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饥饿的记忆

现在的年轻人，要和他们说起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吃不饱饭，以至饿死过许多人，他们会当作天方夜谭而嘲笑我们的。这当然不能怪他们，因为他们生在衣食无忧的时代。

但凡经历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人，都难以抹去心中那段令人刻骨铭心的记忆。

1958年，生产队轰轰烈烈办大食堂时，我已能记住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每回祖母带着我一道从生产队食堂领回的稀饭，总是照得见自己清瘦而稚气的小脸。祖母将粥渣捞给我吃，她和祖父喝更稀的粥汤，其实差不多就是有着一点点乳色的水。

那一年家家都砸锅拆灶台挖观音土，我跟随着堂叔邦楚（比我大个四五岁）在大人拆锅灶时捉了许多蟑螂偷偷烧着吃，竟然吃得津津有味。长大后知道砸锅是用来炼铁的，观音土却是用来充饥的。所幸祖父母两位老人家再怎么困难也没让我吃过观音土，我也不知道观音土什么滋味。

我的父亲于1956年辞去小学校长职务，考入安徽师范学院（即今之安师大）中文系读书，母亲则在离老家几十里外的工厂上班。那年，我还不到两周岁，只能随着祖父母在农村的老家生活。

父亲大学毕业后分配至安庆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后，我和母亲便迁至宜城随父亲生活，母亲的工作关系也被转到学校，我们的生活开始得到改善。至今仍记得自己常常自告奋勇地拎着一只红色的小木桶，去学校食堂买回香喷喷的白米饭来。

城市户口每月有着定量的粮油供给，自然是体会不到饥饿的滋味的。少不更事的我，哪里知道厄运正在降临，国家正经受巨大困难，老百姓尤其是农村人口正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很快，我一家的命运发生了逆转，我和弟弟美好童年生活迅即被厄运击碎。

大跃进后，举世罕见的大饥荒很快来袭。中央号召广大的工人、干部下放到农村以精简城市户口。父亲作为师专的青年教师，自然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他根本不知道还可以让家属子女躲藏起来以避过风头。（有不少人就是拖延不办手续，另找一个处所住下来而躲过了这一劫。）1961年，我和弟弟以及母亲的户口被迁回农村老家落户。（据有关资料统计，当年全国总共精简下放了2800万人左右，而这 2800万人，从此再也没有被允许回城）。

从此，母亲由一个小集镇长大的弱不禁风的小知识女性成为农村劳动妇女，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纤弱的身体便开始经历凄风苦雨、寒来暑往的摧残；本可以接受城市优质教育的我与弟弟只能去读家乡农村的小学直至失学务农。当“文革”的风暴来临时，我小学还未毕业便辍学了。

我成了地道的农民少年小子，每天起早摸黑地干农活，犁田打耙，插秧播种，上山打柴，下河挑堤，没有什么样的农活没干过，但就是怎么也吃不饱。一到双抢季节，公社干部立即到生产队蹲点，日夜催交公粮送到国库，剩下的一些稻子才按劳动工分和人口三七开分配，根本不够农民吃一年的口粮。只有小孩子特别多的家庭，因为人口多，分的粮食多，小孩子食量又相对小，勉强还可以度过春荒；其他的家庭一到春荒的时候，就指望国家调配一点山芋干子来接济苦熬度春荒。

我们家是“四属户”（指干部、职工、教师、军人在农村生产队的农户），按人口分到的粮食必需一分不少地用现钱才可买回来，还时不时地受到奚落和冷眼，欠钱更是不可能的了。其他农民家庭人口多、劳动力少的 “超支”户倒是可以永久超支下去，实际等于免费分到口粮。父亲的工资，除了自己的生活费，维持家里五口人的口粮、柴火及日常开支已经捉襟见肘，尤其是柴火太贵，一担茅草都要五六块钱，烧不了几天就没了。由于只有很可怜的一点自留地，菜也不够吃，用咸盐拌稀饭吃是常态。生产队种的菜籽榨成油都要上交给国家，农民哪怕有钱也买不到油，粮油统购统销，定量供应，农民是买不到的。猪肉腥荤也是少得可怜，偶尔要买点猪肉或猪油得半夜上食品站排队。过年的时候，一条鱼从年三十摆个样子直到出元宵节才动筷子，其实早已变味了。

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还有吃风干的老鼠肉。有一回家里厨房的那只大水缸忘了盖盖，夜里一只跳梁的硕大老鼠跌进水缸里淹死了。祖父将其剥皮后烟熏再风干，原来老鼠一身都是瘦精肉，干老鼠肉烧熟后真的很好吃。也是，人饿了有吃的什么都香！饿坏了的老鼠白天也如入无人之境，到处乱窜觅食。我用水车龙骨自制了老鼠夹，打了不少小老鼠，可惜打不到大老鼠。每一次打到老鼠后，还要烟熏一下老鼠夹，否则有气味老鼠便不再上当。有一次打了一只母鼠后翻出一窝刚出生的小老鼠，通体的小鼠都是肉红白色，我把小白鼠放在烧红的瓦片上焙干，碾成末用瓶子收起来，这个是上等的止血药，止血消炎效果比云南白药还要好，特别管用。这个小知识是祖父教的还是从什么书上看到的，已想不起来了。

大饥荒的后果不言而喻。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我的身体发育与同龄人相比明显滞后。我从小养成了吃饭特别快的陋习，恐怕也与这个大饥荒不无关系。

饥荒年月绝对不会流行像糖尿病这样的富贵病，那时的流行病就是浮肿、营养缺乏症，脸肿、腿肿，肿得雪亮，浑身乏力。我的祖父母和许多老年人都得了浮肿病，严重的营养不良。

为防止浮肿病的蔓延，政府也配发了一点点牛肉罐头给浮肿病患者补充营养，尽管少得可怜，可那实在是太奢侈的美味了。现在想起来，觉得我们家乡当时的干部还算不错，上头发下救命的牛肉罐头多少还是能送到浮肿病患者手里，这在当时大饥荒的重灾区之一的安徽，实在是万幸了。祖父母得到的一点点救命的牛肉罐头，自然少不了我的，现在想起来，似乎还闻到香味。

时过境迁，今非昔比。这几十年来国泰民安，吃饭早已不是问题了。更何况，上一个庚子年前后的大饥荒，其原因当人所共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想必没有人再去乱折腾吧。

（节选自《六十自述》，略有改动）

来源：文乡枞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