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

强者性格与求阙心态

曾国藩人生的偶像是他的祖父星冈公，即曾玉屏。一直到他的晚年，处于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的位置，他仍然认为自己不及祖父。考查曾氏一生，其祖父给他的影响最大者，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为治家。曾氏说他的治家八字诀，即“考、宝、早、扫、书、蔬、书、猪”，完全是秉承星冈公的遗教。二是做人。关于星冈公的做人，我们可以从曾氏所写的《大界墓表》《台洲墓表》，以及平时他写给诸弟子侄的信中略见大概：此人早年行为近于浮荡，中年幡然改过，讲求农事，家道因此中兴；治家有方，且乐于为乡邻排难解纷，颇具领袖气质；平时神情威严，不可侵犯，一家人都怕他。长孙点翰林，他对家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家仍然靠种田吃饭。看来，这是一个强悍的人。曾氏引用其祖父所说话中最多的一句是：“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正是受强悍祖父的影响，曾氏从小便具有强者性格。从遗传的角度来看，曾氏的强者性格源于其母江氏。曾氏说过他的母亲“每好作自强之言”，他与他的九弟都“秉母德”。“强”，可谓曾氏性格中的主导方面，贯穿他的一辈子。解剖曾氏性格中“强”，可以看到其中包括自强、好强、刚强、明强等多方面的内容。下面，我略为展开来说说。

一、自强是曾氏得以出类拔萃的首要原因

曾氏的家乡位于丘陵重叠交通不便的偏僻山冲，曾氏的家庭是一个“五六百载无与科目功名”的普通农家。这样一个人家的子弟，要想有所出息，没有别的指望，一切都要靠自己。而当时的出息也只有一条路，即借科举考试来进入仕途。曾氏所要走的正是这条艰难的羊肠小道。他父亲虽说是个读书人，但一连考了十七次，才在四十三岁那年中秀才。天赋如何且不论，至少在猜题这点上是个低能儿，对于儿子的科考，他可谓一点忙也帮不上。就连考试，曾氏也得靠自己去琢磨。曾氏五岁发蒙，从小便发愤苦读，诗文集中收有《小池》一首，传说是他十四岁时的作品：“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物理无定势，须臾变众窍。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一个自强进取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靠着这股成蛟成龙的志向，曾氏凭一己之力，顺利通过层层考试，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而翰林，终于走出穷山陋壤，来到京师帝都，做了皇上的文学侍从。

除了家世寒素外，曾氏还是一个资质并不特别颖异的人，他经常说自己鲁钝，梁启超也说他“在并时诸贤中称最钝拙”。他二十三岁才中秀才，会试三次才中三甲，都是他非特别聪明的证据。一个资质一般的人，其成果的获得，所付出的辛劳，毫无疑问要比别人更多。况且，曾氏的体质也不强健，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病号。他三十岁时大吐血，几乎不治。三十五岁时开始得皮肤病，此病后来伴随着他的后半生，而且有时非常严重。咸丰九、十年时期，他的日记中常有被此病折磨得痛苦难受的记载，他说此病令他“无生人之乐”。四十七八岁时，他得了严重的忡忧之症。这种忧郁症害得他经常失眠，心中恐悸，两眼昏花，甚至寸大的毛笔字都不能辨认，自己觉得随时都有死的可能。到了五十五六岁以后，更是各种疾病都来了。眩晕、心悸舌蹇、不能多说话、右眼失明、左目微光、多次出现手脚麻木、失语的现象，终于在六十岁另三个月时死于脑中风，刚过下寿的底线。

资质上并非天才，身体上又属于病号，却有如许业绩，靠什么？他在给其九弟的信中说：“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正是仗着这种湖南人特有的霸蛮，曾氏硬是战胜了自己的一些先天性不足，令许多天才和壮健者自愧不如。

二、好强是曾氏人生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好强即争强好胜。这一点，曾氏晚年与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很坦率地谈过。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赵烈文在日记中写道：“涤师复来久谭，自言：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员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又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令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万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可为一笑。”这两段话，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好胜者的形象。早年，曾氏在京师做翰林，学问、文章、书法都是他的主业，对于这些领域中当时领京师风骚的梅曾亮、何绍基，曾氏并不服气。这种心情，他在给诸弟的信中也透露过：“惟古文各体诗，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这一段话说得更直白，在他的眼里并无梅、何等人的地位，能与他谈诗论文的只有韩愈、王安石这些人。好胜之心，何等强烈！好在曾氏虽好胜，却不狂妄，他知道取胜之道在自己的努力：“多读书。”最后仍落在自强这一点上。

中年奉旨出山办团练，原本是做个全省民兵头，结果后来成了一个兵符其实的三军统帅，曾氏对赵说，这是因为“有激而成”。当然，这里面原因很复杂，绝不仅仅只是“激”的问题，但无疑，“激”是其中原因之一。

