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人，青年亚文化不丧了？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在1996年的春晚小品《打工奇遇》里，不满经理巩汉林投机取巧，“打工人”赵丽蓉愤怒辞职。老太太扛上自己的麻袋，唱起“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留下了潇洒的打工人背影。

对于如今的青年“打工人”，赵丽蓉的这份旷达，正成为他们的新精神。“早安，打工人”、“打工人，打工魂，打工都是人上人”、“我们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打工让你少活十年，不打工你一天也活不下去”、“打工不仅能致富，还能交友娶媳妇”、“不拼爹不拼妈，我们打工人只拼命”。

从朋友圈到社交网站、短视频，“打工人”成为光速走红的网络梗。全国总工会的微信公众号，积极回应给出定义：“打工人被赋予了钢铁般的意志，炙热的情怀，还有诗和远方的期待。”

豆瓣新成立的“打工人聚集地”小组，也在精华帖里澄清：“在本质上，打工人和社畜是不同的。打工虽是事实，但它几乎消除了阶级差异。”也就是说，无论工作的门类和收入高低，打工人具有更广的普适性和更积极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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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苦“丧”久矣！可打工人真的等同于“好好工作，天天向上”吗？“打工”与“工作”的区别在于，工作是正式而稳定的契约劳动，而打工则具有相对的流动性。

如今自称打工者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务工群体，更不乏白领等现代企业体制下挣扎的人。尽管摆脱了丧气，“打工人”仍然是一种带有自嘲意味的圈层代称。

日暮途穷，所以倒行逆施。看似表达打卡奋斗的积极，实则对碌碌无为逗趣调侃。和此前“985废物引进计划”组员以five（废物谐音）自称一样，我们看到的是以一种看似抵抗的方式，达成了对既定现实的高度接纳和自洽。

加油，打工人

《马男波杰克》有段台词：“我觉得很难以理解，人们每天醒来，然后说新的一天加油。他们怎么加油，我不知道。”热衷于给自己加油打气的“打工人”，似乎不能和马男产生共鸣。

如果把“打工人”的段子作为文本分析，会发现它们从属于一套“佛丧混杂”的语义系统，更像是披着海绵宝宝皮的马男波杰克。第一层往往是乐观样貌，第二层才是辛酸悲情，第三层则是五味杂陈的“悲喜交加”。

“打工人起的早，打工人身体好。一混就一天，还给咱上社保。每月开个仨瓜俩枣，就能解决温饱。只要公司不裁员，就把它靠黄靠倒。”

没人喜欢早起，身体好只是被迫早起的心理慰藉。温饱与社保，都只是安抚打工人心绪的“磨盘胡萝卜”。至于靠黄靠倒，非但没有消弭阶级差异，反而以“杨白劳与黄世仁”的心态在怂怂地诅咒。

“李佳琦熬夜赚钱，白天可以补觉。你熬夜花钱，白天还得打工。加油吧，定金人！一起冲向美好的未来。”定金人如果不加油，尾款人就只有望货兴叹。不妨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定金人和尾款人都是一个人！以“打工人”为主干，衍生出的XX人大概都有“杯水车薪”的吐槽意味。

“过安检的时候机器一直响，安检小姐姐叫我把东西全拿出来，可过了还是一直响。小姐姐问我是干嘛的我说我打工的，小姐姐说好家伙，怪不得检测出了钢铁般的意志。”这则广为流传的打工人笑话，将钢铁意志进行了具象化调侃。但在钢铁意志的背后呢？恐怕是没有钢铁意志就熬不下来的打工生涯。

劳动劳动白劳动，付完定金愁尾款。一顿操作猛如虎，工资到账两千五。当“打工人”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完全可以看成社会时代的阶段性产物。不管工作苦不苦的，都在叫苦。恰如荣格在《原型与集体无意识》中的断言：“我于其间体验自身之中的他者的同时，非我之他者也体验我。”

正话反说，丧语要用积极的口吻呐喊。“打工人是人上人”的宣言，则再度屈从了主导价值的评判标准。颠三倒四的破坏感，前后转折的反语修辞，狠狠地嘲弄了老板“以梦想为饵，行剥削之实”的大饼。

打工人不是“人上人”，而是“人和人”。单纯的抱怨“上班真特么累”太直白，蒙头工作“明天会更好”又过于自欺，于是敢于自我激励敢于戳破淋漓真相的“打工体”应运而生。

打工人、三抛世代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打工心态。从日本传来的社畜，在韩国热议的三抛世代，以及我们本土孕育的打工人，有着微妙的异质同构性。基于不同的社会体制和时代背景，它们的字词意蕴也南辕北辙。

日本“社畜”的出现，源于日企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的职场文化。“会社”的“畜生”，即卖身给企业的比喻。一辈子只给一家老板打工，故而是像家中犬畜一般的存在。

在日剧《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中，强颜欢笑的女主深海晶为了保全项目，甚至不惜向合作公司的老板下跪。只会使唤人的老板，加上猪队友同事，让她几乎包办了公司的所有劳务。

