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石新探 |《华芳墓志》《爨宝子碑》《好大王碑》众家谈
编者按：11月1日至6日，“源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之二——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三十品新探”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结合传统“品”的话语评论方式，力图重新发现和挖掘古代刻石书法的艺术美，策划了“缘于图像背景的社会和艺术·刻石书法研究与创作系列展”，继 2020 年的系列展之一“汉隶十二品新探”之后，推出系列展之二“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三十品新探”，是对古代石刻书法艺术遗产的又一次专题性的集中研究和展示。《中国美术报》为此推出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系列赏析，与读者共赏。
《华芳墓志》
《华芳墓志》刊刻于西晋永嘉元年（307年），全称《晋王浚妻华芳墓志铭》。按志文语气，应是王浚为其妻华芳所撰。属隶书书法作品，是北京地区发现最早的墓志。《华芳墓志》呈碑形，青石制作，高131.2厘米，宽57厘米。碑文四面环刻，正面18行，515个字；左侧2行，84个字。背面21行，989个字；右侧2行，42个字，共1630个字。主要叙述了华芳丈夫王浚及其家族、王浚第一个夫人文氏及其家族、王浚第二个夫人卫氏及其家族、墓主人华芳及其家族的情况。此志用笔浑朴雄厚，撇画和转笔已现楷化痕迹，字形不若汉隶宽博，多介于隶楷之间，新意迭出。
缱绻难忘蔚然大观
——西晋《华芳墓志》品读
梁代
1965年7月，北京八宝山附近出土的西晋永嘉元年《王浚妻华芳墓志》是篇幅最长、保存最完整的晋代墓志。通过辨认，专家发现墓主是西晋时期贵妇华芳，其夫为晋武帝时期大将王浚。墓志详细记载了墓主的家庭背景和生平情况。
此外，在这座古墓中，专家们还找到了一把骨尺，上面的刻度清晰可读。专家们通过骨尺可以精确得出西晋一尺约等于24.2厘米，具有重大考古研究价值。最为惊人的是，这把不起眼的骨尺还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在墓志铭原文中有一句重要的话：“今岁民荒民饥，未得南还，辄权假葬于燕国蓟城西廿里。”作为战国七雄之一，燕国的首都一直被认为靠近北京，但是具体位置却没人知道。在这墓志铭和骨尺的相互配合之下，考古学家成功地寻找到消失2000年的燕国古都蓟城，完成了考古的重大发现。华芳墓志为我们展现了1700多年前士大夫豪族相互通婚的历史以及当时的人文志景。
《华芳墓志》
华芳（271—307年），平原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人。她的曾祖父是魏晋时期著名的“割席断交”之华歆。这方墓志由华芳的丈夫王浚亲自撰写，从墓志中可以看出：华芳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对音乐有见解，墓志中描述其“朗解五音”。据墓志描述，王浚还收藏有华芳生前的画像，还题有一些诗句，以表达对妻子的思念和深情，也就是墓志所说的“缱绻”。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逐渐风行，是现存历代石刻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类型。华芳墓志是北京继汉幽州书佐秦君石阙出土之后第二块古刻，通体没有一字泐损，如新刻成的一般。
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墓志铭是一种悼念性的文体，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志多用散文撰写，叙述逝者的姓名、籍贯、生平事略；铭则用韵文概括全篇，主要是对逝者一生的评价。但也有只有志或只有铭的。墓志铭通常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后一部分是“铭”，多用韵文，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赞颂。从《华芳墓志》通篇文字记述，洋洋洒洒近两千字，“志”与“铭”都具备，充分体现华芳丈夫王浚对妻子的哀思、怀念与歌颂，严格来说，这篇墓志完整名称应该为《王浚妻华芳墓志铭》（简称《华芳墓志铭》）。