曾氏办团练时受过什么刺激呢？这段话说得很简单，王闿运在《湘军志》中道出其中的详情：“长沙协副将清德，自以为将官不统于文吏，虽巡抚，例不问营操，而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提督鲍起豹昏庸自喜，闻清德言，则扬言盛暑操兵虐军士，且提督现驻省城，我不传操，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塔齐布沮惧不敢出，司道群官皆窃喜，以为可惩多事矣。提标兵固轻侮练勇，倚提督益骄。适湘勇试火枪伤营兵长夫，因发怒，吹角执旗，列队攻湘勇。城上军皆逾堞出，城中惊哗。国藩为鞭试枪者以谢，乃已。俄而辰勇与永顺兵私斗。辰勇者，塔齐布所教练也。提标兵益傲怒，复吹角列队讨辰勇。于是，国藩念内斗无已时，且不治军，即吏民益轻朝使，无以治奸宄，移牒提督，名捕主者。提督亦怒，谩曰：‘今如命，缚诣辕门。’标兵汹汹满街。国藩欲斩所缚者以徇，虑变，犹豫未有所决。营兵既日夜游聚城中，文武官闭门不肯谁何，乃猖狂围国藩公馆门。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乃叩巡抚垣门，巡抚阳惊，反谢，遣所缚者，纵诸乱兵不问。司道以下公言曾公操切，以有此变。”

王闿运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全军鼓噪”只是事情的表面，背面的原因是湖南文武官场都不把曾氏看在眼里，因为此时的曾氏，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并没有实权。曾氏对人说，他当时在长沙所受到的待遇是别人的“白眼相看”，即王所说的“轻朝使”。于是，曾氏要为自己的待遇而争斗。好在曾氏明智，他走的也不是如某些人的做法——直接与长沙官场文武论道理，而是离开长沙去衡州府。短短的四个多月，便招募水陆一万人，再加上随军长夫七八千人，号称二万，一支真正的军队就这样建立了。曾氏曾经对儿子说过：“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看来，招募湘军这件事，是曾氏心中激逼而成的一桩事例。

三、刚强是曾氏出任艰巨时性格中的重要表征

咸丰二年底，曾氏奉旨出山办团练。他所面对的是混乱的社会秩序和因动乱而沉渣泛起的各色不法分子，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乱世当用重典。一个程朱理学信徒就这样被迫地接受法家理论，与之相应的则是刚强的外在表现。刚者，硬也，即处世待物，态度强硬。初办团练时的曾氏，其刚强一面得到淋漓展示。他在给朝廷的奏折里这样写道：“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他在湖南公然推行“就地正法”的政策：若查明有不法情事，重者杀头，次者杖毙。行刑方式虽有不同，但都是一死，因此得“曾剃头”之恶名，但他不在乎。

对犯事者是这样，对同一个营垒的人也这样：若不合作，则严厉参劾，毫不讲情面。

咸丰三年六月，他特参与他对着干的长沙协副将清德。这份参劾奏折用词尖利，比如“庸劣武员”，“操演之期，该将从不一至，在署偷闲”，“一切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该将疲玩如此，何以督率士卒”。正折之后，又附一片，更揭发清德在太平军攻打长沙时，居然“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对于这种临阵脱逃的将领，曾氏建议朝廷“革职，解交刑部，从重治罪”。清德的仕途，便到此了结。

咸丰五年六月，他又严参对他阳奉阴违的江西巡抚陈启迈。他在历数陈的桩桩劣迹之后，写下这样一段文字：“臣与陈启迈同乡同年同官翰林，向无嫌隙，在京师时见其供职勤慎，自共事数月，观其颠倒错谬，迥改平日之常度，以致军务纷乱，物论沸腾，实非微臣意料之所及。臣既确有所见，深恐贻误大局，不敢不琐叙诸事，渎陈于圣主之前。”若不是深恐贻误大局，何至于参劾同乡同年同官翰林者？咸丰帝也不能不俯于所请，下达圣旨：“陈启迈着即革职。”

同治元年正月，身为两江总督的曾氏参劾前安徽巡抚翁同书的一折，更被奉为参折的典范：因为深得参折的“辣”字要诀，令朝廷不得不接受。翁同书作为巡抚，却临阵逃遁，又养痈遗患，本该严惩，但翁父为帝师宰相，慈禧有意循情。曾氏深知此中原委，干脆在奏折中先点明这一点：“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慈禧这下没法子了，只得从重处罚翁。

