵酬毕公”，后再“酬周公”，体现的是先外后内的待客之道。周公先“掖爵酬毕公”，后再“掖举爵酬王”，亦然。表达的是周王室大宗对小宗兄弟出力开疆拓土征伐有功的酬谢。类似的还有管蔡成霍，《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的说法并不可信。哲以为，或是后世注解混入了正文，亦或是司马迁本人未能搞清文王嫡庶子的关系。文王太姒嫡子仅四人尔，武王发、周公旦、康叔封、氂季载(冉季、毛叔郑)，伯邑考非太姒子。《尚书金滕》周公请“以旦代王发之身”，史策祝曰：“惟尔元孙王发，勤劳阻疾。”是以知“（武）王发”为元孙，乃太姒长子也。
文王娶太姒时，年龄已然不小，大约38岁，在此之前，早就娶妻生子。大姒非文王元配，是文王继妃。诗《思齐》篇所彰者，正是指大姒德貌兼备，虽为继妃，居宫则雍，助祭则敬，恭敬神灵，珍养子女，行事有规，教子有方，有后妃之德。故其长子被周文王立为嫡，自己亦以继妃为后。“参见毛天哲：“文王妻大姒继妃说释正”一文”。《思齐》篇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先儒注解说是文王以身作则，德行被寡妻所效法。然哲以为，《思齐》篇皆美大姒之德也，非关文王。此处指太姒以身作则，懿德为文王元配所效法也是说的通的。所谓太姒十子的说法是后人缘于左传富辰所述文之昭（管蔡成霍，鲁卫毛聃…）的错误理解。何况富辰所言，亦非按照后世所谓“太姒十子”尊长顺序排说，更像是按照母出不同而述。如“管蔡成霍”为同母弟，“鲁卫毛聃”为同母弟。鲁、卫为周武王母弟自不必说，《左传》中写的很是明白：“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左传定公五年）”。近代发现的《班簋》铭刻有毛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王姒圣孙”的文字，如此，吾毛氏乃文王太姒嫡子孙这一铁板钉钉的史实，则昭昭于万世矣。三监之叛，“管蔡成霍”三人预其中，又《尚书金滕》记“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古语说，二人成对，三人成群。显然此处“群弟”非指武王、周公群弟，而是实指管叔之群弟。三监之叛的实质其实还是嫡庶子权位之争，“管蔡成霍”或是周文王元配“京室之妇”周姜的儿子。《国语·晋语四》：“文王...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韦昭注：“三君云：‘二蔡，文王子，管叔初亦为蔡’。”古今学者对管叔缘何“初亦为蔡”疑惑不解，其实若明白先周之前，诸侯分封子嗣采邑多以母亲为别以类封，就可释然而解。管蔡者，非周武王母弟也，是文王元妃周姜之子。在文王时代，兄弟二人就被分封到蔡邑（今陕西眉县蔡家坡），因食邑在蔡，故以蔡为氏称，或称蔡伯、蔡仲。武王克商后，兄弟又同时徙封到今郑州祭城路这一带（后为周公季子祭公封地）。二蔡之长蔡伯（管叔）因帅军长驻阑地，自析分为管国（《逸周书.文政解》“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蔡开宗循王…”说的就是这事），故改称管叔。“二虢”也是类似的情形。“二虢”为文王母弟虢叔之子，而同封西岐虢地（地在陈仓左近），故称虢仲虢叔。到周公旦东征时，始将虢叔派驻荥阳京邑，典籍称东虢，而虢仲留封宗周西虢，为王室卿士。《国语·晋语四》此处为何不称武王、周公而说二蔡，有学者说是为了文气上呼应“二虢”，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管叔、蔡叔之母虽为元妃，却未被立为后，文王惠慈二蔡是某种形式的补偿。