书法至西晋成为最重要的艺术。晋武帝设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二人为标准。东汉末年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晋朝时期出现很多著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华芳墓志铭》通篇完整清晰，反映出西晋书法正处于承上启下的过渡风貌。
《爨宝子碑》
《爨宝子碑》刊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即义熙元年（405年），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清乾隆四十三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南70里扬旗田，后移至武侯祠，现存曲靖市第一中学“爨碑亭”内。《爨宝子碑》碑高190厘米，宽71厘米。碑文上部共13行，每行30字，下部刻题名一列13行，每行4字。碑文记录了墓主人爨宝子的生平及对墓主的赞美之辞。碑左下角刻有清咸丰二年曲靖知府邓尔恒的隶书跋文6行。此碑字体介于隶、楷之间，许多地方还保留着隶书的笔法和体式、如横画多作燕尾等，但很多地方则更近楷体，笔画质拙凝重，主用方笔，不少笔画呈方棱或锐角。字形或大或小，结字紧密但不类型化，变化比较丰富，整个看来显得端严高古。
内敛寓于奇倔
——《爨宝子碑》临习有感
胡秋萍
《爨宝子碑》记录了墓主人爨宝子的生平及对墓主的赞颂，碑文字体刚健古朴，用笔方正，反映了汉字由隶书向楷书演变的迹象，是汉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的珍贵资料，是碑版中少有的散淡奇绝的艺术风格，在书法史上享有较高的地位。书法史上常将此碑称为“小爨”，与南朝爨龙颜碑并称为“二爨”。
魏晋南北朝是书法史的一个高峰时期，其社会、文化、思想大融合大发展，并诞生了如张芝、崔瑗、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等书坛名家。而晋承袭曹魏“妄媚死者增长虚伪，而浪费资财，为害其烈”之禁碑旧习，故书学长于“帖脉”发展，所立碑版者为鲜。留存至今的晋碑更廖若晨星，愈显弥足珍贵，而《爨宝子碑》便是其一。
《爨宝子碑》介于楷隶之间，自成面貌。其用笔雄奇、结体沉着朴茂、字形开张活泼，以正造形，以方取意，不乏魏碑“刀斧”之险绝，以内敛深沉风格塑以其锋芒，耀其精神；其汉隶“燕尾”收笔，圭角挺拔上扬，似斗拱飞檐扑朔欲飞，庄重中透露着倔犟与动感，极富古典建筑美学意味。
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中评其为“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又云“朴厚古茂，奇态百出，与魏碑之《灵庙》《鞠彦云》皆在隶楷之间，可以考见变体源流”。“爨碑”较之《鲜于璜碑》《张迁碑》《封龙山颂》等缺乏均匀规整；较之《石门铭》《瘗鹤铭》《姚伯多造像》尚不足线条的开张灵动，但这丝毫不影响《爨宝子碑》金石满纸、气郁森森的独特书风，并一直深受书学者青睐。《爨宝子碑》结体扁方，内敛、奇绝，浑厚且苍茫，在临习时，贵在自然收放的情趣表达，应注重用笔墨再现碑刻刀锋之意，起笔收笔处多见方笔，撇奈中有隶书燕尾之趣。在近期所创作的八尺“流云素月联”作品时，参《爨宝子碑》笔意，浓墨为主、起收方正、字字独立，适量枯笔的运用，意在线条中挟以浑厚苍茫，不拘泥于成法，行笔中沉郁而不拘泥呆滞，尽量还原其内敛、奇倔的金石气象。
朴厚古茂，奇姿百出
——《爨宝子碑》印象
李妙染
《爨宝子碑》是书法史上的一朵奇葩，东晋沿魏制，实行碑禁，碑刻不多，且书风多为二王书法所引领，此碑与北魏书风相类似，这使我想到了吉林的好大王碑，刻碑比小爨晚了九年，风格也极为奇崛，两碑一南一北，一方一圆，双奇闪耀。因地域、时代、民族、人文而成为独特的碑学书风，而这种独特和个性，成为书法史上不可多得的宝藏。此碑方整沉劲，气势雄强，结体笔法稚拙奇巧，每出意外之趣，康有为先生评此碑：“端朴若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