所有这些，都见曾氏的刚强一面：强硬刚烈，决不妥协！对于所遭遇的挫折和拂逆，曾氏同样也以强硬的态度对待。同治五六年间，复出任湖北巡抚的曾国荃，无论在人际关系和战争中都屡屡不顺，曾氏劝告乃弟：“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这里所说的硬，就是硬着头皮挺住的意思。曾氏曾对李鸿章等幕僚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两个都挑着担子的人，在狭窄的田埂上相遇，彼此都不让路，从中午一直到傍晚，两个人就这么耗着，结果是其中一人的老爹出面圆场才了结。曾氏说这就是他的《挺经》，共有十八条，此为其中一条。硬字诀大概是《挺经》中的另一条。

四、在与太平军的角逐中，顽强是其制胜的关键之一

从咸丰二年底出山办团练，到同治三年六月吉字营攻下南京，曾氏为了这个胜利，整整用了十一年半的时间，而洪秀全从广西金田村起义，到夺取南京，只用了两年两个月。时间相差的悬殊，说明湘军与太平军之间角逐的艰难，其艰难主要体现在军事上。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湘军与太平军打仗，都是败多胜少，他本人就有过两次兵败投水自杀的经历。尤其在咸丰五、六年间，身在江西前线的曾氏，常常处于太平军的四面围困中。太平军的浩大声势，令曾氏多次发出过“不可平定”的叹息。咸丰五年二月，他在奏折中对自己当时的心情有过生动的描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后来王闿运读到这篇折子，感叹：“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出师表》无此沉痛。”

心情虽沉痛，间或也有绝望感，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特别是经过一年多的家居反省后，心志更加坚定，处事也日趋圆融。他将幕僚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常常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来勉励部属，以及调侃自己是“文韧公”等等，都说明他的坚忍顽强、百折不回的性格。终于，他等到天时，迎来转机，走上节节胜利的军事坦途。

五、强者性格的最高境界：明强

咸丰七年二月至八年六月，曾氏在家为父亲守了一年多的丧。在这段丧期里，他反反复复将出山五年来的所作所为，作了一番锥心刺骨的反思。经过这样一番痛定思痛的自我冶炼，曾氏在思想境界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促使这个飞跃的是道家学说的精髓：顺其自然、以柔克刚。自那以后，曾氏不再那么一味“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了，待人处事也不再像先前那样刚烈硬倔了。当然，强是他的性格使然，他也不可能完全抛弃，只是他讲得更多的是明强；而恰恰就是这个明强，让他的强者性格走进炉火纯青的境界。

曾氏的九弟国荃与他一样，也是一个好强的人。老九的强有点过分，带有强梁、强横的味道。他出任鄂抚不久，就严参湖广总督官文，给他罗列一大堆罪状。官文固然不是一个干事的人，但说他是肃顺党羽，不仅证据不足，且有置人于死地之嫌；何况官文身为满人，乃朝廷亲信，如此一参，将给朝廷难堪。于公于私，老九此举，都太不明智！曾氏深为老九的莽撞而痛心。但对于这个被他视为给他以及整个曾氏家族带来巨大荣耀的弟弟，他又不好过多指责。于是，在那段时期里，曾氏反复给九弟讲明强：“担当大事，全在明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辩、行五个方面，其重要之处归结在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这句话上。”“强字原是美德，余前寄信，亦谓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析之以至理，证之以后效，又复俯首输服，则前强后弱，京师所谓瞎闹者也。”

所谓明强，即明智的强，不是横蛮的强、瞎胡闹的强。明强中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在自胜处求强，而不在胜人处求强。曾氏这样规劝其弟：“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修炼优良的人格，壮大自己的实力，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强；企图以打压别人来增强自己的作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豪强。豪强不可能长久，因为它必将激起打压者的反抗与仇恨，如同坐在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建筑在洞悉世事人情基础上的明强，才算是真正进入化境的强大；无疑，自强是明强中的重要成分。

古往今来，在军政舞台上活跃着的人物，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强者性格，而且这些强悍者又大多是强到底硬到头的角色。但同样身为军政首领，曾国藩却既具强悍气势，又藏求阙心态。在这个舞台上，如曾氏者并不多见。求阙心态同样是曾氏性情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曾氏，决不能忽视这一点。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就讲到了求阙（阙者，空缺、亏损也）：“兄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今吾家椿萱重庆，兄弟无故，京师无比美者，亦可谓至万全者矣。故兄但求缺陷，名所居曰求缺斋。盖求缺于他事，而求全于堂上。”

第二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求阙斋记》，说明为什么要将居室命名曰求阙斋：“国藩读《易》，至《临》而喟然叹曰：天地之气，阳至矣，则退而生阴；阴至矣，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阙……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嗜，皆使留其缺陷。”

从这两段话看来，曾氏的求阙观念源于《易经》。从《易经》的《丰卦》所说的“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这些话中，他明白了盈虚消息的道理。所谓盈虚消息，就是说天地之间的充实与空虚，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或生长或消落的。从《易经》的《临卦》中，他明了宇宙间阳至生阴、阴至生阳的道理。