周武王克商后，赋予管、蔡、霍监殷之重任，不意其在武王去世后拥兵以自重，权欲膨胀，导致勾结武庚叛周。“打架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周公平叛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其同母弟康叔封、冉季载（毛叔郑），以及召、毕等其他文王庶子（非与管叔同母）。太史公曰：“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太史公此言甚是，只是文中“成叔”或是“康叔”之讹误。“康叔、冉季之属十人”不光是仅指周武王母弟而已，还包括了其子属。如周公有长子鲁公伯禽、次子明公君陈、幼子祭季（祭公谋父）。康叔有长子伯髦父、幼子康季。冉季（毛叔郑）有长子芮伯，次子中旄父（顾命毛公）、幼子南季。这也就是周初王室大宗之构成，以周公为宗长。为何说冉季载即毛叔郑？在所见先秦两汉典籍中，毛叔郑仅一见，在《逸周书》中载“有毛叔郑奉明水”。司马迁《史记》中也有引用。而冉季载也仅有数条，《史记》称厓季载，《左传》中称“聃季载”，而《白虎通》中称“南季载”。《逸周书.克殷解》“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看的出来，能与召公奭、师尚父并列，且手捧代表了上天明命“玄水”的毛叔郑，在周王室中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他应该就是《史记》中认为的文王幼子冉季载，和革殷大典中同时出场的卫康叔封才是真正的周武王同母弟，后世出土的班簋也证明了这点。“冉季载”在古代文献记载极少，东周后又被人误为“南季，叔聃，聃季”。哲以为，文王幼子私名为爯。古文爯再载，皆字同，这个为周公东征方鼎（亦称载方鼎）佐证。季是排行，按例称季爯或爯季,文献衍写为季载。封邑在爯，即古陈仓。《左传》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其中的“芮”地就是指陈仓那一带，“爯、芮、冉”是文献里的不同写法，就如“邰”，此处被写作了“骀”。周初，周人的称谓是最为繁杂难辨的，如前面说过的“二蔡”，“二虢”。如康叔封长子伯懋父，又称王孙牟、康伯懋、沬司徒牟、伯懋父、伯髦父，在成王《顾命》中则是称“卫侯”。冉季载又被称谓毛叔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次子中旄父代管叔而驻扎阑地。管叔被殺后，封邑或改称郑或鄭地。因周公、成王周初大肆封建，文武周王的子、孙在周初被分封为不同的氏姓。中旄父后被分封派氏为毛，故当时的人称谓其父为叔鄭，或毛叔、旄叔、毛叔郑。在班簋铭文里，成王直接称谓为“毛父”。“毛”作為一個專有詞，應該是在周初才出現的，商代的时候都还没有。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 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但是“毛”字確實沒有。在周代文字中，旄、毛是通假的。現藏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的“臣女大方鼎”，亦稱嫊奚鼎，逐己公方鼎。（哲註：命名有誤，主要是沒釋讀明白。）