“如果可以向野兽一样自由生活就好了。”其实我们生来就是无规矩的动物，遵循造物的设定，有时柔弱有时残酷。但在社会生活里，慢慢被规训成了依仗智力和计谋，但没有自由的“高等生物”。已经困兽犹斗，却仍然不如一头野兽。

进入中文语境后，“社畜”被赋予了社会动物和社交动物的意思，已经偏离了本义。毕竟国情不同，企业制度更大不同。我们这边，大家都不是“家畜”，而是“野兽”。能一辈子给一家企业打工，也是不少年轻人的梦想呢。

在2011年，韩国就出现了“三抛世代”，指的是丢弃恋爱、放弃成婚、拒绝生子的青年一代；到了2015年，三抛加上社交和买房变成“五抛世代”；添上梦想和希望后，2016年年初进化为“七抛世代”。

后来还嫌不过瘾，干脆改成了“X抛世代”或“全抛世代”，X可以放入想放弃的任何东西。韩国的父权主义或者说上下级社会阶层关系的森严，在亚洲国家中位居榜首。思想观念加上农业保护政策，使得韩国青年的生活成本普遍很高。

公职和财阀企业是最好的就业选择，但竞争异常激烈。97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上升空间和创业环境都不可与“88万元世代”同日而语。若说“88万元世代”是舆论界“赠予”韩国青年的称呼，那么“全抛世代”则是他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的自称。

以社畜和全抛世代为参照，中国青年的“打工人”不难寻根。90后在深刻的社会转型期成长，进入社会后又发现阶层壁垒难以打破，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焦虑和挫败感。当无论怎么努力，也追赶不上房价的狂飙突进，奋斗的无意义感便开始蔓延。

60后已功成身退，70后享受过“天子骄子”的待遇，80后也赶上互联网的末班车，而后来一步的90后乃至00后，作为“准中产”面临着不上不下的困境。内卷趋势不可阻挡，有限的资源陷入无限的竞争。

传统写字楼里“面上有种顾盼自豪”的白领，也开始了“下滑”。他们越来越像庞大工业机器上的螺丝钉，一到中年就面临着替换的危机。

某互联网巨头的校招特别讽刺，宣称员工队伍都是年轻人，被问到年纪大些的人去哪儿的时候慌了神。一代自有一代的打工人，当然是被更钢铁的下一代换掉啦。

潘晓来信2.0

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读者来信，名字叫《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引发了非常大的社会反响。持续半年的讨论期，杂志共收到6万多封读者回信。

潘晓并不是真实人名，而是来自两个人名的拼接。潘，是潘祎，一位在校大学生。晓，是黄晓菊，一名普通工人。这封信叙述了当时年轻人的普遍疑惑：为什么过去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信仰，似乎在市场化的浪潮中失去了有效的解释力。

信中感慨：“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现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

潘晓的迷茫，和如今的“打工人”很有缘。完全处于不同历史时段两端的年轻人，所面临的几乎是相同的心境。

盖·斯坦汀在《岌岌可危的阶级》中定义“危险阶级”，是处于不稳定就业，且无法通过工作建构理想身份和事业的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新阶级。

打工人，无疑是危险阶级的的最佳代言人。他们生于“丧文化”之中，却多了一抹乐观主义的色彩。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出击。资本家的话术，阶层跃升的幻象，被“打工人”的机关枪击得稀碎。钱少事多离家远，位卑权轻责任重。“打工人”，是专属这个时代的黑色幽默。

写成“打工人”，读作“新无产”。年轻人从“社畜”的负面自嘲，再到假装不在意的“佛系青年”，最终落脚于把苦吃成甜的“打工人”。究竟是大无畏的英雄主义，还是自我麻醉的犬儒主义，全看使用者的自我调适。

就像咖啡加不加糖：今天你脆弱，打工人的段子就藏一个心酸的底色；今天你坚强，那就不妨把打工人改成一碗鸡汤。当齐泽克在首尔发现满街都是《江南style》的时候，这位来自前东欧的哲学家评价：“这种淫秽痛快的愚蠢的强制性质，恰是真正的艺术应该给予我们的解脱。”

痛并快乐者，或者说因为无法逃离“痛”，而选择了喜欢“痛”。虽然是一种吊诡的存在状态，但至少在“佛”与“丧”之间求得了微妙的呼吸夹缝。在早起的痛苦和案牍的劳形中，尽情地来上两三回深呼吸。

人生意义的讨论，虽然每个时代都会发生。但于潘晓来信40年后的“打工人”来说，却是形而上的。它无法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但却可以让心里不那么别扭和难过。

当文学还没有失去轰动效应时，潘晓来信还是以杂志作为社会问题的传声筒。而当新媒介全面入侵日常生活，打工人只能变成活跃于短视频和社交网站的集体狂欢。留不下信，只留下无数若干年后人们不懂笑点的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