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蔡元定说风水之理气

朱熹与蔡元定说风水之理气

耕田的山里人

风水分理气与形势。

在“玉髓经发挥序”中，蔡元定交代了之所以推崇玉髓经的缘由，对大别于宗庙、理气风水术的形峦“张五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地理之学，其来尚矣。专门始数百家，以五星为主，盖已稀见，以五行生克参论造化，尤所未闻。夫以谈命造化格例论地理，闻者疑，见者笑，而实为两间之妙理，有不可易焉者。”

南宋是理气派盛行的重要时期。该术在福建，受到世居闽地的蔡发、蔡元定、朱熹等人的激烈批评。

蔡发在《地理总说》中明确指出：

“今野俗之书，专论坐向水路之星辰，所谓星辰者，又取之于北斗之七星，更无义理。……世之君子不知本原，无能察者，故地理之书其谬固多，其以七星定向坐水路之吉凶五行者，又谬中之最谬者也。”

蔡元定郑重告诫曰：

“宗庙一家，文字极其误人，不可深信。大抵天地造设皆有自然之理，岂可以宗庙之说勉强求合。”

理气派的理论基石，大抵立于阴阳五行、八卦、四时、五方、七曜、九星、九宫、十二神、二十四山、二十八星宿之上，形成一套天、地、人三才相对应的演化系统。

宗庙理气同古代的式法、日法等选择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都重视八卦九宫、七政（曜）九星、二十四节气以及星象分野等。因此，理气派的理念也贯穿于为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通书之中。

唐、宋方位理气之说，与早期堪舆活动有关，原属于法天地，象四时，然后言天地之利害，人事之成败的一种术数。北宋末至南宋初，理气派“九星飞宫法”、“大游年法”，视卦例水法以定朝向，已基本成型。

从知识体系上看，这种被理学家鄙为模仿、剽窃的“野俗”之术，在重视千古不易的“地利”同时，更看重风水选择的“天时”（天星运转）。

（明）顾吾序著、（清）箬冠道人重编《八宅明镜》卷上“论男女生命”开篇曰：“人之生命不同，宅之宜忌各异。”理气派还考虑“人和”（命理），将命主五行（即宅主的八字、流年、音姓等）同穴地方位结合起来，并考虑营造时令的吉凶。即所谓吉人、吉地、吉时相辅相成。

在理气派看来，龙以脉为主，穴以向为尊，水以向而定，向以局而分。所谓来路看四生，坐下看四绝，局内看三合，向上看双金。阴用阳朝，阳用阴应，合之固纯属一家；山运收山，水运收水，分之亦互为生旺。龙为地气，当从骨脉实处，穷其内而注之；水为天气，当从向方虚处，穷其外而引之，以注气放水。如此稍不注意，即入三合水法消纳之窠穴矣。

形法派主张福人配吉地，承认人与地的客观关联性，反对将命理三合与风水吉凶扯在一起囫囵论之的做法。

朱熹曰：

“以阴阳比和不比和论之，若有此理。但若拘三合，恐执泥山家五行之说。……今世山家五行诚为误人。”

朱熹的看法，无疑是正确的。垣局、水法，合之最佳，偶有不合亦无妨，总以龙真穴的为根本。

闽地，朱熹、蔡发、蔡元定三位精通堪舆的大理学家生于斯葬于斯，乡土意识不可谓不浓。综观其一生作为和学术成就，绝不是无病呻吟之辈。缘何不约而同地对当时流行闽地的理气风水术深恶痛绝，而非要痛加鞭挞、群起讨伐不可呢？

是因为理气风水的基础有什么错误吗？不是。

是理气风水的应用与实践出了问题。理气风水术颠倒了风水先与后的顺序，混淆了本与末的关系，背离了形法派的田野原则，使风水重在形势，讲求龙、穴、砂、水的主张无法得到落实。在涉及风水理论与实践的重大原则面前，朱、蔡才会挺身而出，拨乱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