哲以为應該是命名為“姜姬大方鼎”。正確的銘文我直接隸定如下：“隹（唯）二月初吉庚／寅，才（在）宗周，（楷）中（仲）／賞氒（厥）姜姬狐／迖（大）毛（旄）兩、馬匹，對／揚尹休，用乍（作）己（紀）公／寶尊彝。”學者研究后是將銘文“毛”釋讀為“旄”的。銘文我簡要解釋下，“楷”是畢公高次子受封的諸侯國，也即“武王八年征伐耆”的耆國，文獻里亦稱黎國。畢公高次子受封后稱“楷仲”。己公是紀國國君。纪国，古书和金文中也称己国，是位于商朝东方的诸侯国，国祚延续到西周到春秋时代。国君为姜姓。国都纪，位于山东半岛中北部，渤海莱州湾的西南岸的今寿光市。楷仲女兒嫁給了紀公，故稱姜姬，銘文說的是楷仲賞賜女兒“狐狸大旄（氅）兩件及馬匹”，紀公作了此寶尊鼎來紀念此事。另外一件更能說明旄毛通假的是師遽簋蓋，銘：“隹（唯）王三祀四月既生／霸辛酉，王才（在）周，各（格）新宮，／王诞正師氏，王乎（呼）師／朕易（賜）師遽貝十朋，遽拜／稽首，敢對揚天子不（丕）／不（丕）休，用乍（作）文考旄弔（叔）／尊，世孫子永寶。”此处“文考旄叔”显然是“文考毛叔”，師遽是毛氏小宗，自称其父为“旄叔”是区别毛氏大宗。可见師遽也是毛氏子孙。又有師湯父鼎铭：“...師湯父拜稽首，乍（作）朕文考毛弔（叔）鼎彝...”可见，師遽、師湯父等都是吾毛氏族人。据哲研究，“師遽簋蓋”铭文历日是在公元前919年（周恭王2年），董作宾、李学勤先生均认为是恭王3年器，是因为未能理解西周“年、祀”纪年稍有不同，差值有一年。師湯父鼎历日是在公元前887年（周懿王13年）。
从历史材料看，自“中旄父代管叔”接管西周王师以来，终西周一朝，毛氏族人（毛氏大宗子弟或小宗宗长）都有担任师氏的惯例，而毛氏宗长则或任司空、司徒，或为太师、塚宰，地位十分显赫。在周公东征、成王伐东夷期间，卫康叔封长子伯懋父一直担任殷八师的统帅，这在出土材料和典籍文献中都有佐证。周王室直属军队（后世所说的西六师）早期自然由周公旦、虢仲虢叔等统帅，但在中后期，逐步由毛叔郑（冉季载）次子中旄父所替代，这个在“班簋”中就有确定的记载。在《尚书顾命》中，成王托孤的六位顾命大臣中，除了召太保奭、毕公这两位宿老外，彤伯是成王支子。余下三位，卫侯即康叔长子康伯懋，芮伯、毛公皆毛叔郑（冉季）之子。卫侯康伯懋任周司寇，为成周八师（即殷八师）统帅，毛公则为周司空，为西六师主帅。芮伯为司徒，地位不亚于召公之下。《管蔡世家》说“周公举康叔为周司寇，冉季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于天下。”《左传.定公四年》称“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则知毛叔郑（冉季）先后担任过司徒、司空，后长子芮伯承继了司徒职位，次子毛公承继了司空职位。周公家族缺位成王顾命卿，迨因当时周公家族或许没有可以担当的人才，周公旦、周公次子君陈（即明公、周平公）在成王年间相继去世。当然或许也有成王忌惮周公家族的因素在内，毕竟周初管蔡的流言确实不利于周公家族。虽然典籍中关于西周初年毛氏先祖（毛叔郑及其子嗣）的直接材料(文献记载)比较少，但间接材料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近世被发现的地下材料，诸如班簋、师毛父簋、师汤父鼎、毛公鼎、近世发现的《清华简》的相关篇目等等。只要我们能仔细地合并比较研究，周初毛氏被分封的脉络还是能够清晰了解的。出土彝器中有件“召伯毛鬲”或许与毛氏早期历史有关，但往往被学者所忽。所说“召伯毛鬲”，实际应称“盩伯毛鬲”。【銘文】:“（盩）白（伯）毛乍（作）王母（尊）鬲”（见【總集】１４３３）。迨因铭中首字未能正确释读，有学者释为“召”，误断为召氏家族彝器，继而将其年代定为西周晚年。事实上以铭文拓片看，此铭首字何尝为金文“召”字。此字横竖看都不可能是召字，金文召字出土彝器中出现很多，皆非此构型显然，诚不知谁家先读作召，而后学人皆毫无疑义哉？