《易经》这部儒家经典揭示了宇宙自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即万事万物随时都处在变化之中。这种变化的特点是盈、虚、消、息互相转化，没有久盈久息，也不会久虚久亏；盈到一定时候就会变为虚，息到一定时候也会变为消，反之亦然。《易经》将宇宙自然这两种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现象以阳和阴两个符号来代表，于是可以简化而以阳至生阴、阴至生阳来概括。这就是《易经·系辞》所说的“一阴一阳谓之道”。这种变化的另一特点是：盈满是短暂的，一旦到了这种时刻，便会立即向亏缺方向转化，反之，亏缺却是长期的；而盈满又是少见的，亏缺则是普遍存在的，如天有孤虚、地缺东南等等。

这一特点，彰显的才是宇宙自然的真相。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德自然。”人归根结底得效法自然，如此才能生存得好。既然亏缺是自然的常态，那么，有缺陷也便是人的常态，真正得道之君子，要安于有缺陷的生存状态。北宋大书法家蔡襄有一首诗，道是：“花未全开月未圆，看花得月思依然。明知花月无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怜。”（《十三日吉祥院探花》）曾氏同治二年正月给其九弟信中说：“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

“花未全开月未圆”是一种状态，“花好月圆”也是一种状态，前者有所欠缺，但是常态；后者看似圆满，却很短暂。前者处在一种上升态势，接着来的将会更好；后者却因处极点，接踵而至的将是凋谢的恐惧与亏虚的沮丧。故而，曾氏认为前者好。

咸丰七年后，曾氏的思想行为更加倾向于道家学说。道家学说的核心是以自然为法，故而曾氏求阙心态也便更加浓烈，不但不作盈满之想，他甚至还提出“天道恶盈”的观点。恶者，厌恶、憎恨也，比之于“不求”又更进一步了。他为此特别看重管子所说的“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这些话。他对这两句话加以阐述：“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自概之道云何？亦不外清、慎、勤三字而已。吾近将清字改为廉字，慎字改为谦字，勤字改为劳字，尤为明浅，确有可下手之处。”

曾氏关于求阙、花未全开月未圆、天道恶盈这些说法，都表明从中年开始到晚年时期更强烈的不追求圆满、经常保持某些欠缺的心态。我个人认为，这种心态是一种好的心态。其好处在于：

（一）不追求完美。

常人都追求齐全，追求完美。“求阙”的心态则不主张这样，倒是希望常常有点不足，有点遗憾。到底是完美好呢？还是有点缺憾好呢？这中间没有孰是孰非的问题，而是取决于一种处世态度。比来比去，可能还是以存阙为好。因为“完美”很难达到。“完美”是没有固定标准的，为着一个虚幻的目标去拼死拼活地追求，人很累，而意义却不大。正因为此，“断臂维纳斯”才格外受到人们的欣赏，“月儿船”比“满轮月”更令人想象无穷。

（二）注意自律。

既然有欠缺是正常的，过于盈满则有可能带来灾难，那么，正处于盈满状态的人们，则需要时时保持警觉意识，要有不待“天概”先设法“自概”的想法。自概即自律。曾氏的自律手段是清、慎、勤、廉、谦、劳，即谦虚、谨慎、清廉、勤劳。除这几点外，手握重权誉满天下的曾氏，还常常向朝廷表示要分权让赏，即辞掉一部分职位，推让一些奖赏。其治家之道的核心，也是“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

这种种“自概”之道，能帮助盈满者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不至于因位崇权重势大名高而自我膨胀，骄纵放肆，从而招致怨恨而遭天概即人概：别人起来除掉你。

细细揣摩曾氏的求阙心态，其主要目的是针对“贪欲”而来的。人性有许多缺点，“贪欲”应是普遍而又为害最大的缺点。佛家要戒“贪”“嗔”“痴”，儒家提倡“不忮不求”，道家主张“清心寡欲”，其矛头所指都是人性中的“贪欲”。

“贪欲”或许也可以成为人类进取的一个推动力，但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它给人所带来的祸患要更多些。古话说“欲壑难填”，人一旦沉入“贪欲”之中，则永远没有快乐感，幸福感。反之，“求阙”则能使人涌出满足之感，满足之感则可以生发惜福之心，惜福之心则将萌动感恩情怀，感恩情怀则将导致幸福感觉。故而，求阙心态有可能将人引进幸福之中。

缺乏幸福感，影响的只是个人情绪，更可怕的是，“贪欲”有可能使人丧失理智，作出昏乱的判断，甚至做出伤天害理、违反国法的事情来，到那时，则后果不堪设想。

既自强又求阙，既懂得“天行健”之宇宙精神又明乎“盈虚消息”之自然法则，这是曾氏以其一生的复杂经历，为后人留下的一笔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