任何一种新的风格的产生都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与地域，时风有很大的关联，小爨可谓是隶、魏渐变过程中的活化石，隶魏意味相互融合渗透，上承汉分，下启唐法，铸成了小爨石破天惊，独有奇特的风景。
学习此碑应该注意几点：一，横划末端都保留隶书向上拨挑的笔势，应引而不发。第二，结体扁方凝重，字体重心偏下。三，本碑刻痕极方劲尖锐，似是刻工所为，行笔时则不必刻意求拟，自然书写即可。四，本碑风格极为强烈，书写时应遗貌取神，贵在天真，或可更能透过刀锋体悟笔意。
《爨宝子碑》不仅是书学瑰宝更是文化经典，对它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期望我们不断去研究和发现，它带给我们的精彩也许更多。
《好大王碑》
《好大王碑》刊刻于东晋安帝义熙十年（414年），又称《广开土王境平安好大王碑》，属于隶书作品，现存于集安市太王乡大碑街。《好大王碑》由一块巨大的天然角砾凝灰岩石柱略加修琢而成，碑体呈方柱型，高6.39米，底宽在1.34—1.97米之间。四面环刻碑文。此碑是东晋时期高句丽第19代王谈德（374—413年）的记功碑。碑文叙述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和谈德的战功。此碑书法似隶似楷，有秦诏版遗意。方整纯厚，气静神凝，遒古朴茂，属笔势宽绰高美一宗。与东汉诸碑刻隶书相比，别具风格，故此碑名冠古今，为近代书坛所重。
高古异态冠古今
——《好大王碑》研究心得
叶欣
《好大王碑》是从隶书向楷书过渡时期的书体，这个时期的楷法还没有完全从隶书中脱胎出来，而是含蓄的孕育其中，因此，其书法既有天然稚拙之趣，又有摩崖刻石的浑厚苍茫之感。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宝南第九》中说《好太王碑》“高古有异态”“其高美已冠古今”，给其以极高的评价。
《好大王碑》用凝灰岩粗略修凿而成，经过岁月的剥蚀，本就磨损严重，加之后来为了看清碑文，用火烧碑身上的苔藓，造成很多更进一步的损坏，有150字因磨损不可识。因此，选择好的版本研习，才能更好的透过拓片上每一笔的细节，揣摩出书写者的用笔方法。
《好大王碑》虽然没有东汉标准隶书的“蚕头雁尾”，但是，无论是用笔，还是结体，相对于楷书而言，其更接近于隶书。
《好大王碑》
孙过庭《书谱》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一语道破书法用笔的真谛。篆隶楷缺少了行草书笔意，就很容易写得呆板，难以抒发书写者的“性情”。《好大王碑》就是以篆隶笔势，糅以行草笔意而书之，形断意连，相互照应成趣，使其在沉着厚重中寓有灵动之态。如“逰”字和“遣”字的“辶”，完全是用的草书笔法；将黄庭坚和赵之谦，以及《好大王碑》的“上”字进行比较，不难发现，其运笔方法是完全一致的，正所谓赵子昂说的那句著名的话：“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变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
《好大王碑》
《好大王碑》的结体总体上是中间疏朗空灵，字形变化丰富多彩, 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有平正者，如“而”字；有欹斜者，如“永”字；有些字的结构独特，如“帝”字和“扫”字的下半部，反映出其明显的审美特征。“扌”“刂”“可”“寸”字的“竖钩”处不用勾画；笔画多的偏旁部首反倒比笔画少的写得大，如正面第三行的“城”字；有些字的各个偏旁部首大小比例极为夸张，如“服”字左边的“月”字特别的大，而“烟”字左边的“火”字又特别的小；有的字左右结构大小变化不寻常规，多出奇想，如“破”字和“教”字；有的字部首间错位明显，左高右低者，如 “残”“旋”；左低右高者，如“数”字；上下结构的字，有上大下小者，如 “基”字；有下大上小者，如“看”字；书法的第一要诀就是“取象”，“家”字最后两笔写得特别小，就象“豕”的小尾巴；有的甚至直接使用草书的结字，如“开”字。
《好大王碑》
《好大王碑》的章法虽有行有列，但随势错落，字与字的间距有极密者,亦有极疏者；有的字笔划多的反而写得小，笔划少的反而写得大；奇趣横生。看似平稳变化不大，实则跌宕起伏，稚拙肆意。
《好大王碑》古朴茂密，雄沉深厚，瑰奇伟岸，浑穆纯厚，大气磅礴，是研究中国书法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