此字构型下为皿，上部为两爪手，中有“酉”字构件，上部首旁有“氵”。仔细分析，酉＋氵则为酋。《说文》释酋：“繹酒也。从酉，水半見於上。”繹酒，即敬酒也，俗语筛酒，头杯酒必敬尊长，故“酋”字引申意有首领之意。金文中从爪或双爪者字元皆指手执之意，后一般隶简为“攵、丸、支”等。整个字形构造表述的含义是“双手执壶周旋筛酒入器皿中以敬酒”，此正与“盩”字合。段玉裁说文注：“扶風有盩庢縣。說者曰：山曲曰盩。水曲曰庢。按卽周旋，折旋字之叚借也。”可见“盩”有周旋的意思，故哲以为铭文首字正是“盩”字无疑。厘清了铭文首字的真确读法，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此簋是西周晚期之物纯属无稽之谈。鬲是殷商时期很普遍的炊食具，《博古图言》：“鬲之用与鼎同，惟祀天地鬼神、礼宾客必以鼎，常饪则以鬲。”此鬲器型为周人特有的联裆形，可见作器者必姬姓。从铭文看是一位名叫毛的贵族献给王母的礼器。王母是特有称呼，是周王孙辈对周王母亲，也即王孙之祖母的尊称。建立西周王朝后，周公制订周礼，将鼎列为至高无上的礼器，祭祖陪葬，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不准違犯，传统的连裆鬲被排挤到不显眼的位置。可以说以鼎簋作为祭祀器礼器已成风气，青铜鬲逐渐退出礼器范畴。以王母之尊，送礼者用常饪之鬲作礼器奉，必不会在西周晚期。故哲据以判读，盩伯毛鬲是西周早期之物，是毛叔郑（冉季）之子毛公(中旄父)所献给王姒之礼器。盩伯毛应该是中旄父担任盩师主帅时的称谓。出土彝器中有件叫“师毛父簋”的，哲结合班簋铭文及“铜铭历日”的研究，以及毛公旅鼎的佐证，认为“师毛父”、“中旄父”和“盩伯毛”其实都是同一个人。班簋的“铜铭历日”是可以确证的。“隹（维）八月初吉，才（在）宗周，甲戌。” 时在公元前1026年8月13日，即成王十九年周正八月初三甲戌日（夏正乙卯年癸未月甲戌日）。是日，周成王命“毛伯更虢郑公服”为周师统帅，率师伐东夷。可见，至少在此之前，毛叔郑儿子“毛伯”已经被分封派氏。联系到成王亲政元年（公元前1036年）始“命魯侯禽父、齊侯伋，遷庶殷于魯。”则可推断毛氏受封大致在公元前1036年到公元前1026年之间。《作雒解》周公呼亲侄毛叔鄭（冉季）次子“仲旄父”是以字辈排行称谓，帶有濃重的剛剛走上歷史舞臺的初期印記。從“中旄父”到“盩伯毛”，從“盩伯毛”到派氏为“毛伯”，從“毛伯、师毛父”、到司空毛公、顧命毛公，毛叔鄭（冉季）次子的稱謂變遷是有跡可循的。班簋不必說了，我們來看师毛父簋铭：“唯六月既生霸戊/戌，旦，王格于太室。/师毛父即位，邢伯佑，/内史册命，赐赤莆[韨]。/对扬王休，用作宝簋，/其万年子子孙，其永宝用。”
旧释此簋为周穆王时器，不妥。铜铭历日既生霸（初八）在戊戌，朔日为辛卯。查张培瑜史历表，及参照毛氏西周断代年表，知时为公元前１０２９年５月２４日。师毛父即班簋铭内之[毛公]，即毛懿公（毛叔郑谥号）之次子。师，职务；毛，氏名；父，美称。邢伯乃周公之子。《诗.大雅.大明》:"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毛传："尚父﹐可尚可父。"郑玄笺："尚父﹐吕望也。尊称焉。"此处，毛父也是尊称。