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德泽洽，则四夷一家（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之十七）

起初，唐太宗派突厥俟利可汗北渡黄河，薛延陀真珠可汗担心自己部落叛归其原来的主子，内心十分不安，于是便在漠北埋伏下轻骑兵，想要袭击俟利可汗。唐太宗派使者传文告诫，命他们不得相互攻伐。真珠可汗答道：“大唐天子有命，我怎么敢不遵从呢？然而突厥人反复无常，当年没有灭亡的时候，年年进犯唐朝，杀人成千上万。我认为大唐打败他们，应当将他们全部抓为奴隶，赐给唐朝百姓；然而却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抚养他们，朝廷对他们的恩德太过分了，最后结社率还是造反了。这些人都是人面兽心，怎么能用普通人的道理对待他们呢？我承荷大唐恩德，请求替大唐天子诛灭他们。（至尊有命，安敢不从！然突厥翻覆难期，当其未破之时，岁犯中国，杀人以千万计。臣以为至尊克之，当剪为奴婢，以赐中国之人，乃反养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结社率竟反。此属兽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请为至尊诛之。）”从此双方多次攻战。

俟利可汗北渡黄河后，他拥有十万民众，士兵四万，然而俟利可汗不能安抚统御，众人都不太听从他的命令。后来，众人都背叛俟利可汗南渡黄河，请求能居住在胜、夏二州之间，太宗答应了他们。大臣们都认为：“陛下刚刚派兵远征辽东，而又将突厥人安置在河南一带，他们离京师很近，怎么可能不成为后患呢？望陛下留下来镇守洛阳，派各位将领东征高丽。（陛下方远征辽左，而置突厥于河南，距京师不远，岂得不为后虑！愿留镇洛阳，遣诸将东征。）”太宗说：“夷狄也是人啊，其人情与中原人没有什么大的差别。身为君主应该忧虑恩德不施及百姓，而不必对少数族人横加猜忌。勤施恩德，则四方民族可以使他们如同一家；多加猜忌，则亲骨肉也不免成为仇敌。隋炀帝暴虐不道，早已失去了民心，隋朝东征高丽，百姓们都断手足以逃避兵役，杨玄感率领运送粮食的士卒在黎阳造反，这并非夷狄等族制造的祸患。朕现今征伐高丽，所带的都是愿意从军打仗的，召募十人得百人，召募百人得千人，没有被征召从军的都满腹怨言，岂能和隋朝东征时百姓心怀怨恨相比？突厥本是贫弱的民族，我大唐接收并养护他们，他们感恩戴德的想法也会是刻骨铭心、深入骨髓的，怎么会成为祸患呢？而且突厥人虽然和薛延陀文化接近，然而他们并没有北投薛延陀而是南下归顺咱们，可见其真情实意。（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雠敌。炀帝无道，失人已久，辽东之役，人皆断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运卒反于黎阳，非戎狄为患也。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邑，岂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贫弱，吾收而养之，计其感恩，入于骨髓，岂肯为患！且彼与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归我，其情可见矣。）”太宗回头对褚遂良说：“你掌管起居注，记上我说的话：从今往后十五年内，可保没有突厥之患。（尔知起居，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这时俟利可汗已经失去了他的部众，只身轻骑入朝，太宗任命他为右武卫将军。

以德还是以力，是和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在大唐之盛，又逢北狄孱弱，故可以以德服之，如果北狄强盛，恐怕就不是“德”可以使其归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