可见毛公担任了相当于周初“师尚父”之职。这是成王对毛公“三年静东国”的功绩的肯定和褒奖。又如旅鼎铭文：“唯公大保來/伐反夷年，在/十又一月庚申，公在盩師，公賜/旅貝十朋，旅用作父尊彝。”哲注：公大保，太保召公奭。［成王］十三年東夷又叛，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以毛天哲厘定的毛氏西周断代年表比對，此銘歷日為公元前１０２９年１０月１３日，周歷十一月朔日己未，次日庚申。器主旅疑是[尚書.顧命]之毛公，與盩伯毛鬲、毛公旅方鼎器主似為同一人。時周公病薨，此次攻伐叛夷由成王親征，召公輔之，主要將領有太公子齊侯呂汲、周公子魯侯伯禽，康叔封子康伯髦、召公长子燕侯克等，王師則由召公奭、毛叔鄭［冉季］、周公次子明保君陳等統領，毛叔鄭［冉季］之子旅當時為盩師主帥。为何会说“旅鼎”也是我毛氏族彝器呢？因为同时代有个“毛公旅方鼎”。只是出土以来，很少有人对此鼎铭文做过详细的研究。原因无过有二，一是《毛公鼎》太有名了，学者们大多专注于对《毛公鼎》铭文的研究上，哲甚至无法在网上找到像样的《毛公旅方鼎》铭文拓本资料。其二是《毛公旅方鼎》铭文的释读存在不同的见解，阻碍了人们对铭文正确的理解。哲以多年的研究和自我的判断，将铭文隶定如下：“毛公旅鼎亦隹觥，我用饮厚眔我友，飨其用侑，亦弔唯考，肄（肆）毋有弗顺，是用寿考。”在所见研究资料中，首句中“旅鼎”一般被释读为“器型较小便携带的军旅用鼎”，哲以前也误认为是。但结合“盩伯毛鬲”、“旅鼎”铭文来看，“旅”更有可能是征战东夷的毛公之名。此句意指毛公旅的鼎大小像西周酒器“觥”。成语“觥筹交错”就是这个“觥”，意思是酒器和酒筹交互错杂，形容宴饮尽欢。毛公将“鼎”当“觥”来盛醇酒答谢战友，凸显了毛公的好客和豪爽。有人会说，毛叔鄭［冉季］之次子不是叫仲旄父嘛，怎么又名“旅”了呢？其实也不矛盾的。我们前面论及过，毛叔鄭［冉季］之次子确实私名为“旄”，但既已派氏为毛，旄毛既通假，又音同。何尝不会或不可以更名乎？如卫康叔元子，传世文献和金文均记载有其事迹。铭文中既称“沬司徒牟”，也有称“伯懋父”。文献中又称其为康伯、王孙牟、康伯髡。毛叔鄭［冉季］之次子的称谓也类之，只是改名更彻底了些。西周初年，有两次大的分封。一次是武王克商后对前朝王室、伐商功臣及文王之子、武王兄弟（文王嫡庶子）的分封。一次是周公平三监之乱后，成王、周公对文武周王之孙辈及周姬姻亲（如姜太公之子、武王妃邑姜之兄弟、文王妃太姒之属亲等）的分封，也就是周成王的同辈姻亲或叔舅之类。毛氏的受封应该是在后一时期，是文王嫡幼子冉季载的次子中旄父受封得氏。成王周公分封时有个特点，就是元子封于外，而大祖及子嗣均留封于畿内。典型的有周公旦、召公奭家族，如伯禽是周公元子，封于鲁，次子君臣承继了周公氏姓，为周平公，而幼子祭季受封后并不承继周公氏姓。又如召公奭元子克受封于燕，为燕侯。召公奭及其子嗣则留封畿内，周厉王时的召伯虎就是召公奭次子的后裔。可惜的是司马迁《史记》对周、召两族留相王室的情况几乎没有怎么涉及，留下了很多的历史空白。西周时期的这种元子就封于畿外、次子食采于畿内以相王室的做法可能是一种惯例、制度。元子别祖为诸侯后，次子一般承继大祖氏姓而为宗子。冉季载的情形有些特别，因是文王嫡幼子，又是武王、周公嫡亲幼弟。冉季载的子嗣均未封于外。长子芮伯封于千阳，次子仲旄父受封于盩厔，幼子南季受封于程邑，皆在西土宗周畿内。故冉季载又称为毛叔郑、“爯季载”（爯、冉、芮或都是通假字）、南季载（《白虎通》记载，文王第十子叫南季载）。前面已经说过，“毛”是西周初年始有专有字，“毛”是冉季载（叔郑）为儿子取名特别造的字，不可能有别的旁人能够有权力用它。则“盩伯毛”为顾命毛公“初名”的推断亦是站得住脚的。就如“中旄父”，中（仲）是排行，旄是私名，通毛。父是美称。检索出土铜铭，哲还发现出土于河南省洛陽市馬坡“叔旄方尊、叔旄方彝”两器或是“中旄父”所作。两器现藏美國華盛頓弗里爾美術博物館。铭曰“弔（叔）旄易（賜）貝／于王姒，用／乍（作）寶尊彝。”王姒，即周文王妃太姒，周武王、周公旦、卫康叔封、冉季载（毛叔郑）之母。在所有出土铜器中，唯有“班簋”和此“叔旄方尊、叔旄方彝”直称“王姒”之名，这不能不让人想象“叔旄”与“王姒”的亲密关系。班簋铭中，毛班拜稽首曰：“乌虖（呜呼），丕（不不）丮（极）皇公，受京宗懿厘，毓文王、王姒圣孙，隥于大（服），广成氒工（厥功），文王孙亡弗褱井（怀型），亡克竞氒刺（厥烈）。”毛班在铭中直称祖父是文王、王姒圣孙，与“盩伯毛作王母尊鬲”遥相呼应，可以推测盩伯毛或即“叔旄”，也就是毛班之祖父，成王之顾命毛公。故哲以为，“叔旄”就是“仲旄父”，就是就是毛叔郑（冉季）之次子，文王太姒之圣孙，就是班簋中“更虢成公服”担任周师统帅的毛公。率师伐东夷，“三年靖东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周公、成王分封毛叔郑（冉季）之次子“仲旄父”派氏为毛，分封毛叔郑（冉季）之长子为芮伯，故毛氏一脉称其祖先为毛叔郑，芮伯一支称其祖为冉季载。后世有混淆毛氏鼻祖为“毛伯郑”者，毛渐《清漾毛氏族谱》源流序说“伯郑为周文王第十子”。《江山邑前毛氏宗谱 源流序》亦有载：“…毛有姓实始郑公，文王第十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即平殷乱，封建诸侯，郑胙土于毛，故曰毛伯，又曰毛伯郑。”然文王子为成王叔辈，自有专名，皆以叔称，没有以伯称的。《江山邑前毛氏宗谱 源流序》此段记载倒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只是文中有衍文。从文意里可以看出，“郑公”和“毛伯郑”是俩人。“郑公”盖是毛叔郑（冉季），所谓“毛伯郑”应是指其子，然子、父必不会同名，以伯称者显然非毛叔郑，应是指《逸周书·作雒解》的“中旄父”。迨因“仲旄父”曾“宇于阑（管）”以代管叔的缘故，因管地后改称“郑”地，故或误称“中旄父”为毛伯郑。
班簋铭中，毛班不但已明刻其父名，其祖名也昭昭在焉。“毓文王王姒圣孙隥于大服”句，前辈学者（包括我自己）大多数是将“圣孙”后读断，释隥为登，以为是登于大服之位。然文王王姒圣孙多矣，毛班述父祖勋功以刻彝，本应有实指，圣孙后一字“隥”实应释作人名。
又有《邓簋》（应释作隥簋）2007年出土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遗址，而该遗址学者一致认为就是西周末年迁徙的芮国。隥簋是该遺址M586墓地出土的。
隥簋铭：“身皇剌侯迺／闭朕毛父用／辛祀，隥乍（作）为／宝，用（享）于其皇／文且（祖）考，其万／年永宝／子子孙孙用。”
隥簋（邓簋）注意铭文字反写
簋铭有“毛父”二字。据哲研究，“毛父”乃是周成王对毛叔郑的敬称，见班簋铭。遍检出土铜铭万余方，“毛父”仅见于班簋、师毛父簋和隥簋三器。此簋中，隥字是反写字。参见铭中它字显然可辨。铭文字元结构从阶登声，实非鄧字。与班簋中隥字同。
铭文首句较难懂，哲用白话解释下：迺，乃也。闭，阖也，合也。用辛祀，用骍牛祭祀。此句意思是名叫“身”的祖父皇烈侯和我的父亲“毛父”共同用骍牛祭祀。
古祭祀用牲有太牢少牢之别。《礼记·郊特牲》云：“牲用骍，尚赤也。”用辛祀，即用红色的骍牛祭，是谓太牢。太牢用于隆重的祭祀。按古礼规定，一般只有天子、诸侯才能用大牢，说明皇烈侯和“毛父”的地位相当高。哲认为毛父即中旄父的父亲毛叔郑，皇烈侯盖为中旄父之兄芮伯也。可推身是中旄父之侄孙。此簋是中旄父（隥）为侄孙身制作用于祭祀其大祖的礼器。
正因为对铭文的不理解，导致此簋命名也是错误的。考古学家命名为鄧簋，或以为是曼姓邓国之器。然哲以为，此簋作器者实名隥，和班簋铭中的“毓文王、王姒圣孙隥”是同一个人，隥是毛氏二世祖中旄父的名讳。
再来看《尚书顾命》中的一段话：太保奭“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这段话千百年来人们大多断读为“仲桓、南宫毛、吕侯”三人，其实这段话里是四位人物，即“仲桓、南宫、毛俾及齐侯吕伋”。
其中的“毛俾”，哲以为就是班簋铭中毛班之父毛爽（燛），顾命毛公之子。此处南宫即冉季（毛叔鄭）幼子。可见成王顾命托孤主要是依靠武王嫡母弟康叔家族、冉季（毛叔鄭）家族，以及召氏家族、齐太公家族、毕公家族等，尤以冉季（毛叔鄭）家族为重。
毛叔鄭长子芮伯任司徒，次子毛公任司空，为二顾命大臣。幼子南宫、孙子毛俾（燛）与毕公之子仲恒及太公望之子齐侯吕伋同为代表迎接康王登大位。此份荣耀和地位是一般人不可比及的，也是由毛叔鄭的地位（文王太姒嫡幼子冉季）、师毛父（中旄父）所建立的功勋（三年靖东国）决定的。
由此分析可知，冉季（毛叔鄭）三子在成王世就裂土分氏为毛氏、芮氏、南宫氏。周制，次子承继大祖氏姓。可以说，毛叔郑（毛懿公）为毛氏鼻祖，中旄父为毛氏受氏大祖，亦为芮氏、南宫氏的大宗。成王顾命时，毛叔郑虽已经不在人世，但其子其孙（太师毛公兼司空、芮伯任司徒，幼子南宫，成康之际任大正职的孙子毛爽迎接康王就大位）一直是周成王、周康王时最为依靠的股肱大臣。
成王靖天下后，毛叔郑（冉季）父子归封于宗周畿内，而不在东土，是成王仿效周公、召公分陕而治的经验，让毛叔郑（冉季）及其子嗣毛氏、芮氏、南公（叔郑幼子）家族拱卫京师宗周（邰城、豐邑），让卫康叔封及其子嗣侯于卫，镇服东夷而屏护东都洛邑，有着类似的意义。
2016年3月8日拟稿
2020年8月27日修订
毛家小子天哲于浙江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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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偶遇老子，曰："唉，吾瞧毛天哲这小子亦是蛮可怜的，老写长篇历史考证文章，发到博客、微信朋友圈里却少人问津，更别提友情转发了。咱老哥俩是否该出手帮帮他。"老子说："天哲那小子我知，他喜欢与吾等古人对话。然其欲证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斯言犹在耳。天哲欲与之辩论不得，惟成文章。班固不亦有预言乎：'夫图书亮章，天哲也；孔猷先命，圣孚也。'且夫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天哲作文，惟愿四知尔。"孔子问曰："何为四知？"老子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孔子曰："善！文王之裔孙，必复其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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